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知识经济：古巴的生物技术*

　　

　　■阿古斯丁‧拉赫‧达维拉**着 方闻 译

　　

　　《每月评论》编者按：如《自然》（Nature）杂志第436卷7049期（2005年7月出版）社论的权威说法所言：“古巴已发展起了相当可观的（科学）研究能力——也许比东南亚以外的任何发展中国家都要强大。”古巴在建立生物技术产业方面尤其成功，这一产业已有效地推出了自己的药品和疫苗；该国同时还建起了新兴的制药业，它的制药业在出口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它的农业和卫生保健部门，深受科学研究之惠。正如《自然》杂志所言：“值得问一下：古巴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其它国家可能从它那里汲取什么教训？”事实上，古巴的案例更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穷国，而且，数十年来一直遭受美国所实施的残酷禁运，这种禁运已扩展到了科学知识领域。此外，古巴的许多科学进步，都是在苏联垮台之后的15年间取得的，此前，苏联在经济和技术上向它提供援助。

　　

　　按照《自然》杂志的说法，以下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古巴的非凡成就：对各层次教育的巨大投资，包括从总体上提升国民的读写和数学能力。但是，甚至比这一因素更突出的事实是，古巴科学“始终一贯地是应用性质的”科学，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古巴政府所赞助的科学研究组织得就像一个公司的研究实验室，不同之处是它产出的是社会成果，而非商品。”古巴摆脱了资本主义加诸科学发展的商业束缚，倡导一种出于不同目标的异样科学研究组织，这已构成它的优势所在。古巴哈瓦那分子免疫学中心主任阿古斯丁‧拉赫‧达维拉博士下面的这篇文章，阐述了知识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如何彻底革变了古巴的科学研究工作，解释了该国一些最重要的成就。

　　

　　从1980年代开始，在经济发展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有些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知识成为决定价值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有人认为“知识经济”的标志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和大规模运用，其它人更广泛地将其与微电子学和电信技术联系起来。另外的观点则将这一进程等同于服务部门和信息管理业（包括娱乐产业和“情绪制造”）的扩张。

　　

　　由于时间刚刚过去没有多久，因此，很不容易将这种转变的外部征候和它基本的内在进程区别开来。但是，有一点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与知识经济联系最紧密的行业（微电子业、制药业和新材料业），专业知识在价值的生产和流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快速的技术淘汰，产品寿命周期大为缩短；像技术和专利这样的无形资产本身，也被当作商品来生产；私人对知识的专有权，已成为榨取垄断利润的新基础。

　　

　　我们可以将这种趋势称作“价值循环中知识的内在化”，与之相伴，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使得以下因素变得至关重要：劳动力拥有越来越高的技能、积极性和创造力，社会能够为这种劳动力提供深层的文化和教育基础。因此，知识经济所需要的，不仅是新知识和新技术在高科技部门的应用。它更为根本的要求是，有意识地将知识、教育、积极性、文化和创造力渗透到整个社会生产中，并使它们不断自我强化。

　　

　　在思考古巴发展生物技术产业的经验时，本文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在关于知识经济的大量文献中，这些问题都未得到充分考虑。连那些理解古巴生物技术之重要地位的人，也没有对其进行任何深入的研究。这一点令人遗憾，因为对古巴经验的思考，显示了知识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能够克服这些矛盾。

　　

　　生物技术在古巴的兴起

　　

　　从本质上讲，生物技术是利用细菌、酵母和动植物细胞，引导它们的新陈代谢和生物合成，以制造特殊物质。生物技术首先和主要是一个生产过程。

　　

　　在无性繁殖技术、基因工程和大规模培养细胞的技能兴起之后，到1970年代，已经具备了扩大这种生产过程的技术前提。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美国的少数地区，这种技术前提开始转变为一种产业，当时出现了许多小型生物技术企业。这些小企业利用了该国有利的经济气候，从私人投资者和证券交易所那里获得了创业风险资本（risk capital）。在欧洲，198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类似进程，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了获得创业风险资本的机会。据估计，今天，全球共有生物技术公司4500家略多一点，其中40%设在美国，40%设在欧洲（主要是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其它地区，该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

