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1世纪宣言（之四）　　

　　

斯大林——红色专制万岁！　　

　　

提示语：资产阶级“精英”多年来对斯大林专制、毛泽东专制的指控，应该予以正名！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天下英雄谁敌手？”——斯大林，毛泽东。　　

　　

斯大林鞭策整个苏联，用钢铁的盔甲武装到牙齿，成为资本世界啃不动的硬骨头；毛泽东鞭策整个中国，以钢铁的脊梁傲视奴颜媚骨，在社会主义运动退潮之际砥柱中流。　　

　　

斯大林剑拔弩张，豪气干云，以“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伟大实验，开拓人类进步与解放的光明路；更将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宣告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终结。　　

　　

毛泽东指点江山，截断昆仑，以文化大革命的冲天创举，红旗如海，泣鬼惊神，开创社会主义大民主的狂欢节；更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宣告人类社会与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　　

　　

挥鞭指天下，无语向儿孙：　　

当今世界，谁家“生子”，“当如孙仲谋”？　　

　　

—— 题 记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威风八面，君临天下。亿万红卫兵狂涌天子脚下，他们不拒绝毛泽东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激昂着英雄主义精神。

为专制的狂热！

“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毛泽东）

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红场，耸起一座庄严的列宁陵墓。

那是俄罗斯人民为专制的崛起。

斯大林违背列宁本意修建了这座陵墓。斯大林的名字同时镌刻在陵墓上。　　

当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向苏联人民、向世界人民挥手致意时，他的形象便和列宁形象浑然一体，成了革命的象征。　　

列宁崇拜，奠立了斯大林专制的基础。　　

借助列宁，斯大林提升了自己。列宁之灵的崇拜和斯大林之现实的自我崇拜合二而一，聚拢着俄罗斯的人气。　　

被斯大林一手提拉坐上高位的赫鲁晓夫百思不得其解：谁纵容了斯大林专制？（见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

人民！

俄罗斯需要崇拜，俄罗斯需要专制。广阔而分散的小农经济如果不向红色之神顶礼，便一定拜倒在别神之下；近乎文盲的俄罗斯如果没有红色专制，便一定寻求别的专制。　　

也许，斯大林专制有着太多的狭隘和报复；也许，斯大林专制伤害的大多数都是好人；也许，斯大林专制象极了希特勒。资产阶级精英如罗素、波普们便把斯大林与希特勒视为同等的恶魔。

但是，不容否定，在本质上，斯大林专制是对富豪专制的颠覆，斯大林专制是千百年来第一次被历史定格的“人民专制”！

毛泽东专制，被资产阶级们咒骂至而今，因为那是“人民专制”！

斯大林专制，更令资产阶级们咬牙切齿，因为那是恐怖的“人民专制”！

当“人民”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美丽抽象而是工农劳苦大众时，你怎能苛求这个“人民”在被压迫被侮辱了几千年而终于翻身之际，不赋予他们的代表以沉重的专制铁拳砸向特权阶层乃至伤及无辜呢？

无论是远古先民的血亲复仇，还是封建“法理”的株连九族，只要“一朝权在手”，都可以成为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冷酷地施加的反向屠戮，并在这屠戮中长呼一声：“痛快！”

为着这一声“痛快”，哪一次人民革命不大量地毁坏田园城池，祸及平民百姓，甚至让自己的战友成为刀下鬼。

然而，喊出这一声“痛快”，却毫无疑义地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特权剥削集团的威风。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千古定理被“黑手高悬霸主鞭”打翻在地，被踏碎踏烂。就凭这一点，足令千秋万代一千遍一万遍地感谢毛泽东，感谢斯大林。

斯大林的死敌托洛茨基曾公正评说：斯大林与希特勒固然有“某些类似之处，然而在根本的实质问题上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同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同工人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区别并行不悖。”（《斯大林评传》）

