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群众觉悟和社会主义纲领 　　

　　彼得·塔菲（Pete Taffe）：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国际书记处

　　

　　原刊于《今日社会主义》（Socialism Today）3月期，

　　

　　《今日社会主义》是英格兰与威尔士社会主义党（CWI英国支部）的机关月刊　　

　　

　　 　　

　　

　　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应对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呢？大规模的裁员已经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司老板和他们的政府正在疯狂地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灾难转嫁给工人阶级和众多中产阶级。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走入了一条死胡同，任何还算严谨的这一制度的代理人都明白不存在迅速摆脱危机的出路。您可以任意挑选各种预测；无论是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所说的“60年来最糟糕形势”还是新的工党政府教育大臣埃德·鲍尔斯（Ed Balls）说的“100年来最糟糕的”！众多资产阶级评论家现在开始同意我们的分析，认为这至少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还可能超过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危机有可能比那时更糟糕。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使得这次冲击比1929年前所谓的'镀金时代'时存在的冲击更广泛和更深远。出于这个原因，它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国际化和最普遍的经济危机。美国、西欧、日本、东欧、俄罗斯、亚洲、澳新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所有的地区全部卷入了经济下降的漩涡之中。它所扩散和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早已超过1930年大萧条的最初阶段的状况。　　

　　

　　
1929年的那场危机肇始于股票交易所，扩展到金融部门，并无情地席卷所谓的“实体经济”。今天的危机是由金融垮台所引发的，进而冲击工业，现在又重新开始影响金融部门。1929年危机的全面影响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才能感觉到——在法国的影响是两年或三年之后——而这一危机以其即使不算摧毁意志，也是以惊人的速度骇吓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们。1929年危机用3年时间表现出来的结果现在1年里就可能呈现出来。 　　

　　

　　
这一危机的特点是生产过剩，大量供过于求的商品，老板正努力通过使工人阶级大规模失业来解决生产过剩。但是，这甚至也导致中产阶级的‘过剩’，他们和工人一起被逐出工作场所。换言之，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这一资本主义繁荣期的特征，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而这反过来又在削弱和破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工人组织的投降　　

　　

　　
资本家在将出现的进一步经济崩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面前颤栗。他们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不必面对来自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挑战，这是因为之前的工人组织早已为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托尼·布莱尔和他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同类所彻底堕落。他们一古脑地全部站到了资产阶级的一边，这其中也包括当时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及接踵而至的亲资本主义的思想泛滥。结果是，工人阶级当面对他们来之不易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却在政治上早已被解除了武装。　　

　　

　　
由于缺乏领导和组织，当资本家以危机为借口侵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时候，群众不可遏制的怒火使他们自发地涌向工厂和街头。这就发生在当爱尔兰政府设法消除老年人的保健福利的时侯；而当残忍的资本象关火柴盒那样轻易地关闭整个工厂之时，在威特福德水晶工厂（Waterford Crystal）和戴尔计算机工厂发生了工人占领工厂或者威胁这么做的举动。同样激烈的场面也同样出现在上周末考利和牛津的宝马迷你车工厂，工人们前所未有的抗议甚至引发了工人和主管间的拳头相向。然而，要使这一工人阶级本能的反抗转化为一场持久的运动就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其中包括斗争口号和组织。　　

　　

　　
而工会领导们也有着同样的投降行为，实际上进一步有助于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和穷人的侵害。由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面临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或害怕工人运动的反抗，因此无节制地疯狂地冲向无管制的资本主义。人们将工人组织的前领导人视为新自由主义战车上的基本不发挥作用的第五个车轮。工会领导人完全的优柔寡断就是证明他们向老板和政府投降的证据，从而使后者可以将一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身上。

但人民群众其实很清楚谁当为此负责。在意大利，作为底层思想状况的“晴雨表”，学生在示威时高喊：‘我们不会为你们的危机而买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工厂在工人阶级的眼皮底下被关闭的情况下，工会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卑躬屈膝投降的态度，和我们能从劳工运动高层处所听到的‘共渡时艰’的陈词烂调。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写道工人阶级，甚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总而言之是工人组织的领导的能力危机。然而，今天不同的是我们面临的不仅是领导能力的危机，而且还是一个组织层面的危机或者说缺乏工人阶级组织清晰纲领的危机。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鸿沟——‘剪刀差’——资本主义危机的客观形势和工人阶级可能前景之间的鸿沟，其中重要是在于缺乏组织，尤其是缺乏群众性政党。由于无情的宣传屏障，尽管经济危机冲击很严重；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现实和在政治和经济道路上的的没有其他可供选择使得即使在工人阶级中间依然残存着对‘市场’不可避免的默许。虽然许多人震惊于经济崩溃。但即使在许多工人中间甚至还有人依然抱着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当前的危机是暂时的，至迟到明年年底就将结束，到是我们迟早可以返回到“晴朗的”经济高涨期。　　