　　

　　在古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非常密切的指导和领导下，1981年建立了“生物学前沿”（Biological Front），开始了创办研究—生产中心的工作，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前半期，这些中心发展成熟。在这些新设立的中心中，最重要的是哈瓦那西部的“科学区”（Scientific Zone）——它是由40多家机构组成的联合体，拥有1万2000名工人以及7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其它省份也已发展起了较小规模的生物技术产业，主要包括卡马圭省（Camaguey）、圣斯皮里图斯省（Sancti Spiritus）、比亚克拉拉省（Villa Clara）和圣地亚哥省（Santiago de Cuba）。

　　

　　20年后回头去看，我们便能够了解古巴发展这一产业多有先见之明，当初，该产业在少数极为发达的国家也才刚刚开始出现。人们选择任何指标进行衡量，古巴的经验都是成功的：产品（生物药品和疫苗）的生产情况、对公共卫生状况的影响、专利品、出口额、现金周转情况、利润率或投资收益率。古巴的生物技术部门在现金周转良好的情况下运转已有多年。如今，它已收回最初的投资，而且再投资正在赢利。

　　

　　自然而然，这一结果已完全成为古巴经验的一个特点，因为198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生物技术公司，超过半数未能获利，最终主要被大型制药企业吞并。据估计，在北美和欧洲的生物技术公司中，目前只有20%是资金自给的；其余的公司都依赖更多创业风险资本的投入，代价是未来的收入会因此减少。

　　

　　与其它国家发展生物技术的经验相比，古巴的案例显示了一系列独一无二的显著特点。它产生于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度，工业不发达，而且遭受了现在所知历史上时间最长、强度最大的经济禁运。它发生于欧洲社会主义集团消失之时，欧洲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导致古巴陷入经济危机，我们称之为“特殊时期”（Special Period）。与别国的情况迥然有别，我们的生物技术产业是在没有外国投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许多不发达国家创建的科技园区根本不同——那些科技园区的生产，建立在血汗工厂劳动的基础上，本国人学不到新的知识，本国技术也得不到发展。

　　

　　我们能够找出三个古巴的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显著特点。

　　

　　●全部过程都纳入研究—生产—营销中心之内

　　

　　古巴最重要的生物技术中心，都建成了研究—生产—营销中心，全部工作（包括研究、生产过程、国内分配和国际营销）都在同一个管理单位之内进行。这种方式消除了科研机构与生产工厂之间通常是人为造成的障碍。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把商业和生产的考虑纳入研究过程中，以及为达成公平的销售谈判而把新知识中的无形成分加入产品的定价时，都有广泛多样的信息交流。这种方式还使人人都对取得全部过程的成功具有责任感；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我们见到专业分工或私有制把组织分割得支离破碎，责任也就各不相关。

　　

　　将这些过程统合起来，促进了不同文化的彼此合作与相互启发，也促进了实验室研究人员、生产工程人员、管理专家和营销专家不同思维方式的彼此合作与相互启发。这种协作产生了不少日常矛盾，然而，我们发现，这样的矛盾从本质上讲是创造性的。

　　

　　在有形投资方面，科学中心建成时就已经配备了生产能力。例如，在哈瓦那市科学区一些最主要的科学中心，超过60%的人员和运营经费都用于生产。这与当今北美和欧洲的绝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把生产外包给制造公司有着重大差别。由于大部分正临床试验的生物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有限，这么做可能带来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

　　

　　●出口导向、国内分配与国际合作并存

　　

　　在一些小国（甚至小的工业化国家），国内市场不够大，无法支应研发（R&D）和质量控制系统的高额固定成本。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古巴发展该产业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们以多种方式处理该产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一种模式是，把制成品交给外头的商业代理。另一种复杂一些的模式是，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共同开发一种新产品。在这些合同中，外方为项目的继续进行提供创业风险资本，并在产品销售前就付出与古巴方过去所创造知识的价值相当的款项。外方则在该项目创造出了有市场价值的产品时，立可获得一些领域的商业权利。显然，在第二种模式中，古巴方让出的附加值要更多一些，但是，如果外方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销售产品，让出的附加值有时可以从收益率的提高中得到补偿。财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无可商议的，这既包括有形的设备，也包括合格劳动力的雇用。