这种区别，便是公有制以“专制”的形式，对几千年“专制的私有制”的第一次成功的压迫。这在人类史上，难道不具有划时代的界分性质吗！

17世纪，克伦威尔专制的巨石，奠下了英国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资本世界的根基。20世纪，斯大林专制的航灯，指引着苏联社会主义乃至整个人类与私有制决裂的方向。

托洛茨基鞭辟入里：“斯大林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是由……工人和农民所塑造成的。”（《斯大林评传》）

为着“工人和农民”，为着劳苦大众，为着原始的野性被斯大林狂傲地裹挟而出，让宇宙高呼：斯大林千古！

拉·爱默森在《美国的哲人》中写道：“有益于人群的巨人，他们破坏旧的，建设新的，他们绝不是出身于那种耗尽文化的教育制度里培养出来的人，而是出自鸿潆未辟的野蛮的天性。”

与其说斯大林鸿潆未辟，不如说他是一个鸿潆未辟的广袤土地和广阔民族的化身。

尽管斯大林从鸿潆未辟中脱颖而出，成为“知识精英”，但他却将鸿潆未辟的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爆发着俄罗斯民族在鸿潆未辟中的强烈爱憎和一往无前的野蛮天性，他将被剥削阶级对特权阶级的最强烈的仇恨心理和最原始的报复冲动集于一身，将千百年来穷苦人民难得一握的镇压之权行使到极限，他代表劳苦大众长长地吐出了被压迫者数千年被驱使被鞭打而深深压在心底的怨气、恨气和怒气。

这一“扬眉吐气” 虽然不可避免地与农民固有的狭隘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但在实质上，这是千古以降第一个人民政权向剥削阶级实施的阶级报复、阶级斗争和阶级暴力。

没有“缺点”的人民，从来没有。

千百万劳动人民欢呼这个报复、这个斗争和这个暴力！因为从亚当、夏娃到而今，人类文明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广泛、如此充分、如此理直气壮的正义。

这是对斯大林专制的本质解读！

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制。

列宁说：“为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更快地效仿西方主义，我们不惜采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列宁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善于实行国家强制。”（《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列宁说：“革命刚刚粉碎了束缚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专制，是布尔什维克领袖集团的共识。

托洛茨基说：俄国不具备“使我们的革命变得温和一些的民主条件。”（《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因此，“‘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意味着无产阶级对全国一切革命力量，首先是对农民握有无上的政治权力。”（《斯大林评传》）

布哈林说：“所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的强制手段，从枪决到劳役……是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材料培养成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转引自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斯大林干脆扬起了布尔什维克之剑——斯大林专制。

尽管晚年的列宁为斯大林专制而忧郁，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甚至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勇敢地抵制斯大林专制，然而只是徒劳。斯大林专制是谁也抵制不了的。

那是列宁留给斯大林的权杖。

革命后，列宁痛感中央集权的必要，“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还能发挥一点作用，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使世界革命的前途》）

1919年，列宁不顾反对，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中为政治局五人小组的领导，托洛茨基的“党专政”缩小为集团专制。

1921年，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进一步缩小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强行禁止派别存在。

列宁专制形成。

然而，专制的弊病，折磨着列宁；官僚主义的孳生，更使他忍无可忍。他在临终前检讨：“我的过错也很大，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很多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都转不动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不但两个轮子转不动，而且整个车子都会裂开。

列宁逝世前夕，试图制止分裂。他基本满意斯大林，但期待一个更理想的人，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给代表大会的信》）　　

列宁建议撤掉斯大林，他“试图建立一种民主制度，党和国家的命运由这种制度来保证，而不是系于最高领导者身上。”（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

但是，列宁自己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怎能期待在他生命衰微之际，从地底冒出一个民主制度呢？