　　

　　
暗淡的经济前景
　　

　　

　　而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又为‘大众’媒体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中的某些人进一步强化。但是，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已经得出结论‘晚会已经结束了’。例如，《独立》的肖恩·奥格雷迪（Sean O’Grady）在1月份就曾直言宣布：“高失业率会长期逗留不去。”在美国的大萧条期间，失业率直到1943年才重新降回到1929年的水平，而这是通过破坏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使美国经济走出经济泥潭。这会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所遭遇的前景，因为他正在设法与雪崩般的裁员和每月增加的60万失业人口进行斗争。在未来的一年左右，美国和英国的失业问题将达到劳动力的10%；在现代环境下其影响类似于大萧条。

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原来被认为能对经济危机免疫的欧洲地区，形势反而更加糟糕。之前欧洲央行的声明认为欧元区将躲过由美国经济所带来的最恶劣影响的观点已化为泡影。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加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泡沫的总破裂之中，而日本也是如此。最新的预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降近10%。作为巨大的出口导向机器的日本正减速后停止，2008年最后3个月里下降了3.3%，年下降率可达12.7%。欧洲的经济发动机德国也已加入了这个行列，而欧洲大陆上那些较小的经济体——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英国——也正步冰岛的后尘陷入国家破产的风险。
　　

　　

　　对群众来说，这好像是今天还阳光明媚和和风旭日，而第二天就陷入寒冷和黑暗的冬夜，其中根本没有秋天的过渡。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命运比起大多数国家而言在债务驱动的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之路”上走得更远，这在2月份英国《观察家》关于萨拉戈萨（Zaragoza）的道中得到充分说明。房地产建设热潮的崩溃意味着一年内该座城市的失业率飙升75%。到今年年底，西班牙的失业率可能会从已经不可接受的14%（330万工人）猛增到20%。工人阶级愤怒到无法忍受，成千上万的走上街头抗议要求“罢工！罢工！罢工！”。
　　

　　

　　 西班牙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发生在一系列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英国；并将可能挑起革命性的爆发。如果没有明确有觉悟的领导层，骚乱将不可避免并导致部分青年走上恐怖主义的死胡同。希腊所发生的爆炸性事件表明在某个特定阶段一小部分人中间的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而摆脱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麻痹影响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唯一出路。
　　

　　

　　英国炼油厂罢工：混乱和清晰
　　

　　

　　来自英国发电站和炼油厂的建筑工人自下而爆发的罢工中充分表现了这种愤怒。这是一个用来衡量工人阶级觉悟和面对不同政治倾向的“实验”。鉴于我们处于新自由主义的黑夜之中，希望在部分工人，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大多数工人，中不出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情绪是完全乌托邦的幻想。然而，正如已经在我们的周《社会主义者》中所表明的，这场争论中并非如此。从本质上说，罢工是反对资本主义采用奴隶般的工资进行‘向下的恶性竞争’，反对欧洲老板们精心策划的反工人阶级的立法，也即欧盟工人指令(European Posted Workers Directive)和欧盟本身。
　　

　　

　　这在一些工人头脑中被扭曲成民族主义，并通过如下的口号反映出来：“英国的工作岗位留给英国工人”。这一口号最初由首相戈登·布朗在一次新的工党大会的演讲中创造出来，企图以抗衡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BNP）。没有领导的明确指导，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其他地方，工人有这样的初步反应也不足为奇。但是，这只是罢工不成熟的一个特点，但很快就为众多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所阻止，尤其是社会主义党的同志工人更是如此，为所有的工人包括移民工人争取同样的权利、工资和工作条件。在俄国革命中，沙皇的总参谋部人员害怕一个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出现，他就会象‘饱和溶液中做种子的晶体’那样活动（导致析出更多的晶体）。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能够在激烈的气氛中把大多数人吸引过来。我们在有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些是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参与的这个罢工中看到了类似情况，罢工完全克服了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任何的内容。明确表示声援意大利来的移民工人，包括用意大利文印刷的宣传传单和坚决要求所有工人能够同工同酬。
　　

