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璕：“好读”的政治

学术研讨会
主题：《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
时间：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主办：书社（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下面是赵璕先生的会议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上午听各位老师发言，很受感动。我自己可以说是读着《读书》长大的，有很多温暖的记忆。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讲起来会非常伤感。所以我想换一个冷一些的方式，一个不那么热烈的方式，从我自己的专业和训练出发，从知识话语转型的角度来做一个讨论。比较概括地说，我觉得，近30年来，中国的知识话语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是由“革命”话语向“现代化”话语的转换；第二次，是从“现代化”话语向“现代性”话语的这样一个转换。而这两次转型，跟《读书》都有很大的关系。至少，在《读书》上面都有非常充分的表现。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其他渠道来讨论从“革命”话语到“现代化”话语的转换，比如说，与美国的结盟，跟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接轨，如此等等；但《读书》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渠道。我们知道，《读书》从创刊伊始就倡导“读书无禁区”，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整风”、“反右”、“文革”等革命的受害者的“回忆录”，形成了一种后来在文艺报刊特别泛滥的“怀旧”文体：其基本特征是，以一种强调美学自律的、诗意化的修辞，抒发对曾经的“风花雪月”、“心灵自由”的向往和感喟。发表这类文章最多的，也大都是人文学科的尤其是文学专业出生的作者。现在，《读书》有两个“罪状”，其中一个“不好读”，就是对这种“有趣”、“漂亮”的“文笔”的“消失”而言，并被明确地与《读书》当下的“新左派”倾向关联起来。“好读”与否不仅成了评价写作好坏的唯一标准，而且成为一种政治，令很多人莫名其妙。所以，我们不能不讨论，形成这种“好读”与否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好读”与否实际上隐含着前面提到的两次话语的转型与冲突。在那种对“金枝玉叶”的磨难、“风花雪月”的退却的述说背后，表达的不仅是与“革命”话语的距离与抗议，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为一种要求回复与接续“被革命中断的现代化”的渴望。换言之，“风花雪月”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政治的述求。所以，当看到《读书》被表述为“不好读”时，我并不觉得他们在撒谎，但很明显，他们要求回到不只是“漂亮”、“有趣”的“人文性”，而更重要的是那在中国现代化的真实历程之外幻想出的“本不应该”被革命中断的“现代化”。
其次，说到“好读”与否的问题，不得不提到九十年代中期，汪晖先生和黄平先生主持《读书》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如作者队伍的变化、读者的变化、话题的变化，文章风格的变化，包括被一再抗议的“不好读”，等等。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变化其实都可以概括为，以“现代性”话语为中心的对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批判和挑战，这其中既有对“现代化”目标本身的反思、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也指向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拜物教”。目前，有人认为，自己从八十年代就进行了这样的反思，但从我对中国近三十年思想史的研究来看，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八十年代是并不存在这样的对“现代化”的自觉反思的，更不用说全面反思延伸其控制的感觉层次。所以，我想在这里指出，这是《读书》对中国知识界最大的贡献。而这与汪晖作为中国“现代性”理论的奠基者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也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前述的指责：“不好读”了，“学术化”了，“新左派”了，等等。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即使从今天到场的各位老师来看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做文学、艺术研究出身的非常之多。而作日本史研究刘晓峰先生，也竟然使用了一种特别具有文学性的方式——用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对《读书》未来的关切。所以这样的指控其实是非常表面化的。在他们不停地控述“文学性”的“消逝”的时候，他们不明白：今天，“文学”和“诗意”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那种对“文学”的那种期待已经被抛弃了。