列宁逝世，斯大林登场。

斯大林专制把列宁平衡派别关系的隐性专制公开化了。

普列汉诺夫早就说过：列宁“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转引自：《托洛茨基自传》）

那么，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形成拿破仑式的专制，也便顺理成章。　　

专制！——革命之后的唯一选择。

因为迄今为止任何反抗专制的革命，几乎都置身于专制的土壤上。革命不能不直面旧专制势力的拼死抗争和整个社会的剧烈动荡，以及自己队伍内部的分裂，因此，专制护航革命，是铁的定律。

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

17世纪，英国革命撕裂了新兴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同一，如果没有克伦威尔的资产阶级专制，便只能回归查理一世的封建君主专制。

18世纪，美国革命从华盛顿到杰斐逊再到杰克逊，建国初期的数位总统无论主张富人政治，还是平民政治，为实践他们向社会谋求民主的理想，无例外地延续一条被指责为专制的中央集权路线。

18、19世纪之交，法国革命经历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惨剧，最终选择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专制，才扫荡了欧洲封建势力，开了自由欧洲之先河。

时间消磨掉对他们“专制”的指责，沉淀下的是他们为民主的辉煌。

那么可以设想，用不了太多时间，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时候，今天“知识精英”们对斯大林、毛泽东“专制”的指控，难道不会被当作撼树之蚍蜉而轻轻抖掉吗？

因为，20世纪初叶的俄国革命和20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更是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专制，腰斩剥削与压迫，抵抗资本主义的强势复辟，为人民民主奠基。

革命需要专制，因为革命建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农民土壤上。

农民与专制血肉相连。

马克思指出：分散的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专制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不无道理；然而，斯大林专制难道不同时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理解吗？

十月革命是工农联盟的胜利。

工农联盟，农民不能不分享政权；然而，分散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俄国广阔而分散的利益冲突，他们无法形成合力，不能执掌政权。那么农民怎样分享政权呢？

农民将权力出让给一个高高在上的力量。“俄罗斯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需要一个可以崇拜的‘好皇帝’。”(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权力的出让，便堆积起具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而专制，便成为工农联盟的存在形式。

千百万农民将自身的权力委托给一个专制者，这就是斯大林。这是最厚重的专制力量，“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不能不向它鞠躬致敬。

斯大林，农民之子。

农民，这个俄罗斯最广大最底层的群体，有足够的能量推举出他们的领袖，是他们选择了斯大林。

斯大林专制固然有他性格的原因；但本质在于：广大人民需要具备专制性格的斯大林。

这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甚至列宁都无法抗拒的人民意志。

对于农民来说，反抗压迫是为了形成压迫，反抗专制是为了形成专制。因此，借助无产阶级专政，形成农民之子代表农民对地主、富农、剥削者、压迫者乃至于资产阶级的新压迫、新专制，是俄国革命的必然。

考茨基担心：“最危险的莫过于使农民怀有这种思想：专政似乎是最符合诸劳动阶级利益的政体。如果城市工人一旦同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以及同一种被农民承认的专政发生冲突，其后果将是工人专政的崩溃。”（《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的理论是深刻的：农民权力必然畸变为社会的异己。农民革命所觊觎的是皇帝的宝座和王朝的金库。

然而，列宁新民主主义的“工农联盟” 在量上赢得农民这个庞大群体的同时，在质上确立了工人阶级这个最先进的群体。

“工农联盟”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制。斯大林说：“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阶级分享政权的无产阶级政权，需要其他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帮助，需要和这些群众结成联盟。”（《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独权”。 其他阶级、阶层的人民所享有的工作权、休息权等，不过是在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从上面给予的。

“红色专制”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抽象。

列宁主张合作制和自愿互利，把“专制”表述为对农民的引导；斯大林则强行推进集体化，把“专制”的本质公开化了。

集体化运动使农民切身感受到斯大林专制的权威——斯大林规定了农民的社会主义方向，构建了一个强制农民的框架，将千百万农户收入囊中。

斯大林专制确立。“农民把党的集体农庄政策称为‘第二次农奴制’。”（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

