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春运问题靠票价上涨解决的荒谬

文/曹久强

2009年2月3日，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博客中发表了《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鲜明地提出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并认为正是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
据一些记者注意到，茅于轼的这篇文章早在2007年春运期间就已发表，此次则是旧话重提。茅于轼表示：“我认为文章中的道理没有变，还是对的。”　茅于轼又表示，“春运不涨价使坐火车的旅客得到了实惠，但是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并不低。总体来看这项政策带来的整体社会效益是好是坏还很难说”。
茅于轼认为，“票价是便宜了，但是买票需要付出额外的排队成本。光是由于排队所花的时间代价，恐怕就超过了涨价的那几块钱”。同时，车票成了稀缺商品，给倒票创造了条件，还导致“春运期间造假票的非常猖獗”。另一方面，“因多半列车超员，服务质量根本就谈不上了。最后仍然是让消费者吃了亏”。
茅于轼因此认为，“如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以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发生。”他同时表示，“这纯粹是从经济效率考虑，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但事实上不存在既能有效又平等的票价。”
茅于轼表示，铁道部的做法是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在调控市场经济。票价的上调对穷人当然是不利的，但是现在市场经济无疑要靠钱说话，我们所应该做的，是想办法帮助穷人增加财富。春运票价上涨以后，穷人可能会选择在票价比较低的时候回去，也可能继续在工厂里工作。
茅于轼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呢？为了不让人轻易驳倒，茅于轼还强调了自己纯粹是从经济效率考虑的。我认为即使从纯粹经济效率考虑，茅于轼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依靠价格机制调节资源分配是有条件的。一种是一般商品，一种是特殊商品即公共用品。只有对于一般商品来说，价格机制才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从而产生合理的经济效益。对于公共产品来说，市场存在失灵，价格机制不能合理配置资源，也就不会产生合理的经济效益。对于铁路来说，它的产品并不是一般商品。它与公路一样具有排他性，是公共设施，它的服务也就是公共产品。按照西方经济学说，公共产品更应该政府调节才更有效率。从这一点看，茅于轼把铁路客运当成一般商品依靠价格机制来产生好的经济效率是不对的。特别是在中国铁路属于垄断下，更是如此。
即使按照茅于轼所说的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但是，什么是均衡价格呢？我们知道中国的铁路客运在春运期间远远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对于这个市场来说是严重的供不应求。票价上涨一点根本不能达到市场均衡。除非无限制允许火车票价上涨，通过大幅度甚至成倍上涨才有可能达到所谓的市场均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我国人有大年除夕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年的习俗。对于现在很多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以及在外工作人员来说，往往是一年或者多年才回这么一次家。因此，回家过年对于在外工作人员以及家乡的其他家庭成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票价上涨一点对于急切回家的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大家在外辛苦一年绝对不会在乎火车票价上涨一点所增加的成本。以我自己为例，我家是湖南邵阳的。我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沙，火车硬座票价是191元，硬卧票价是323元。我工作后一般坐硬卧回家。因此即使火车票上涨一倍，我也会回家的。因为，我不回家过年，父母在家过年很孤单，不会开心。就在现在火车票没有涨价的情况下，即使买不到火车票，我坐飞机（飞机全家1230元）也要回家。一年就这么一次，即使付出更大的代价，只要能回到家里，一家人开开心心过年，我觉得都是值得。我相信，有我这样心理的人肯定非常多。因此，火车票价上涨一点就像让市场达到均衡是不可能的。我的一位朋友多买了一张从北京到长沙的硬卧火车票，转手出去，在原价323的基础上加了260元，很轻易的卖出去了。可见，春运火车票价即使上涨一倍也不会达到市场均衡。毕竟春运中回家的需求远远大于铁路客运的能力。至少不还上涨个两倍是不可能达到市场均衡的。即使在323的基础上上涨个两倍，从北京到长沙969元，我收入不高，我还是会回家。即使手头很紧，我会少带点东西给父母，用这些钱买火车票回家过年。更有甚者，不少人一年工作积累了上万元钱，即使花个两三千车费回家也是一横下心就做出来了。可见，要想用涨价减少人在春运回家达到市场均衡不知道涨价三倍能不能达到还是一个未知数。
即使涨价三倍达到了市场均衡，很多人因为票价太高，回不了家了，被迫留了下来。茅于轼所说的经济效率就会提高了吗？还是否定的。铁路作为公共产品，在垄断的背景下，也不会产生服务大的改善。因为铁路自身的内部管理机制与服务并不会因为票价上涨而产生同步的改善。所谓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人数的大幅度减少所产生的改善。即回家人少了，对于回家的人来说没有那么拥挤和紧张了。其他服务不会因为涨价成倍，服务就成倍改善。毕竟铁路自身管理体制与机制存在的问题恐怕不是涨价所能根除的。
对于一项经济措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是经济效率表现。通过火车票大幅度涨价阻止了在外工作人员回家，国家法定节假日是要双倍工资的，私人老板是否愿意让公司继续运行，这是个问题。老板自己也要过年的。在当地大家都过年的时候，很多公司的业务基本停止了，因为大家忙过年，有些公司正好不是靠过年增收的。这样，有些可能留下来无事可做，回去又因为票价太高不愿回。这样社会问题就出现了。同时，通过大幅度涨价迫使很多人放弃回家，必然造成被迫放弃回家的工人的怨恨以及他的家人怨恨。这样的社会问题也就出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过年稳定就成了问题，政府还得付出代价安抚这些工人以及家庭。这样造成的社会大众的福利损失将是巨大。同时，回家过年的人由于票价大幅度上涨，要么减少年前开支，要么少买点东西带回家。这样对于国家其他商品的消费是个大的损失。如果一项经济措施产生这么大的社会问题，它的经济效率再高恐怕也抵不上社会福利损失。事实上，经济效率不仅仅是生产更多的商品与服务，还要获得更大的社会大众的福利，这才是全面的经济效率。否则，就是片面的经济效率。片面的经济效率也就不是经济措施要追求的合理效率了。
事实上，很多人批评茅于轼坐着不嫌腰疼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茅于轼并不能理会到一年在外，就靠过年回家的所谓“候鸟”人群的心理。也没有从经济角度全面的分析，相反，茅于轼提出的涨价理由太简单，太没有深度，不符合实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至于批评铁道部的做法是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在调控市场经济更是荒谬。公共产品怎么能让价格来调控？在中国铁路这样的问题上依靠价格来均衡市场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发疯的做法。说要是敢这么坐，估计他在政府中混的日子也就完了。只要稍微有点理性的人就绝对不会让价格来调控火车票价。因此，茅于轼的提议受到铁路部的毫不留情的否定也就不奇怪了。
这位一直强调打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从他的经济思想与实际行动来看，其实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点慈善而已。说到底他还是侧重于为富人说话，慈善并不是重点。这也就是与他公开鼓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在《08宪章》签字的行为相适应的。因此，我说曾他是资产阶级的老学究也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他能为穷人说话，即使不搞慈善也更加值得尊重。毕竟慈善是不能解决穷人的根本问题的，历来慈善的效果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