　　

　　 正如可预见的，一些既没有出现罢工现场又不愿意听取罢工工人真实思想的极左翼团体站在完全错误的立场上。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把注意力集中在批评“英国的工作岗位应该留给英国工人”是罢工的主要口号和特征。但却罔顾如下事实：罢工工人在罢工纠察线上赶走了来宣传的英国国家党（BNP）的成员。此外，更重要的是罢工取得实现部分工人控制的重要成就，工会能够参与新工作岗位的安排。当然，正如一花独放不是春，但在这个行业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现在有了一个鲜活的例子证明，即如何在复杂局面下捍卫工人的生活水平，而同时克服民族或种族分裂，并能确保工人阶级实际的胜利。
　　

　　

　　 罢工之后，负责‘调解’工作的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局（ACAS）的结论是外国合同工人的工资并不比英国本国工人低。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完全忘记掉了派遣劳工有时可能在其周工资或月工资上得到和‘国内’或全职工人相同的工资。但是，他们并没有带薪休假、节假日和其他福利，这些都是全球范围内的老板们正在试图取消的东西以便作为一种手段提高其利润率。这同样适用于这一争端。这一直被ACAS掩盖着，并且为名誉扫地的专职工会官员所默许。这些全职工会官员尽可能使自己与非官方的罢工保持距离，以免可能违反英国严厉的反工会法。但是这一争端带来了积极的成果，而且由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介入以及工人的斗争经验和使民族主义被扫地出门。
　　

　　

　　大部分的极左派团体不理解群众运动将如何演变，特别是对于其最后阶段的性质。这不会以完美的形式出现。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和护国公）毫无保留地形容自己脸上充满瘤[当他要求画师必须如实画出他的脸部缺陷， （pimples, warts and all）]。如果这些极左人士处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情况之下，毫无疑问，他们会首先谴责加彭神父（Father Gapon），因为最初是由他带领群众在沙皇的旗帜下向“我们的父亲”沙皇进行请愿。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力主参与运动的列宁甚至在最初阶段与加彭神父进行协调，（按照那些极左人士的观点）列宁他们应该提出将神父从示威活动中驱离作为参与抗议示威的前提条件！他们将如何应对1907年詹姆斯·拉肯（James Larkin）用天主教的绿帜和新教的橙旗将天主教和新教工人共同组织起来以反对老板？
　　

　　

　　 在没有对种族主义或民族偏见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所刚刚历经阶段的现实情况，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必要采用合适而技巧的方式去接触现有工人阶级和了解他们的政治前景。我们无法象历史上的俄罗斯圣人那样“奢侈地”面对“我怎么去莫斯科？”的问题时回答道：“如果我是你，我不会从这里出发”。工人阶级，尤其是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所谓“社会和平”时代的工人阶级，绝不会象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弥涅耳瓦一样从主神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突然介入到实际斗争中去。　　

　　满腔的阶级仇恨
　　

　　

　　 工人阶级的愤怒日积月累，这已为去年在希腊爆发的‘半起义’状态和　1月29日　震动法国的反萨科齐大罢工所表现出来。虽然在不久之前，萨科齐还嘲讽道：“尽管他损害法国工人和青年，可哪里有什么罢工？”回答他的就是罢工中所展示出来的反抗意志，参与示威的范围和人数远远超出工会领导的组织者所预期的。超过200万工人涌上法国各城市的街道。面对罢工萨科齐感受到了潜在的具有爆炸性的情绪，所以立即对学校的学生让步希望能以此手段来制止运动。但这并没能阻止罢工的发生，运动中已经弥漫着1968年运动的气息。

　　

　　

　　 然而即使是在政治上一直是欧洲工人运动先锋的法国，目前工人阶级对未来的前景与1968年时的工人也有着重要的区别。矛盾的是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势比1968年时糟糕得多，而1968年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是发生在一个持续繁荣的背景之下。那时在工人和学生中有一个广泛的社会主义甚至是革命性的觉悟。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尤其是工人组织领导人向资本主义投降，使目前群众的情绪远远落后于1968年。所以当前存在着混乱的前景认识和政治意识。
　　