历史真的不能跨越吗？

俄国革命将沙皇尼古拉二世斩落马下，却捡拾起尼古拉二世的王冠，戴在斯大林头上。

列宁说：发展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恢复（否定之否定）。”（《哲学笔记》）

只有衔接起被革命打断的专制之链，才有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回归专制！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制，斯大林追求“农民精英专制”，托洛茨基向往“知识精英专制”。

托洛茨基的专制主张为什么不能成功？

托洛茨基断定工人阶级不成熟，不能承担否定资本主义的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组织。” （转引自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于是，托洛茨基主张“党专政”，知识精英救世，全面整肃工人阶级。

但是，不依托工农大众，托洛茨基的“专制”便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幻觉。因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依附阶层，它不具备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此乃千国同理，非我中华独然。

而且，20世纪初的俄罗斯，微弱的知识分子组合在庞大的农民群体面前显然不堪一击。巨大的差异，决定了托洛茨基败绩。

农民专制的冷酷与务实，无情地嘲弄知识分子专制的温情与空想。斯大林接过旧沙皇的权杖，建立起新沙皇专制。一个　农民的　君主取代贵族君主，苏维埃政权立在了坚实的土地上，社会主义才真正起步。

斯大林给列宁主义披上了铠甲。列宁表达了无产阶级对专制的渴望，这个专制的本质是民主；斯大林则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现着农民对专制的渴望，这个专制没有民主。

一个农民国家崛起的革命领袖，一个从铁与血中搏杀出来的起义英雄，只能和他的国民一道，不知民主为何物。

然而，斯大林专制同时是人类民主本能的大爆发，那是借助专制所激扬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最强音。它以“人民专制”的暴烈，给予苏联和整个世界以“民主”的生命活力。

恩格斯曾礼赞德意志人对腐朽罗马帝国的冲决：“德意志人究竟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也就是说，是原始初民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凝聚力，以及从这种凝聚力中迸发的野性冲击和追求人类精神的民主本能。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民主的《苏联宪法》和最独裁的“大清洗”在1937年联袂亮相，对斯大林竟不是尴尬之事。

苏联大清洗，与其说斯大林破坏法制，毋宁说当时苏联需要的不是法制，而是专制。

准确地说，建立法制的任务提了出来，但还不具备实行法制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法制的羽裳霓披，不过是专制的嫁衣。

斯大林专制抛开资本世界的“形式民主”，真诚地表达出对人民民主的卫护。曾经名满西方的马尔库塞赞道：“正是东方，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以其极端的形式发展了现代的西方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

不仅如此，斯大林专制更以对“人民主权”的最大张扬，强烈地刺激并导引资本主义被迫认同社会主义民主，焕发着民主在资本形态下的生命力。安·斯特朗写道：“凡是有关政府计划的想法，美国的‘新政’和英国的‘福利国家’的想法，都是由于要同俄国的五年计划竞争而产生的。”（《斯大林时代》）

劳动权利、休息权利、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老人物质保障权利……苏联宪法以这些权利的制定，给予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以斗争方向，逼迫资本主义不得不向人民让步。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承认：资本主义不得不“针对和适应社会主义关切的问题作为它本身的社会政策。”（《大失控与大混乱》，转引自吴恩远：《苏联史论》）

斯大林专制，为资本主义导航。

因为，斯大林专制，是人民专制！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民牵着特权集团“牛鼻子”的历史。

事实上，任何专制都不可能是专制者的个人意志。它只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没有人民的支撑，决不会有专制的耀武扬威。

恩格斯说：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不是专制的克伦威尔，而是人民，即“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在中国，秦始皇专制是人民要求中华一统的意志抽象；李自成专制是人民反抗剥削的意志抽象；清兵横扫中原不仅是满清上下辟土开疆的意志抽象，而且也是汉族人民对腐朽的明末统治者不合作不支持的意志抽象；甚至蒋介石的专制也是人民要求结束军阀割据的意志抽象。