　　

　　要同时维持这些外部的市场关系和内部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天然具有复杂性。一方面，最初的经验提醒我们，富国与穷国间的知识交换可能存在不平等，价格标准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前者手中。另一方面，生物技术中心要向古巴的卫生保健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而通过出口获得的外币，可以为这些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我们有可能避免使生物技术产业与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间的关系具有市场性质，也表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观念：古巴人民不是“顾客”（a client）。正相反，他们是这些机构的社会主义主人，作为主人获得服务。

　　

　　有一天，这种为市场生产和为共产主义分配生产二者互相资助的管理体制，会扩及古巴与第三世界其它国家间的关系。即使我们仍然远远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贸易关系，在古巴与委内瑞拉波利瓦尔共和国的卫生保健合作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前景。

　　

　　●科学研究被视为一种投资

　　

　　就科学研究已经更直接地与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而论，它已失去了作为“预算支出”（budget expense）的特征，而具备了“投资”（investment） 的特征，有可能与财政标准联系起来。

　　

　　问题不在于试图强加确定的重点于研发过程，更不在于强加刚性的计划——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被当成投资的研发项目正因其具有高风险，就与其它投资计划截然有别。人们必须推估不确定因素。不过，对这些项目进行经济分析，包括研究其目标对主要经济可变因素的反应灵敏能力，让人们知道了这些项目在什么范围内可行。研究人员从此可以得知，他们凭直觉对一个项目经济上的可行性所做的评估，不可逾越由发生作用的可变因素的数量所设下的限制。

　　

　　某种新产品的研究能否取得成功，本来就无法确定，因为从定义上，研究就是一种结果未知的领域。考虑到这一点，决策就不能与对可能的资金周转情况和收益率的分析机械地联系起来。而是，要把资金周转和收益率的分析当成一项思维训练，让人形成恒常考察研究─产品─过程─市场销售这一“完整周期”以及根据竞争力采取不同战略的习惯。它最终有助于加强联系科学与经济的终极目标。要实施这种分析训练，除了其它事之外，尤其要求培训领导科学工作的人，让他们学会从研究到市场销售这一整套的项目管理方法。

　　

　　资本主义与知识经济

　　

　　显然，富国所积聚的财富，使它们有可能对研究机构和研发工作进行更多的投资，这接下来又转化为更高水平的科学工作和经济增长。人们假定，在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积累之间，存在一个有力的循环。南方国家（包括古巴）不能指望达到这样的投资水平。但是，我们在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发展先进的生物技术产业时所面临的制约，迫使我们非常仔细地思考科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因为不能简单地假定研究上的支出会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经济目标。因此，我们必然被迫非常仔细地思考科学研究本身的社会影响。

　　

　　一般的观念是，将“科学研究”理解为一种有条理体系、可传递、专业、放诸四海皆准的知识。然而，还存在另一种与经济相关的知识领域，它具有如下特点：

　　

　　1.集体的（collective）：既不与任何个人结合在一起，也不与任何特定文献结合在一起，而是融入工作关系体系和生产组织程序。它属于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2.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由各种源自迥然不同的专业技能和知识领域的信息所共同创造。

　　

　　3.具体性（concrete）：难以一体适用，与特定的生产和服务用途联系在一起。

　　

　　4.默示的（tacit）：难以用几条规则表示，有时难以解释。

　　

　　5.局部的（local）：在特殊的生产组织之内产生和运用。

　　

　　有条理体系的知识和默示的知识，都属极端的知识形式。与现实应用相关的经济知识，是有条理体系、普遍适用的知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和默示、具体的知识这两者的结合。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增强知识在经济中的作用，而有效地处理知识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极端的知识形式以及它们的结合。