我在这里举两个我所佩服的作家的例子：一个是韩少功先生，一个是张承志先生。我们知道，在将近十年前，张承志先生已宣布不再写长篇，而只零星写一些散文和杂什。为什么？我们也知道，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没有趁着自己的盛年写一部“立身”的长篇，而专去弄那些“莫名其妙”的杂文。又为什么？我没有答案。但是难道这一点也不使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文学吗？是把自己束缚在文学教科书的“文类”区别和“批评”标准上的写作，还是那种致力于把自己与时代对称起来的写作更有资格称得上文学？如果回答是前者，那当然也无法理解，韩少功先生以一个早有成就的作家，为什么会劳心费力出而主持被视为“新左派”阵地的杂志《天涯》。《读书》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张承志：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尽管在一些细节上我并不同意，但它对“文学”重新进行理解和定义的企图，却是宝贵的。至少，我觉得，它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在九十年代文学发生的变化，包括想象文学方式的变化。
实际上，这些变化是发生在许多当代作家和诗人身上的。我这里举我在《读书》上对王家新先生一首诗的分析为例。很多人都知道，家新不是“左派”，而且是一个一贯把“诗艺”当作诗歌的根本的诗人，有极强的“世界主义”取向。可是在解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却发现其字里行间充满了“文化政治”的紧张。打个比方说，我们本来认为，通往诗歌的道路只是一个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程——诺贝尔文学奖在那里——可是，他却使我们发现，现在的航程已经变化，不仅没有直航的线路可以抵达，而且比奥德赛式的历险还要经过更多的迷失和曲折。这首诗也是有人声称“不好读”，不喜欢的，可真正的原因却是，斯德哥尔摩金碧辉煌的梦想，被放回到一个充满了紧张、混乱和肮脏的地面。这就是九十年代文学的变化。实际上，为了让诗歌和时代的变化对称，西川等坚持诗歌写作有效性的诗人，甚至放弃了诗歌的文类形式，用戏剧、散文、随笔来进行写作。更遑提什么八十年代诗歌的规范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读书》的有无文学与否，而在于这种文学不再符合那些谴责者的需要了。事实上，经常阅读《读书》的读者会发现，其中有关文学、艺术、戏剧、电影、摄影等各方面的文章，并不在少数，但即使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同一些人所写的文章也不一样了。因为激荡文学的现实、召唤文学的目标已经变化，他们已不再可能，也不再愿意把“彼岸”的世界当作一个纯洁的整体，企图从中拿回某种完美无瑕的东西，那么，他们通向文学的道路，表达“诗意”的方式，又尤岂可以不变？
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九十年代《读书》的变化不是由少数“新左派”，而是由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形成的结果。这毫无疑问是包括“现代性”话语在内的，尽管其理论上借助了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成就，但本质上却仍是对九十年代这一变迁的描述和概括。我刚才谈到刘晓峰先生用诗做出的反应——我猜他在八十年代就可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不管如何，像他这样，“由诗入史”，由文学、文艺学转入史学甚至社会理论研究的，在九十年代却可说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这似乎不用举什么例子。而年轻一代中最具文学才华和抱负者在其他领域的用功之勤，更是公开的秘密。我们有什么理由还要用那种“闲话”“小品”的趣味和港、台式的“史家”目光来睥睨他们的开拓和贡献？至于其中所谓的“新左派”倾向，本是可以通过学术辩论来解决的问题，又何堪始终使之成为无聊的人身攻击？而且，既然大家都以中国之命运为关切，并且已有近三十年中、西学术各方面的研究积累，为什么我们就不敢期待出现一场新的层次上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呢？
我想，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三种话语方式的变化以及支配这些变化的动因。这也是我自己理解《读书》三十年变化的和《读书》今日变局的一个思路。“《读书》事件”发生后，我个人非常不安，一度担心今天的发言会语无伦次。原因即在于，对“现代性”话语的未来处境我是颇为有些悲观的：虽然其有关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图景的重绘，严重地挑战了那种通过想象构造的、非历史化的“现代化”话语的权威；但这个以弃绝“革命”话语为动力，在想象中虚拟出的“现代化”话语霸权，却已经控制了包括日常生活感觉在内的所有领域。它不仅不愿意接受任何平等的质疑和讨论，而且试图继续以其“风花雪月”的“怀旧”和各式各样的“远眺”和“回溯”，来再一次施展在抹煞“革命”话语时的精致手术：回忆（现在是“八十年代”）、涂抹（现在是“不好读”、“像论文”）、然后删除（现在是“新的”“左的错误”）。因而，我也非常乐观。这不过是老谱、故技：虚声恫吓。而人们已经有了经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