在德国，希特勒专制不仅是大资本垄断与扩张的意志抽象，而且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呼求复兴的意志抽象。

专制是私有制的必然趋势。在资本主义社会，专制是资本的属性。

“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去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的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任何一个资本所追求的，是无限的集中与膨胀，是对社会的垄断。

专制是资本垄断的内在指向。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专制便是帝国主义的抽象。“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而不是自由的趋向。”（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金融资本专制！

所谓民主自由，不过是资本专制大宴抛出的残羹剩饭，或者是人民革命从资本专制大宴上强行切下的蛋糕。

从经济专制到政治专制，乃至于对全世界的专制。只要资本存在，它就每分每秒都处于追求专制的内在驱动中而躁动不安。“纳粹资本家在他们的内政上有一个决定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为金融垄断资本取得不可抗衡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

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垄断资本家张扬资本特性，推动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美国垄断资本家同样推动罗斯福向法西斯专制发展，只是罗斯福以向社会主义的倾斜抵制了资本特性。

希特勒纵容资本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法西斯蹂躏，导致自身的迅速覆亡；罗斯福抑制资本剥削，以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崇高敬意，创造了美国的辉煌。

然而这是资本世界，美国辉煌不能不成为帝国主义专制的垫脚石。“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20世纪已经完全确定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最自由的共和国变成了　金融　君主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帝国主义就是专制。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就是专制世界体系。

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很懂得这个道理。英国的贝·韦伯在1936年评论斯大林：“如果专制意味着一个政府事先没有经过公开的舆论或者私下的会议讨论或辩论即行裁夺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在这个意义上实在要比许多的议会更不专制些。”（转引自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

专制是资本垄断和集中的政治要求。

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各国，都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专制倾斜。因为，“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恩格斯：《致丹·弗·丹尼尔逊》）

斯大林专制是农民国家的抉择，更是资本世界专制体系的规定。

西欧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后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苏联、中国已经开拓社会主义；然而无论西欧、东欧，还是苏联、中国，都不能不走专制之路。　　

因为，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中， 谁都不能不向心于资本的聚敛、垄断与专制。拒绝专制，就是拒绝民族崛起，甘做帝国主义附庸。　　

“一个违反多数人民意志的专政如何能够执政呢？”20世纪初，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曾尖锐质问。　　

西欧拒绝专制！　　

然而西欧真的拒绝专制吗？　　

不错，西欧帝国主义的衰落就是专制的衰落；然而，美国帝国主义专制世界体系的确立，却将西欧囊括其中。　　

在“民主”的泡沫中，社会民主党们无法遮掩为专制的尴尬：　　

在德国，“从理论上说，党代会才是社会民主党真正的决策者，但现实并非如此，执委会控制了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议程，从而保证了领导层所作的决定能不受干扰地得以贯彻。领导层在那段时间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驾驭党代会了。”（斯·派杰特等：《德国：左派的停滞》）　　

法国“第五共和国诞生之后，权力实际上从立法机构转移到了总统的执行机关和高级民事服务机构中去了，这最后为实行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管理经济战略创造了一个合法的框架。”（乔·罗斯等：《法国：胜利和悲剧》）　　

英国则“造就一个尽管代表基础相对薄弱，但比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效、权力更集中的政府。这是一个不受制于成文宪法或权利法案的种种限制的政府。”（彼·迈尔：《英国：劳工和选举改革》）　　

而“挪威工党要比瑞典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内部结构更加独裁——‘民主集中制’血统在20年间最终演变成了禁止党内不同意见。”（拉·穆塞特等：《模式转换中的挪威》）　　

至于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克拉克西、西班牙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谁又不是专制之君。　　

专制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普世价值”。　　

社会主义诞生并成长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社会主义不能没有专制。

卢森堡说：“社会民主党是在倾向于集中制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斗争必须在巨大的、资产阶级中央集中制的国家政治框框内进行，因此在本质上社会民主党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转引自林辉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卢森堡》）