　　

　　 因此，毫无疑问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群众都满怀着对那些被视为目前的经济灾难的主要肇事者，即金融家和银行家的阶级仇恨。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半公开的审判已经揭开这一序幕。在法国群众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愤怒；而且这一愤怒很明显同时针对针对银行家和总统萨科齐；即使萨科齐绞尽脑汁地企图把自己和银行家们划清界限。但是假如即使在法国还没有出现一个广泛的反资本主义觉悟，那么在其他欧洲国家这种意识可能更少了。
　　

　　

　　 希腊的情况有所不同，已经出现了显著的革命前的形势。这反映了希腊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体制已经彻底破产，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对他们的贫困状况的绝望以及他们为此准备斗争的态度为起劲所发生的三次总罢工所证明。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执政党的彻底无能——新民主党和前社会民主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以及新崛起的工人政党左翼激进联盟（SYRIZA）。于之相伴的是希腊面临的暗淡的经济前景。经济形势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评级机构穆迪对它的经济降级可能导致资本主义投资者将拒绝购买政府债券。这可能会导致经济崩溃，而反过来可能看到希腊自动离开或将被逐出欧元区。
　　

　　

　　 它也可能预示着一系列国家部分甚至彻底的破产，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新殖民主义的地区拉丁美洲那样。如果债券交易商开始拒绝购买政府债券，西班牙、葡萄牙甚至爱尔兰将轻而易举地加入希腊所处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将毫不犹豫地诉诸措施更野蛮地攻击工人阶级的工资和生存条件。在这种腐朽的资本主义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就像一个人处在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只是为了保持它的位置而不得不疯狂地向上奔跑。　　

　　声名狼藉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理论家相当平静和‘冷静’地辩称通货紧缩（与价格上升的通货膨胀相对，价格下降、消减生产规模和大规模失业）的是保证他们利益的最佳途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硬币的两面，而且往往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代价。〈金融时〉一位作家道出了其中秘密，他冷静宣称公司将受益于通货膨胀，因为部分债务将消失；那些有着固定利息债务的公司将受益。另一方面：“更高的通货膨胀比其他情况更能让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工人同意削减真实工资。这既对目前缺乏竞争力的公司有益，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热衷的，因为减薪比失业更公平”。换言之，工人阶级必须付出代价，而利润如果无法增加也必须保持。
　　

　　

　　 显然，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已进入了一个残酷的新时代。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缩小潜在的资本主义旷日持久的危机的客观形势（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危机）和如何使得意大利青年的口号：‘我们不会为你们的危机买单’能够具体实现之间的鸿沟。这里所提及的——正如最近的英国炼油厂的罢工和在考利（Cowley）850名被解雇工人用1小时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一样——需要形成一个战斗性的纲领。显然，从过时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新社会整体转变必须实现。
　　

　　

　　 这场危机又一次证明了如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为压倒性多数‘知识分子’所嘲弄的，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性。不平等是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克服的，就如同克努特（Canute，公元9世纪丹麦和挪威的国王）也不能改变浪潮的方向一样。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并且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所清晰显示出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是为剥削它。工人阶级只取回了他们新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其余是无酬劳动，即被资本家所攫取的利润。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阶级斗争无他，就是争夺分配剩余产品的斗争。这种剩余产品越是被剥夺——尤其是当利润停滞或下降时，如目前的情况——阶级斗争就越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在取得新的胜利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必须有决心抵制资本的冲击以捍卫所有过去斗争取得的成果。
　　

　　

　　 与资产阶级辩护士所认为的截然相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阶段，即不能最好地也不是最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更非是有效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分配产品的手段。尤其在柏林墙倒塌后，资本主义被作为一个无懈可击的而且不易于突然崩坏的系统的想法曾经很普遍，但现在却完全不足为信。不用关注工人阶级自己“有水准”的的期刊，就连捍卫资本主义辩护士们也承认了这一点：“保守派...其实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任何了解资本主义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不时地会出现问题。保守的经济学教义认为经济衰退更象天气，有可能减轻其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其性质。”（彼特·欧本（Peter Oborne），〈每日邮〉右翼政治专栏作家。）　　

　　过渡路线
　　

　　

