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主席关于文艺和闹事问题的讲话　　

——读何新《为中国声辩--关于社会安定与文艺政策的建议》　　

注：虽是老文，但既然仍然公开给大家读，并且仍然有“时代价值”，因此也就读读。　　

　　

关于社会安定与文艺政策的建议

　　

一、控制社会要有法　　

当前国内局面，大局虽平静，但深厚的矛盾和问题非常复杂。许多事情需要未雨绸缪，及早预料和防范，从而做到有备无患。比如最近的xx事件，就成为一个国际上的话柄（参看美国记者与我的谈话）。我认为安全部门对此处理有所失当。关键在于国家现行法律并没有为公安、安全部门处理此类事提供必要的法律和法理根据。所以临事则师出无名，而名不正则言不顺。其实这类事如在日本或美国发生，将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治安行政问题。可以轻易地根据若干治安条例（如妨碍国务、公务或治安理由等等），依法拘留当事人若干天，而后处以罚金释放结案。在中国，却竟将此事闹成一场轩然大波，并且最后让当事人得意洋洋地以政治胜利者的凯旋姿态，在国际舆论注目下耀武扬威地出境。这些做法既暴露了有关部门的临变无能，也反应了国家在政治上的软弱，同时也暴露了我国法制仍然很不健全。这些漏洞如不及早修补，今后必还会重演，而且也许愈演愈烈，后果堪忧（此事发生，说明有关部门未总结布什访华时方励之赴宴事件教训）。　　

西方一些国家（如英美）标榜法制国家，法律多而条文苛，以致典律烦乱甚至自相矛盾，许多时候判案不得不援引具体案例。此事我研究西方现代史时曾思之良久，最近方悟出其这样搞是有道理的，也恰是其制度运作的巧妙之处。法律繁苛，故一旦有事需要时，即可有各种不同典律方便援引。法律复杂而不乏矛盾抵牾，故法官在裁决时又可临事见机而选择，即根据当时情况和需要，审时度势地调整判决，而不必过于拘泥死条文。此外，必要时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治安问题，也是西方国家控制社会的巧妙办法之一。中国一些知识分子言必推崇西方法制国家，但对西方控制社会矛盾、稳定政权和制度的这些微妙运用之处，却似乎完全缺乏了解。　　

（由自如风注：何新对〖我国法制仍然很不健全〗的健全法制，依法治国的建议，就是这个〖法律复杂而不乏矛盾抵牾〗以便宜行事的〖西方国家控制社会的巧妙办法之一〗？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是敌我矛盾的关系，以至于需要“法不明则威”的办法管理社会？）　　

　　

二、中国外交不宜过于注重意识形态　　

前不久，《纽约时报》驻京社长纪思道请我吃午饭，曾谈及中美关系。他说，虽然现在中国外交已宣布不注重意识形态，但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并不会改变。现在是美国外交很注重意识形态问题。与他谈后，我的总印象是，布什的对华政策目前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而美国国会方面，已基本相信那些中国流亡分子组织的游说团体的宣传，深信中国近几年内必将会发生变乱。因此美国已倾向于选择不断施加压力，强化经济封锁，以制造经济困难促中国及早变乱的方针。（由自如风注：那几个“中国流亡分子组织的游说团体”这么厉害、连美国的对华政策大方向都给“改坏了”？）　　

我认识的若干倾向我国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则常反映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内和在外的某些宣传机构负责人，本身并不认同中央1989平乱方针，甚至有媚敌亲外的倾向，以至故意不配合国家政策（例如，据说在美国有一家我国作背景、给予补贴的华语电视，主要时间经常播的是《河殇》和香港庸俗肥皂剧）。一是宣传内容僵化，宣传不看对象，多讲套话，缺少新鲜性，生动性。外国人一不爱听，二不爱看，三不相信。　　