林辉基接着写道：“资产阶级国家高度集权制这样一种普遍的国际政治环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制。”

资产阶级的精英们道貌岸然地咒骂社会主义专制；可是，放眼全球，哪一个“民主国家”的自由、平等、正义，没有受资本专制的制约？　　

何况处于弱势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专制的强力聚合，初成的大厦必将在资本帝国的雷暴海啸中稀里哗啦。

共产党人无须讳言：以垄断对抗垄断，以专制消灭专制，是社会主义的神圣权利。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武器，消灭资本主义成分。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武器”？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已经深陷腐朽与垂死中。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实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资本形态，是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运动逼迫资产阶级以资本形态认同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武器”还剩下什么东西？

资本主义方法，就是资本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武器，就是服务于垄断资本集团的帝国主义专制。

那么，用“资本利润最大化”和“帝国主义专制”消灭资本主义，自然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无产阶级专制”。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同一体，资本主义具有的，社会主义同样具有。专制，作为资本的属性，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的属性。

社会主义专制与帝国主义专制也是对立的同一体。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内涵德国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呼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专制有着国家垄断资本的特权诉求。

然而，在本质上，希特勒专制是资本为没落的挣扎，它以血腥杀戮的最后一战，演绎欧洲帝国主义覆亡前的疯狂；斯大林专制则炸响了粉碎资本的雷霆，它以血腥杀戮的“底层”的狂热，张大着世界社会主义诞生时的遍身血污。

两个专制分明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决战，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高度抽象；而二次大战的苏德喋血，以双方电石火花的猛烈碰撞，是不是在为人类的野蛮和资本的野心送葬？

社会主义专制是资本主义专制的社会形态，是帝国主义专制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资本主义是先生，社会主义是学生。社会主义专制，是学生　向　老师学来的。不学好这一课，就毕不了业，就无法立足于世。

斯大林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最初他们对自己的敌人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当克拉斯诺夫将军向列宁格勒举行反革命进攻而落入我们手中的时候，按战时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把他当俘虏押起来，而且应该把他枪毙。但是，我们根据他的‘保证’把他释放了，结果怎样呢？……克拉斯诺夫组织了白卫哥萨克，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两年武装斗争，……我们采取温和态度是多么错误。我们从经验中懂得了只有对这些敌人采取最无情的镇压政策，才能战胜他们。”（《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也以血的教训反省与斯大林同样的共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认同这个共识。

“痛打落水狗！”鲁迅“嬉笑怒骂”地喊出这个共识。

其实，这是人民的共识。革命时期的苏联人“持有更加狠心肠的看法，我记得有一个人主张，如果政治警察抓到100个嫌疑犯，知道其中有一个人是危险的叛徒但不能确定哪一个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把所有这些人杀掉，而且那99个无辜的人应该宁愿就义而不让一个叛徒活着。”（安·斯特朗：《斯大林时代》）

斩草除根！竟让99个无辜者为一个人殉葬。

这是从被压迫阶级的角度表述与中国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放跑一个”的同样的主旨。

阶级之间的战争从来是血淋淋的。

然而， 99人的牺牲，换来千百万苏联人民的平安与幸福，难道不是为理想的崇高吗？

这近乎疯狂的极端和愚昧的畸形，折射出当时苏联人民的伟大精神：大敌当前，“他们相信他们在准备着决死的防御战，相信他们在同一个隐蔽的敌人进行搏斗，并且相信每消灭一个叛徒就可以在以后挽救成千人的生命，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命运。”（安·斯特朗：《斯大林时代》）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 因此，“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在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

甚至那些忠诚能干但迷恋于“普世价值”优秀党员，也不能承担阶级战争空前残酷时期对敌斗争的重担。戈尔巴乔夫便是绝好的证明：“‘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因此，对于斯大林把所有“反对派”打击为反革命，“只有那些比较西化的布尔什维克才提出过反对意见，这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被整个世界的敌人所包围。”（安·斯特朗：《斯大林时代》）