　　

　　为新经济的生产组织“处理”知识意味着：知识一产生就能看出；通过专利或者建立产品和制程的标准，加以掌握或确保；评估知识的价值；传播知识；通过训练活动，有步骤地安排知识的转让。所有这些都是具体的工作。

　　

　　新知识的生产是一个社会性的、无形的过程，坚持要通过市场关系完成这种过程，产生了许多问题。知识归谁所有？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如果有什么东西纯属社会产品的话，那一定就是知识；知识太依赖文化和早先的共同财富了。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趋势（如今，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随着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正好是强加商品的形式于知识本身。

　　

　　这种企图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创造所谓“知识产权”这一自相矛盾的术语，在科技领域，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专利。一些科学成果，如果放在仅仅几年前，将会公开发表，供人免费使用，但如今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多的情形是，几乎任何项目的研究人员都会发现，为推进项目所需要的许多知识都已成为某人的财产，其所有者有权拒绝别人使用它。交易费用可能极大，令人气馁，整个制度变成了科学研究的障碍。

　　

　　随着知识经济渗透到传统经济的每一个部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将会变得更加尖锐和无法持续。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身（如今它受到一些不吝赞词的人大力吹捧），将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将超出社会范围，扩展至越来越多的物质生产和贸易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短期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在传统经济中可能展示出获取眼前利润的好处，这些好处是通过牺牲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取得的。但是，随着生产力向一种新的经济类型发展，这些好处将会逐渐消失。

　　

　　这一进程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最近工业化国家高科技股票价格下降；多数生物技术公司无利可图；美国的高科技部门依赖军事支出，同时导致了用战争刺激经济发展这种畸形和荒谬的现象。出于军事目的资助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现象，可以在很多发达国家看到。它不仅是盛行于世界资本主义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为人类带来危险的征兆，也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日益增加的征兆——市场经济越来越无力做到，以合理、有效与和平的方式，把科学研究箍入社会经济关系多彩的锦绣中去。

　　

　　社会主义选项

　　

　　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有意或无意地错误假定，市场力量将促进经济生产力，并最终导致社会进步。这种观点完全没有我们投注在教育、文化和人力资本的开发中的休戚与共精神、利他心和正义感。然而，对我们来说，如果认为这种投注将自发地导致科学与经济之间富有成效的互动，以及建立在知识和高科技基础上的物质生产的发展，那就太天真了。这种过程不是自发的——必须有所引导。

　　

　　古巴的初步经验证明，即使工业不发达而且面临帝国主义妄想狂般的敌视，也有可能取得成功。古巴的战略已经了解必须造就大批有积极性和献身精神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并已着手进行。这种教育过程不是经济增长的最后结果，而是它的先决条件。

　　

　　对于我们所拥有的每一项经验，都有必要详细评估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任何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必须总结出能够让我们在科学研究、知识处理和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效益之间持续建立和加强联系的结论。这种评估应当包括每一个经济部门，这种联系应当（正如已经开始进行的那样）扩展至我们的外贸体系。

　　

　　我们所走的是一条创造性的新路。我们没有前例可循。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们能够做到，古巴人民，我们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者，要求我们做好。◎本文原载美国《每月评论》2006年12月号

　　

　　* 这些服务包括：为了进行产前诊断、流行病监控和保证血液安全，免疫测定中心正在维持和发展全国性的实验室网络；神经科学中心开展了多项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社会计划。在其它的许多案例中，古巴的科学中心都是国家卫生保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针对艾滋病、癌症、肝炎及其它健康问题的接种疫苗与治疗计划就是如此。

　　

　　简介 阿古斯丁•拉赫•达维拉博士（Dr. Agustín Lage Dávila），是古巴哈瓦那分子免疫学中心主任。本文是根据的论文《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La economía del conocimiento y el socialismo）改写的，原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古巴》（Cuba Socialista）杂志2004年11月号。改写工作得到了扬•麦克唐纳（Ian MacDonald）的帮助。莱昂纳德•莫林（Leonard Morin）将其由西班牙文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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