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陈绪国

据报道，最近有两单跨国投资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单是中国铝业公司投资世界矿业巨头力拓195亿美元的交易，历经半年之后黯然出局。中国得到1.95亿美元的“分手费”，甚至还不够中铝为这宗交易所花的财务费用。另一单是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通用汽车旗下的悍马品牌，美国政商两界却一反常态，都为这宗购并极尽溢美之辞。

别以为，西方国家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家，就不要政治干预和政府干预了；别以为西方国家的对外开放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别以为西方国家对外开放的理念就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别以为西方国家的对外开放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眉毛胡子一把抓；另以为中国加入WTO了，就成为“一家人”里外都是人了；另以为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将近8000亿美元的国债，解决了燃眉之急，西方国家就对于中国很客气、很友善了；别以为亚太峰会、G8峰会和欧洲峰会让中国领导人去露个脸，就把中国人很当人了；别以为……

总之，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国家吹捧中国，是为了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捧死；西方国家污蔑中国，是为了将中国的对外开放骂死；西方国家封锁中国，是为了将中国的对外开放封死；西方国家围追堵截中国，是为了将中国的对外开放堵死；西方国家渗透中国，是为了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溺死；西方国家分裂中国，是为了将中国的对外开放辟死……

与西方国家“安内而攘外”的对外开放战略相比，中国的对外开放却是完全相反的：“安外而攘内”。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仅举几例。

一、中国的矿产资源对外开放不设防

中国的矿产资源的对外搞活不设防、对外开放不设防，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特色当局通过立法，开放了矿产资源的勘探权和开采权，为中国的权贵资本和外国资本掠夺开采中国境内各种矿产资源开了绿灯。

矿产资源资改化、私有化、自由化以后，官煤勾结、血腥煤矿的报道不绝于耳。其中，为争夺煤矿开采权，曾经发生一起亿万富翁杀死亿万富翁的血案。

2005年4月29日，包头市金基伟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锦新在唐人街酒吧被人砍伤致死。周锦新原为从事钢材生意的老板。2003年周锦新通过关系，拿到了鄂尔多斯鄂克旗棋盘井镇一块面积12平方公里、探明储量1.2亿吨的煤田。他找到了有“上层关系”香港籍的温州人林平及林伟、张国杰合作，并提出先期费用由他垫付。其中的矛盾在于，以周锦新为法人代表的包头市金基伟业贸易有限公司曾经出资、以包头市中税华通科技有限公司名义申请办理棋盘井煤田开采权证。但林平等瞒着周锦新开设了包头市中税华通棋盘井矿业分公司。2005年初，神华集团开始收购内蒙古乌海地区的煤炭资源，周锦新等人的煤田也被列入收购范围。如果卖掉棋盘井煤田开采手续，即可得到近3亿元现金。林平想通过出卖煤矿独吞这笔钱，周锦新拿着开采证不放，于是，就发生亿万富翁谋杀亿万富翁的血案。（广州日报2005-10-31A5版）

1987年9月10日，中国当时最大的中外合作经营项目——中日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经邓小平批准，举行投产典礼（《中国20世纪大事概观》第718页）。此事件距离《矿产资源法》出台1年半时间。

《经济危机大揭秘》第531页披露：“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世界各国对黄金储备和黄金矿产像保护眼珠子一样爱护的情况下，2003年，有关部门居然出台了对外资开放内地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矿产的政策，允许外国资本参股和控股中国的黄金矿产，结果中国的大型金矿受到了国际资本大量收购。”

“总储量可能超过300吨的云南东川博卡金矿，以及探明储量超过100吨，曾号称‘亚洲最大金矿’的亚洲烂泥金矿，开采权也为外资所控股。”

“这种一国最重要的金融战略资产——金矿被外资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绝对控股，这在国际上都是骇人听闻的。本质上，这相当于一个人把家里最重要的保险箱的钥匙廉价卖给了外国人。”

星岛环球网2009-5-7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稀土盲目开发再过几十就没了》，讲到“当今世界，每6项新技术的发明，应有一项离不开稀土。稀土是21世纪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稀土占据着众多的世界第一，其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53.5%。但中国稀土却存在无序开发现象，估计‘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就会成为稀土小国甚至是无稀土的国家。”该网站援引《中国商报》的消息，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的话说“可中国在拥有对稀土资源垄断性控制的同时，却完全不具有定价权，稀土价格长期低位徘徊（笔者按：1公斤稀土的价格相当于1公斤大米的价钱，甚至更低）。一拥而上的盲目开发和利用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以下还有段文字，请仔细看：