苏联人民自觉承担起人类解放的使命，他们默许大清洗，默许亲朋子女和大批无辜者含冤，是因为他们准备承担“神圣”。

为了神圣，他们向斯大林专制致以悲壮的敬礼。

“风萧萧兮易水寒”。千百万人的牺牲精神，崛起一个英雄的民族！

英雄！一个激动人心的永恒崇拜

当英雄的风采闪耀在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上，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卓娅以及在地下斗争中7次被捕的斯大林，理所当然地成为夜空中的璀璨之星。

当英雄戴上统治者的冠冕，个体的牺牲便放大为整体的献身，英雄也便与专制同义。苏联人民支撑起“红色专制”，英雄的民族聚合成斯大林英雄形象。

“一将功成万骨枯”。 2000万人迎着法西斯的炮火英勇捐躯。然而，这是苏联人民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自觉：“为了斯大林，前进！”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苏联人民激情如火，把俄罗斯大地烧成你追我赶、大干社会主义的热土。仅仅10年，一个满目疮痍、濒临崩溃的国家竟然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苏联人民发自肺腑：荣誉归于斯大林！ 　　

即使被斯大林那不可顿挫的野性置于死地的布哈林，也分明承担起斯大林的凛然。他说：由于战争将临和需要向民主过渡，“我懂得宏大的计划、宏大的构想的巨大利益高于一切。与首先落在你肩头的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性的重任相比，提出我个人的问题那是太渺小了。”（刘彦章等编：《斯大林年谱》）

不仅如此，人民甚至默默揽过斯大林的失误，那是承受为农业集体化所付出的灾难性代价，以及战败的责任、被俘的耻辱和在沦陷区苟活的无奈。因为斯大林不能失色，他是英雄人民的象征。

斯大林光辉永驻。

英雄崇拜为史册增辉。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多少叱咤风云的豪杰，在历史的大开大合中，放飞一片片星光灿烂。

然而，英雄崇拜同时也是历史的悲剧。

英雄崇拜雏形于原始社会，成形于私有制，是人天分离而又渴望“人定胜天”的意志和行为的抽象。在尖锐对立的阶级社会，为在生死搏斗中成为胜者，它不能不发展着刀口舔血的冷酷和兵不厌诈的机心。

因而，英雄不能不从各种角度保留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污秽：或偏颇狭隘、嫉妒报复，或拉帮结派、残酷杀戮，或唯我独尊，一意孤行。三国英雄曹操近奸，刘备近伪，孙权是个军阀；水浒英雄宋江逐名，李逵嗜杀，武松更是双手血腥。

中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英雄如项羽、朱元璋、洪秀全……有几个不拖着一条“专制”、“猜忌”、“杀戮”的尾巴？

世界文明史如古希腊、希伯来、伊斯兰……万千英雄，有几个手上不粘满“敌人”的鲜血，有几个不俯视人民的匍匐？即使近代史，英国克伦威尔之滥杀，美国华盛顿之蓄奴，法国拿破仑之劫掠……

然而，不管什么样的丑陋与卑劣，都不影响他们成为人类的英雄；或者说，正是这些丑陋与卑劣，才使他们在人类共同弱点的腐植层中，崛起为反抗压迫的“神”的虚幻与崇高，抽象着人类战胜自我、摒弃丑恶、追求真善美的亘古之心。

他们是现实的英雄，是历史进步的旗帜。他们是人民情感的抽象。

相较之下，知识分子的理性抽象常常是苍白的。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然而，人民的本能才是最根本的力量。

“知识”可以引导并提升“本能”，但“知识”如果与“本能”对抗，那么，失败的一定是“知识”。

在斯大林专制面前，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碰得鼻青脸肿。因为他们实在不是和斯大林叫板，而是在和整个俄罗斯叫板。俄罗斯天空大地、山川河流，以及人民大众与斯大林专制浇铸在一起。