　　 不用及美好的未来，如果资本主义今天崩溃；我们工人阶级将为此买单。这也就是（政治评论家）欧本所说的暴风雨天气本质；在这个世界中，当工人沉浸在大规模失业的痛苦之时，国家却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保护伞。但我们并不打算为此买单，我们需要完全更人道的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政策。即使〈新闻周刊〉也甚至宣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不幸的是这还无法代表这一制度绝大多数受害者，也即工人阶级和底层穷人的情况。因此，在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把要求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至高无上的理念提出时，也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提出战斗性的过渡要求。
　　

　　

　　 对1914年前的社会民主党而言，这一路线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它的纲领被划分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纲领和日常的最低纲领。而决定性的变化是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在俄罗斯革命爆发和由1917年革命引爆的整个世界和欧洲的群众斗争和革命的浪潮。在这种变化的形势下，争取最基本的改良，乃至捍卫过去已获得的成果都被作为直接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斗争形式提到了议事日程。布尔什维克因此制定了过渡纲领作为桥梁——考虑到工人阶级日常诉求的情况下——将现实的觉悟水平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联系起来。俄国革命时期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工人阶级不同部分对于前景认识不同并且会随之变化。这在列宁的出色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得到了总结。
　　

　　

　　
　　

　　

　　
　　

　　

　　国有化
　　

　　

　　 在这个经济危机爆炸性的时刻，不仅有必要接受工人阶级部分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诉求而且还应关注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是针对银行的怒火，这不仅是针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骗子，如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和阿兰·斯坦福德（Allen Stanford），而是针对将自己整个行业破产，并威胁把整个社会包括工人阶级推向深渊的所有银行匪帮。他们允许国家介入以通过大规模的救助来拯救他们。然而，失败的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麦凯恩却并不买帐。他把国家债务的增加描述为“盗窃子孙的财富”。但是正是他的“护法使者”右翼共和党人前副总统切尼宣称，“里根当局证明[美国政府的]赤字不会带来问题”？而且这也并没有阻止麦凯恩连同其他共和党人考虑全面国有化银行的问题。
　　

　　

　　 资本主义政客们可以接受国家救援，只要它是完全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并具有明确前景今后会将‘国有化的’行业归还给当初破坏这些行业的私人口袋中。英国的一些评论家已经设想，银行国有化后在国有部门内预计保留9年左右。
　　

　　

　　 虚伪的麦凯恩和他“动人的”对后代的关心掩盖了伊拉克战争可能总计达3万亿美元的巨大开支，而正是他本人完全支持这场战争。麦道夫（Madoff）腐败案件的金额相对于美国政府通过‘私有化’建筑业来‘重建伊拉克’而获取的现金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独立的帕特里克·科伯恩评论说：“入侵之后真正掠夺伊拉克的是来自美国的官员而非巴格达的贫民窟”。在一个案例中，为政府审计的工作人员说，“由‘一托盘一托盘百元美钞’构成的5780万美元被运往负责伊拉克中南部的美国会计主任处，他自己还站在成堆的钱边拍照留念”。虽然到底有多少钱被劫略了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迄今至少有1250亿美元（合计880亿英镑）消失了。这只是一个例证，不仅美国而且世界各地的资本家都在利用国家作为巨大的摇钱树搜刮财富。
　　

　　

　　 现在提出的诉求，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提出的诉求，需要救助的不应是银行家，而应该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甚至国有化的诉求也不象过去阶段那样受欢迎——因为它针对的是应该为混乱负责的银行家，而迫使奥巴马当局和布朗政府实施，尽管这也并不合乎他们的胃口。这是因为迄今在英国和事实上在美国的所实行的部分国有化经验已经渐与大众的意见疏远。这些部分国有化的企业董事会仍然保留着未变的守旧的资本主义性质。目前还没有出现类似于1948年由工党政府接管煤矿时，红旗招展和工人阶级欢欣鼓舞的庆祝场面。这是因为，如北岩银行在完成国家收购后，开始大规模的收回无力还款的按揭房屋，解雇4000名工人；而之却是给仍然在掌管银行的资本家们保有巨额的奖金。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并非如旧工党中的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迈向社会主义的的一个步骤，当时旧工党仍然是一个具有底层群众基础的工人政党。
　　

　　

　　需要民主计划
　　

　　