　据周洪宇代表提供的资料，二十多年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廉价稀土作为自己的战略储备。以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起家的日本和韩国由于其自身资源短缺，对稀土的依赖不言而喻。中国出口量的近70%都去了这两个国家。至于稀土储量世界第二的美国，早早便封存了国内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钼的生产也已停止，转而每年从中国大量进口。西欧国家储量本就不多，就更加珍爱本国稀土资源，也是中国稀土重要用户。发达国家的贪婪表现在，除了生产所需，它们不但通过政府拨款超额购进，存储在各自国家的仓库中——这种做法，日美韩等国行之有年；除了购买，还通过投资等方式规避中国法律，参与稀土开发。而中国宝贵的稀土资源则由于无序竞争，竞相压价出口，产量变得日趋减少。

如果说，以上事件样样令人发指的话，那么，中国贱卖国有银行给国际金融更加不可思议。

二、中国的金融机构对外开放不设防

2006年初，一场“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被贱卖”的争论，将“郎顾之争”推向高潮。

为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2005年，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纷纷“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此对外开放“战略”中，是否过于大胆，是否会危及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姑且不说，单单就其交易过程就非常耐人寻味。

2004年，交通银行引进汇丰银行投资，获得86%的资产溢价。尽管如此，有人仍然认为不该卖，认为出卖银行等于出卖命根子。

可是，更加令人愤青的是，以上最大三大银行所出卖的价钱竟然比交通银行低得太多，太离谱。2005年，建行股权转让却只获得17%的净资产溢价；中行获得的溢价更低，只有10%，而对于工行的股权转让也只有15%的溢价预期。美国银行作为首个境外战略物资者，以25亿美元获得了建行近10%的股权，花旗、苏格兰银行也以相对较低的出资，获得了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部分股权。（南方都市报2006-1-3C04版）

中国的金融机构贱卖一刻也没有收敛，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所涉及的风险范围也越来越大。

远的不说，就说近两年的事情。笔者曾经转引过武建东的一篇文章，那里面讲了中国在海外的股票投资的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用这一笔钱，可以建造100艘航母。摘编如下：

近期国际金融界流传一则议论，认为世界银行请了中国人做首席经济学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传统上由欧洲人担当总管的机构也将邀请中国人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显然，这两个组织的目的不在于请什么中国人出山任职，而意在让中国为全球经济复兴出钱、出力。

　　由此也引发了国际上对中国管理外汇储备能力的讨论，实际上，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股票的规模，美国政府的网站有所披露。据此，3月16日，位于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经济学家Brad Setser有保留地“测算”，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外股票投资损失可能已超过8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50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9年中央财政的科技投入（1461亿元）的三倍多，这个钱也可以为中国制造100艘航母，还足以使一个中等的欧洲国家破产。倘若如此巨大的一个舰队损失了，一定会引发举国讨论，一定会写进世界历史。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危机损失，欧美国家比我们的损失还大。

笔者在上述文章作了按语，也提到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损失：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官方、军方代表提出了“中国要建造航母”，这当然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可是，在大会上，没有人敢提中国有关金融机构海外股票的不当投资，已经损失了100艘航母。除了股票投资损失惨重以外，还有其他的大量损失。也就是说，总的损失远远不止100艘航母那么简单。

如中国中铁爆出近20亿汇兑损失，中信泰富爆出155亿澳元汇兑损失，中国远洋在FFA（远期运费协议）上的投资亏损拨备高达50多亿元，中国国航和东方航空在航油套保上的亏损分别高达68亿元和62亿元。而所有这些，还是去年第三季度的情况……

另外，中国官方持有美国将近8000亿美元的国债，也有可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据说，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的利率仅为3.5%。而在前几年不到三年时间内，美元汇兑人民币缩水20%以上。仅此一项，中国政府的经济损失估计高达1600多亿美元，相当于200艘航空母舰的损失。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建造那怕是一艘航空母舰！

还有一个导致中国巨额经济损失的地方，是1.75万亿美元的外汇热钱流入中国，导致中国股市蒸发量高达30万亿人民币。美元在美国的存款利率是2%，而在中国是4%，1.75万亿美元存入中国的商业银行1年，就从中刮走了600亿美元！

中国在金融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失败的例子很多，无法一一列举。有的外国金融机构在与中国金融业合作时，仅仅在一周之内，买进又卖出中国某国有银行的股票，一下子就赚了2000亿元人民币。

三、中国对于无良虚假外资企业不设防

有资料显示，在《企业所得税》颁布之前，此类企业甚多。仅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此类企业就有20万户。

许多国内民企跑到国外设立“壳公司”，再设法将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其中，摇身一变为“境外企业”，再以“外资企业”身份杀个回马枪，选择最有利的地区、最有利的时机，回大陆进行投资。其目的，就是为了享受外资企业的特权待遇，如“免二减三”式的税收政策待遇、信贷政策待遇、产业政策待遇等等。