在毛泽东专制面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常有“不同政见”，然而很快又检讨，知识分子的自尊被无情砥磨。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正确，尽管毛泽东常常犯错误，但是，不管正确还是错误，毛泽东都与整个中华民族熔铸在一起，错，一块错；对，一块对。他是人民力量的象征，他足以威慑任何“不同政见”者。

一棵参天大树的成长难免剥夺众多植物求取阳光和土壤的生存权，但它毕竟是参天大树，是英雄。

我们向英国首相丘吉尔致敬。因为他珍重自己的良知。斯大林在世时，他瞩目斯大林：“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 斯大林去世后，他依然由衷地赞美敌手：“斯大林是一个世界上无出其右的最伟大的独裁者。”

斯大林从人类的全部弱点中脱颖而出，又不能不受着人类全部弱点的影响。人民不满他的失误、残酷与冤案，但人民支撑他的专制。　　

斯大林的优与劣，实在是当时整个苏联人民优与劣的集中表达。　　

尼采说：“上帝死了！”

毛泽东期待：“六亿神州尽舜尧”！

《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自由，全靠我们自己。”　　

斯大林专制宣告着人类专制时代的终结。他冀望人民的觉悟：“应该从存在着人民所赞同的两种制度的历史事实出发。……当人民希望改变制度时，他们就会把它改变了。”（《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史塔生的谈话》）

改变制度，日益成为人类的强烈呼声。

当人类消灭了剥削制度，便不再需要反抗剥削的英雄；当现代科技日益拓宽人类的眼界和胸怀，每个人也将在自我意识中日益与英雄融为一体；当人类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英雄和他的缺点也就进了博物馆。

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天的时代，垄断资本和特权集团日益加重对人民的掠夺和剥削。为着冲破黎明前的阴霾，历史期待英雄。

那是人民的英雄——

斯大林“自比”彼得大帝。然而，他说：彼得大帝是提高地主阶级，而“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做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把全世界弄得沸沸扬扬的赫鲁晓夫在临终前由衷地赞叹：斯大林“为反对官僚政治和各种贪污弊端而斗争。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组织者，他是一位领袖。但他又是一个专制君主。”（《赫鲁晓夫回忆录》）

斯大林是一个专制君主，但他“伟大”，因为他是人民的专制君主。

“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大清洗）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　暴　君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专制的特殊利益，是实现人民整体利益的手段。“我们不能忽略斯大林主义的固有的理想主义本质，即不是人统治人、国家统治国家、民族统治民族，而是大家基本上平等。”（孙本亮：《斯大林传》）

斯大林——红色专制！

红色专制卫护并导引苏联人民一步步踏上社会主义光明路。连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保证了全体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充分就业。苏联人的收入是在缓慢的、但不断地增长。国内战争后，在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全部时期中，除了卫国战争时期以外，没有哪一年公民收入是下降的。……苏联人民对自己的明天是有信心的：不会变得更坏，也许将会更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斯大林时期是斯拉夫民族崛起的时期，更是苏联劳苦大众崛起的时期。请听斯大林的豪迈宣言：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帮助资本家和地主，不是帮助富农和其他富豪，而是帮助劳动人民的。世界上没有而不曾有过这样的国家，只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才有这样的政府，它竭力保护工人和集体农民，保护城乡一切劳动者，反对一切富豪和剥削者。”（《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久违了！——这藐视富豪并向剥削者公然宣战的声音，这“人民的英雄”向劳动人民真诚和热忱的呼吁！

怪不得斯大林遭到世界资产阶级最猛烈的攻击，因为他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更多地实践了对富豪们的剥夺。

斯大林专制，怎能不赢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恒久的掌声！

资本猖獗和富豪天下并不是从来如此。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真的是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扬眉吐气的时期，

这一个时期消失了。然而这一个时期一定会重新出现，斯大林、毛泽东的声音一定会在整个世界爆响。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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