结果，第一我们无法使美国和外国人相信中国高层是团结统一和政治稳定的；第二我们无法使美国及外国人相信，中国在今后5至10年内不会发生动乱和社会崩溃。这两条不相信，均从深刻意义上影响着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由自如风注：“友邦惊诧”后果这么严重？它们信不信我国动乱与否有什么关系？它们闹不明白中国的事情不是更好么，它们不知“彼”，而我们知它们的情况下，政治经济斗争应该我国无往不胜才对。）在这方面，也绝不能低估包括《镜报月刊》在内的香港伪装支持改革的刊物和《争鸣》一类政治谣言刊物，给外国人造成的政治舆论影响。事实上，西方不少人把它们看作观察中国政情的重要消息来源，并不自觉地被这些刊物制造的舆论洗脑和导向。特别是在所谓“两派斗争”问题上。（由自如风注：共产党治下的国家纵容用造谣污蔑的办法来挖共产党祖坟的报刊而毫无驳斥，这不是准确的〖中国政情的重要消息来源〗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形势是有转机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只是领导人应该做到政治上耳聪、目明、心定。应审忠奸，辩贤愚。但是我冷眼观察一些世事，有时却不免有是非难辨的感叹。（由自如风注：官吏选拔又不用“依法治国”了，而只要领导人足够英明就好？）　　

就我个人来说，我这几年发表的一些经济政治见解，在国内和香港常常成为被围攻的众矢之的。只是我的看法虽然常常与国内大多数理论家相反，但事后却常常被发展所印证。　　

坦率说，我也不同意文艺界有些领导同志（特别是一些年轻“左派”理论家）那种自我封闭，似乎唯我独“革”的另一种做法。……　　

（由自如风注：总体来说，〖美国外交很注重意识形态问题〗、〖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不得力……在内和在外的某些宣传机构负责人……甚至有媚敌亲外的倾向〗——这些论证如何能得到〖中国外交不宜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结论？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三、国家文艺的管理问题　　

我认为，在一个现代观念的社会中，国家管理文艺的根本关注点应当有三条，即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凡不利于此的，国家有必要干预。但除此三点，则舆论、理论固然应当有导向，但不宜勉强。　　

所以我认为，治理文艺的方法应当根据文艺自身规律，而不宜搞“革命大批判”，否则徒增群众反感而收不到稳定国家大局的实效。（由自如风注：什么“群众”反感？文艺各自搞，批判各自搞，就不稳定了？）管理的办法，要塞流但是不要防川。塞流，即限制公开传播，防止足以煽动政治动乱和导致社会不安的舆论以文艺的形式广泛传播。（由自如风注：塞得住么？这样的“文艺”开展一下“革命大批判”行不行、有没有效果？）例如号称法制模范的香港，于1987年3月31日立法局通过《公安修订条例》，规定“任何人不能在报刊发表可能引起舆论恐慌或搅乱公安的虚假消息”。这就是限制不利社会公安之舆论的传播。即使最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百科全书》在“新闻自由”的定义中亦称：　　

“新闻自由并非绝对的，当违反保障他人权利的法律或国家安全与社会道德时，它都在受限制之列。”　　

所谓不防川，是指“防民之口，难于防川”。故我又认为，意识形态管理不宜将重点放在禁制人们思想，限制人们、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上。因为实际上，除了搞法西斯主义（即“全面专政”）（由自如风注：“全面专政”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是铁板一块的中国共产党搞的、责任在党中央的“法西斯主义”？）以外，任何国家机器都不可能作到强行约束和统一社会的整个思想和舆论。（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尚不能做到这一点，目前就更做不到）所以，实施舆论导向和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试图以“大批判”统一思想、钳制舆论，则是缺乏远见，只会增加社会上的抗拒阻力，事实上也是很难获成效的。　　

然而。若文艺、新闻及传播媒介放任自流，则天下必大乱。在社会矛盾复杂，前景多变的动荡时期，在社会进行体制改革和转换的时期，更是如此。这已经有了苏联和东欧的前车之鉴。因此建议国家应当制订、建立一些管理传播媒介（如电视、新闻、报刊）的规章条例，这种管理，也包括行政部门的必要干涉。但是，行政机构和宣传控制部门应该依条例治理和整顿，方能做到名正言顺。　　

