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蒙汗药配方和黑帮利益考量
蒙汗药的配方和黑帮利益考量
苏中杰
面对茅于轼的胡话,有人说茅于轼老糊涂了,这种看法很不对。人家茅于轼脑子清楚得很,什么都明白,对社会,特别是官商运作,他心里是透亮透亮的。他很明白,当然也很精明,比如他在其《帕累托改进及社会现实价值》中反对搞经济适用房,目的虽然不对,但从他能列举的理由看,就说明他根本不糊涂。他列举的理由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房价成本中的材料和工钱是不能降的,要降价,就得降土地价格。
2、怎样降低土地价格呢?是“政府从农民手里头用强制手段,低价拿他的地”。
3、受损害的是农民。
4、经济适用房卖给有权有势的人,加剧了腐败。
5、“强制”和“腐败”都是政府干的。
大家看,茅于轼脑子多清楚!——他知道政府是能搞强制和腐败的,而且损害老百姓!
——这是个总条件,总背景,总气候。可以说,只要它存在着,你是摆脱不了的。但是,就在那篇文章中,谈卖公产问题时,这个总条件总背景突然消失了,一下子变成艳阳天了!
全民企业不改是不行了,他说,“怎么改呢?把国企卖掉,变成民营企业。损害人了没有,损害人了。这些国企干部下岗了。但对社会好不好?对社会非常好。”“这不是帕累托改进。但是它在我看来,确实有它的好处。”他对此大加赞扬,说这是专政的好处。
卖公产是谁在操作?是政府。政府可以在经济适用房方面搞腐败,难道不可能在卖公产中搞腐败?政府可以在征地过程中搞强制,难道不会在卖公产过程中搞强制?政府可以在经济适用房方面损害人民利益,难道不会在卖公产中损害人民利益?政府可以把经济适用房卖给有钱的人,难道不会把公产“卖给”官员或其妻子儿女和亲戚?事实说明,所谓的“产权改革”,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以权盗窃。价值几亿的公产,只卖几千万是常有的事,而且是空手套白狼——先拿公产抵押贷款,然后再“买”。而且全是强制性的,作为企业的“主人”——工人,是当不了家的,反对卖公产不行的,再反对,就把你抓起来。几乎所有的公产,都是这样进入黑洞的。而能这样鲸吞公产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国人心里都明白。至于哪些人受害,并不像茅于轼说的是“国企干部下岗”,国企干部中的大部分人,不但没下岗,而且是分赃者。真正下岗的,是千千万万普通职员和工人。为此而投河的,上吊的,服毒的,靠卖淫为生的,儿女失学的,流落街头的,上访而被抓的,有多少人啊!人间多少血泪,是因为公企私吞而造成的!人间多少大悲大苦,大灾大难,是因为公产进入黑洞酿就的!
这一切,精明的茅于轼不是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在谈论卖国产问题上不把这些罪恶都亮出来呢?因为他要肯定“国师”出的主意——“领导层收购”的合理性,肯定权贵盗窃的正确性。为此,要达到麻痹老百姓之目的,就要制造蒙汗药了。但是,卖公产中的政府操控,官员当“买主”,腐败丛生,黑箱作业,职工的血泪史,不是蒙汗药里应有成分,加入进去,就变成清醒剂,而不是蒙汗药了。所以,茅于轼绝对不会把这些成分加进去的。
但是,为什么在经济适用房问题上,茅于轼要谈“强制”啊,“腐败”啊,损害人民利益啊,而且还上升到公正与否的高度呢?这是为了房产商的利益而造蒙汗药的需要。茅于轼的许多言论是为房产商造蒙汗药的,而这一剂蒙汗药里面,正需要反腐败,求公正这样的成分,而且反腐败,求公正的言说越漂亮,越能煽情,蒙汗药的效力就越高。
谁都知道,房产商在中国是黑帮化了的,是官商一体的,在低买高卖、强行征地,动用武装过程中,操作是见不得人的,手段是暴烈而残忍的,滔天之罪,磬竹难书。暴利助长了惊天的高房价,百姓怨声载道。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政府搞经济适用房,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为了缓解社会压力。但是,这一不得已之计,必然降低周边的房价。总和政府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房产商,不理解自己合作伙伴的一时策略,只从其利益出发,就要坚决反对了。但他们不能直接出面,就要借用舆论力量。为了让大家都说经济适用房不好,就需要造蒙汗药。
那些漂亮而煽情的话,在茅于轼用来麻痹卖公产问题的蒙汗药里,是根本不能用的,而在麻痹经济适用房问题这剂蒙汗药里,却是主要成分,当然不能去掉了,而且要加大份量。不但如此,茅于轼还对主要成分“腐败”,进行了特别加工——排除了里面本有的两个问题:
1、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是“强制”征收来的,难道非经济适用房是农民自愿“卖”的吗?
2、高房价因素不光有土地价格,而且有垄断造成的暴利。比如上海那座倒掉的楼,售价14000元,而含土地在内的成本不足4000元,房商每平净获暴利10000元。
中国的房商,每个毛孔都冒着血污,这是千万不能说的!
该加大份量的,加大份量,该排除的排除,茅于轼这的这剂蒙汗药,可谓是“采用高新技术,精制而成”。
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经济适用房该不该建,公产该不该卖,而在于全过程如何运作。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把规范性运作也要考虑进去。这些规范性运作,实际上就是渗透到经济措施里面的民主监督。这叫在经济运作中发展民主,用民主保障经济发展。这正如医生开刀,把人家肚子划开后,会不会出血,割下来的器官往哪儿放,都是要事先想好的。如果血无法止住,器官被他人偷走了,还不负责任,并说我的责任只是把肚子划破,那么,叫他盗窃人体器官的同谋犯好了,还叫医生吗?
茅于轼的两剂蒙汗药,都在麻痹人们的意识,让人们不要识破“盗窃人体器官的同谋犯”。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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