从俞可平认为“政府须退出许多管理领域”看程恩富同志剖析“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意义

按：本贴由俞可平与程恩富两方面的观点构成。

俞可平：公民社会在中国迅速崛起
政府须退出许多管理领域

《联合早报》
● 于泽远（北京）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官方媒体上发表文章，指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政府必须革新社会管理体制，退出许多管理领域。

　　俞可平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周刊上发表文章透露，截至2006年12月底，官方统计的中国各类民间组织约32万多个，但不少学者估计各类民间组织已多达300万个左右。

　　他说，中国以民间组织、中介组织、行业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开始形成；传统的单位制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户籍制度开始变动，流动人口迅速增加，大量新的社会事务开始产生，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需要建立和健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

　　他认为，公民社会的出现将促使政府从许多经济领域和基层乡村领域退出，这些领域不应再是政府的直接治理，而是社会的治理。

　　但社会管理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被人关注。1949年中共建国后，实行高度一元化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国家与社会不分、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分。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一元化领导的社会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和政府之间开始逐渐分开，行政管理便应运而生；政府和企业逐渐分开，工商管理也随之兴起。现在，以民间组织、中介组织、行业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也终于开始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大量新的社会事务开始产生。

　　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如信访问题、“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固定收入）”农民、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城市地摊、环境污染、物业纠纷等等。官方原来的管理制度已经难以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制订和修正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建立和健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

应建立社会管理新体制

俞可平认为，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因为社会自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社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基础。政府应该为公民社会的自治提供制度环境。
　　今年48岁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台湾、美国、德国的大学任客座教授。他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民主模式和公民社会制度。他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从中共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北京观察人士指出，有胡锦涛“文胆”之称的俞可平近来不仅频频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摇旗呐喊，甚至公然喊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类“离经叛道”的口号，显然是在为中共十七大推进政治改革造势。

而程恩富同志在剖析新自由主义中的“反对国家调控，主张市场万能，神化市场”和“私有产权神化，反对公有制”中指出：

程恩富同志首先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就是以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提到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从四个基本方面的内容分析：
1、反对国家调控，主张市场万能，神化市场。
程恩富同志指出，这个是亚当•斯密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守夜人”政府观点的延续。亚当•斯密这一观点的目的和结果是一致的——即政府不管的事情，最后被私人垄断资本家接管，造成一种“民主”假象的新型独裁。这种独裁，是由资本家通过控制市场、控制竞选而实现的。
程恩富同志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指出“日本实质上是由十几家大公司管理的”，并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美国则是由几十个白人管理的”、看上去的“民主”国家——这种被私人垄断资本家控制的局面是“守夜人”政府观点的最终局面。
由于如此，新自由主义是目前全世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党派在内的所有左翼政党一致批评的政治思潮。
2、私有产权神化，反对公有制。
程恩富同志指出，神化私有产权，认为私有产权可以提高效率的观点本身是违反常识的——如私有产权可以提高效率，则管理学完全没有必要存在。
俄罗斯改革的主导人物盖达尔明确指出：“搞私有化的政治目的是主要的，而经济目的是次要的……关键在于破坏共产党的经济基础。”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给俄罗斯带来严重恶果，而之所以没有被制止则是因为俄罗斯的所谓改革派在利用私有化改革的过程中控制了媒体舆论掩盖了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