我个人认为，管理文艺重点应放在管理和控制社会传播工具上——这些传播媒介既然都是国家出钱办的，则作为“法人”和“所有者”，国家当然有权为保护国家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加以控制、监督、管理，有权要求其代理人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否则即解职辞退）。（由自如风注：“这些传播媒介”不是国家出钱，国家就无权管理它们了？国家管理它们的法理依据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文艺就应该批判直至封杀。就是毛主席的讲话【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凡因政治原因解雇的，于同行业内不许转门录用（据说日本就是用这个办法控制其报刊政治言论的）。　　

现在的做法有时是批得言，但用得宽。其结果是批判反而成为树立对立面（即树立不同政见头面人物）的最好办法。愈批名望愈高，影响力反而愈大，舆论上人心愈散，因而小捣乱则不断。　　

我个人认为，目前对文艺的领导方针在有些方面似有所不明确，方法也不尽得宜。长此以往，潜在的发展趋势，是不利国家长治久安，也不利于坚持改革开放。　　

文艺安定健康，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发表以上为局外人旁观的一些议论，目的仅仅是希望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安定团结。以上谬陈所虑，或系无知妄言。必多有荒谬，敬请海涵。　　

又：今晚看了北京电视台放映意大利、美国合拍的片名《末代皇帝》。此片子艺术水准确实很高，演员表演、道具、摄影水准之高，均堪称上乘。但影片的政治导向却巧妙已极——我看后发现，本片的主题实际是要颂扬西方殖民主义精神（影片以庄士敦作为施教于中国人的西方文明导师和道德象征）、颂扬西方文明，以居高临下的政治和文化态度，嘲讽中国人的落后、野蛮、封闭；兼暗示中国的百年革命，不过是不断以新皇朝取代旧皇朝。因此，尽管此片艺术水准甚高，在现在形势下传播宣传西方此类主题思想的作品，不知意义何在呢？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的。（由自如风注：在89后是形势下不宜传播〖颂扬西方殖民民主义精神〗、〖颂扬西方文明〗〖暗示中国的百年革命，不过是不断以新皇朝取代旧皇朝〗的中外作品，难道别的任何时候的形势就可以传播？比如赵无眠鼓吹日本侵略有功的《百年功罪》，《国家历史》丁三歪曲共产党的《少年中国》，鼓吹殖民有功于印第安民族的《启示录》，说共产党用童子军是恐怖主义分子的《黄石的孩子》，以及一帮“清史专家”的胡说八道，等等？）　　

1991.12.4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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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注：摘录几段毛主席的讲话。看看何新讲了这么些自相矛盾的治标废话，有没有一点精神？哪些话的发明权能全算到他头上？哪些话比他讲话时还早三十多年的毛主席的话更高明，更能实行一些？那些建议还真实行了，直至现在？何新说“全面专政”是搞法西斯主义，那毛主席说的“专政”，属于什么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是瞎搞，那文革以前中国没有乱的1957年经验——根本就不在乎“友邦惊诧”，不在乎“美国和外国人”相信什么——应该是值得借鉴的吧？那个时候已经提“大民主”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　　

　　

二、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第三点，国际问题。……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第五点，闹事问题。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　　

要精简机构。……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由自如风注：中国在1957年就有足够的法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付帝国主义侵略与和演攻势、打击国民党余孽的反革命破坏、团结进步知识分子、改造对人民没有感情的落后知识分子、孤立媚敌亲外的反动知识分子、打击投敌卖国的败类知识分子——还需要什么样的“完善法制”？非要“完善法制”至何新给某人建议的西方法律的好处，就是法律繁杂而自相矛盾，则统治者回旋余地就大，就有足够多的“法制”和“民主”对付“一旦有事”？——那立法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毛主席号召全党“照辩证法办事”，这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关于社会安定与文艺政策的建议》按照了什么辩证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