利用变性手术、改头换面的拙劣办法进行虚假包装，挤出了招商引资的泡沫，带来了隐性的大量的税收损失，加剧了企业不公平竞争状态。08年之前，此类民企的假外资，占到了国内引进外资的三分之一强。

上述无良虚假外资企业，除了无良外资企业的四种负作用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比无良外资企业更加无良。

那些无良的外资企业，多少会向中国投资了一些本钱，对于中国的商品经济多少有点帮助作用。然而，那些虚假无良外资企业，简直是坏事做绝了！

四、中国对于无良外资企业不设防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资金短缺得非常伤心。于是乎，通过资改方案，东西南北中大家一齐来招商引资。所招来的“天山下的来客”，都被奉为座上宾，唯恐有半点不敬。渐渐地，外资企业店大欺主，中国对于外资企业也不设防。

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达25万家，但亏损面竟然高达51%。经营起来红红火火，账面上年年亏损，真是咄咄怪事。税务机关的调查表明，所谓的亏损企业，除小部分属于经营性亏损以外，虚亏避税是主流。

揭开西洋画皮，撤开西洋镜，就可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一些外企搞的“两头在外”的作业模式，原材料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海外关联企业。进口的一头买的是低价报的是高价，出口的一头又以低于国际市场价的价格贱卖。另外，所有的进口设备与技术，都是以天价报价的，所有的外企高管都是以天价薪酬、很大的股份出现的，同样以账面资本冲销了实际利润，炮制了“虚亏”的迷魂阵。

为什么说以上企业，是中国境内有史以来最牛、最无良的企业？

一是，税收流失无法估量，危害性最大。

我国每年的GDP构成，4万多亿美元中，约有1.8万亿美元属于外资企业创造的，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如果超过51%的外企亏损，意味着超过9000亿美元的产值没有给予国民任何益处。在统一企业税收政策之前，外企均享受了“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即开业二年全免企业所得税，开业第三年至第五年按50%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这已经是很不错了。但他们还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经济学家胡鞍钢说过，90年代以来的因腐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万亿元。腐败类型有四种：一种是税收流失性腐败，每年约5700亿至6800亿元。一种是地下经济腐败。其中走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00亿至400亿元。一种是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每年经济损失达2575亿至3410亿元。一种是寻租性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300亿至2020亿元。这四种腐败类型，可能都与无良外企有关，而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走私腐败关系最大，估计正相关程度有八到九成左右。

二是，对于以上外资企业，政府非常棘手，有的政府甚至怂恿他们，构成官商合流之势，危害性最大。

某些铁杆官员与某些铁杆外商铁在一起，土政策、潜规则大行其道，其后果可想而知。

全国从上到下都有一套招商引资的土政策，官员的政绩直接与招商引资的金额挂钩，招来的外商越多利用外资越多，奖励的红包就越大。这不由自主地打造官商合流共同体，唯外商是从，偏袒外商现象层出不穷。

譬如，当外商虚亏避税的伎俩被税务部门揭穿之后，外企往往以撤资为威胁，或者以增投资为诱饵，邀请地方政府官员当说客，逼迫税务局就范。某地税务部门人员查获一家外企的避税资料，竟被这家外企关了起来。官司打到市政府，结果还是交了材料放人。这样的保护伞，这样的荒唐事，在全国不是少数。

三是，这类最无良企业，经历的时间最长，危害性最大。

这两类最无良企业，从改革开放至现在，一直十分骄傲、十分嚣张在所到达的地区肆意妄为，至少持续了三十年之久。不仅仅是性质上最无良的企业，而且时间上是最长久的无良企业。其他类型的无良企业，不但性质上没有这么严重，而且存在的时间都没有此两类企业这么长。

如果按照平均5000亿元/年的税收损失计算，30年累计起来，损失高达15万亿元。每个外源型经济区都会呈现“增长不繁荣”、“增长不幸福”的怪圈，为富不仁而道德沦丧，贫富不均的弊端四处蔓延，加剧了社会各阶层各阶级的矛盾。

四是，这类最无良的特权企业的发展与壮大，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产业公平与平衡，对我国公有制企业具有摧毁性破坏力，危害性最大。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企业在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才能公平发展。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对于外企的过分依赖、过分宠爱，必然会破坏公平竞争，首当其冲的是国有、企业集体，其次是其他民族企业，包括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个体企业等。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集体企业减了过半，达100余万户。透过这个数据，可知，由于特权企业的存在，引资变成了引狼。狼不是吃素的，要吃人的。

通过中国与外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中不设防。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年2月21日在首都访问期间，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看到中国人民过上优质生活。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重复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犯过的错误”。这其实是一语双关。其实，中国和中国企业所犯下的错误并不比美国的小。

——美国虽然是非常热衷于对外开放，但他们对外开放有了几百年的成功经验，而中国就没有这种经历和这种经验。

两种“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两种不同的科学发展观，对比一下，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