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年事已高的茅于轼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便在其《八十回望》新书发布会上大发怪论，借题发挥。他把自己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旧社会20年，新中国成立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他这样划分用心良苦，目的是可以借机美化旧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攻击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歪曲改革开放的初衷，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共反人民、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嘴脸！　　

一、无视历史事实，美化旧社会。茅于轼生于1929年。从1929年到1949年的20年，中国人民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军阀混战，战火纷飞，物质匮缺，民不聊生的年代，是广大人民群众不堪回首的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暗无天日的统治下，内有地主和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 对外，任由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烧、杀、抢，百般蹂躏贫民百姓，中国人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么一段残酷的历史事实，却被茅于轼美化为“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时代”。就连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掠夺财富的国耻也被颠倒为“是一个资本主义在中国半殖民地社会中间成长的时代”。那时，在国统区，通货膨胀已到了惊人地步。国民党政府为摆脱内外交困境地，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把劳动人民推入极端痛苦和贫困的火坑里。可茅于轼颠倒黑白，极力粉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市场价格，说是“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价格系统”、“在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政府干预很少，所以价格是正常的”。照茅于轼的话说，“我们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价格是否扭曲。”那么，“那个时候”的价格是否扭曲了呢？！请看历史事实：从1937年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纸币发行额增加了1400多亿倍，当时的市场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根据当时统计，1937年的100元伪法币的购买力等于2头牛，到　1948年8月19日　只值3粒大米了！而作为“经济专家”的茅于轼，难道还不懂得 这一历史事实吗？！ 　　

二、恶毒丑化新中国。毛泽东同志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毫不奇怪，茅于轼生于旧社会，乐于旧社会，更主要是依恋私有制，所以他痛恨新中国社会主义，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右派分子。在他人生八十年里，无时不在反共反毛反人民。他也清醒地知道，要复辟资本主义，就要依仗西方主子的力量，就要当洋奴才；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首先要销毁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而要达此目的，必须揪住“文革”谩骂、污蔑毛泽东。因而他不择手段处处在恶毒攻击、丑化“文革”，借以歪曲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这一次，他更加露骨攻击、诽谤新中国初期“30年搞阶级斗争，把国家搞惨了”， “这30年阶级斗争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使得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肆无忌惮，公开恶毒攻击新中国建国初期30年的巨大成就。毛泽东同志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茅于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憎恨毛泽东思想，必然仇视劳动人民，又何以大言不惭地说“要为穷人办事”！这岂不是自我解嘲！　　

三、对改革开放心怀叵测。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全国人民走上富裕的道路。而茅于轼“把它说成忙赚钱，大家忙着赚钱”，“所以中国完全变了一个国家”。但是，令他不尽其意、耿耿于怀的是，中国改革30年尚未全盘西化，这是他最最痛心的伤疤。这次，他说：“中国这个市场国家与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别的国家市场经济都是在民主、政治、人权保障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就是人的财产有保障，人的行动有自由，生命不会被残害，然后有交换，然后发展出规则，然后确立市场制度。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至今还没有把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全套搬回来！当前，由于西方国家的渗透干扰，以及国内如茅于轼之类精英遥相呼应，互动作用，导致国家面临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诸多矛盾和困难，特别是贫富差距过大的突出问题。而茅于轼特别卖力叫喊“政府土地垄断”、“房价扭曲”、“贫富差距”，似乎在为民请命，实际上是一边趁机向党和国家发难，一边在为富人说话，其用心在于实现他的终极目标——全盘西化！　　

伟人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曲折漫长，只要坚持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民的！在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面前，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茅于轼之流的精英们已惶惶不可终日，正如茅的自白：“我现在（对未来）越来越感觉非常没把握”， “老天爷保佑吧！”真可谓：色厉内荏，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