　　 在另一方面，‘市场’实在无法提供任何出路。例如在英国， 1999年有三分之二的就业机会并不是由自诩“具有企业精神的”私营企业创造的，而是国有行业提供的。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破产的一种承认。此外，私营行业内公司结构根本并不是如市场经济支持者所宣称的‘精英管理（才能主义）的典型案例。事实上经济危机的影响是如此具有震撼力，以至于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开始揭示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所谓“管理和运作”的真实本质。例如，《观察家》的西蒙·考尔金（Simon Caulkin）把众多大型商业企业的结构比作斯大林主义的镜像而非是理想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包括著名的英国电信（BT）在内，据已透露的信息政府可能计划将已近崩溃它进行重新国有化。跟据他（考尔金）的说法，它们“在公司结构和战略上所具有的吸血僵尸般的特征”与斯大林主义具有相当的相似性。
　　

　　

　　 他宣称这种管理制度相当粗暴：“他们对公司高管热脸相迎，但对客户却冷屁股相待”，很多管理者更关心的是利润指标而不是生产有价值的产品。按照惯例被认为世界上最有管理效率的企业通用电气（GE）将公司收入的40%——也就是说600亿美元——用于行政支出和非直接运营费用。西方大公司的高管与命令经济下斯大林主义政党高干间具有比人们所承认的多得多的共同点。由此可见，接管这些公司并建立一个由工人控制管理并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将是多么的便宜和有效率！
　　

　　

　　 考尔金的文章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的论点的承认，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时所讲述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工厂的内部管理也是计划的一种表现。马克思说过，当工厂体系应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和世界之时，也就将描绘出通过消灭市场而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形态。而且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公司——尤其是垄断企业——具有完全与前苏联相同的头重脚轻的官僚架构。所以解决方案即不是斯大林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工会、工人组织和小商人等阶层的代表参与监督公司帐目，以便告知劳动者公司的实际情况并相应地筹备运作计划。
　　

　　

　　为（思想）鸿沟搭起桥梁
　　

　　

　　在这一阶段之所以需要过渡纲领是由工人群众中觉悟与意识的混乱。但随着事件的推进，这种意识将会进一步振荡和转变。但是，依靠过渡路线和过渡纲领——也就是与时俱进地采纳托洛茨基的方法和来自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斗争经验——就完全可以有助社会主义觉悟的发展，并可以减轻首先在政治上最先进的阶层和之后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促进这一思想的中发展。这就为今天劳动群众的觉悟和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之间架起了桥梁。宗派主义者不需要这样一个桥梁，因为他们并不打算与广大工人阶级站在一起通过共同学习和互相帮助来促使阶级觉悟的转变和增加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
　　

　　

　　 对英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而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即使奥巴马通过经济刺激方案设法使世界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衰弱能有所缓冲——事实上这一可能性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但这场危机目前所带来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形势。世界经济充其量只能顽固地依靠大规模失业维持着如“患贫血症”般（极为衰弱）的增长。以为（大规模的失业）这如同身体中的脂肪组织，是一种机体衰退的症状。但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这就有必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大规模群众性的手段以帮助提高工人阶级群众的理解水平——而正是过渡纲领的帮助——可以促使这个衰败的制度转向社会主义。
　　

　　

　　 假如没有采取这一路线，那么即使在面对目前的经济灾难之时，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也将存在这种危险，即无法马上拥有什么明确性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什么是可行的替代办法。例如，在汽车行业，由于大规模裁员和工资被大幅削减，工人们会有一种本能的想法，即他们目前的产品“没有市场”。但是，由于先进技术和技能的存在只用投入很少精力就可以实现汽车产业的变革，从而从当前面临着巨大产能过剩的市场转向生产其他有用的产品，其中包括绿色的和环保的大众交通工具。全世界所有人都迫切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的公共运输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出现了生产上的这种转变；但鉴于今天资本主义的混乱，目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就提出了需要一个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
　　

　　

　　 在下一阶段，日益恶化的客观形势和工人阶级觉悟之间的鸿沟将逐渐缩小。大量层出不穷的事件——尤其是爆炸性的事件——将确保这一时刻的到来。在深渊的边缘，劳动人民将正面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时未必已经明确地拥有取而代之的想法。然而，如果工人阶级能将社会主义理念与日常斗争结合起来连接起来，坚定地信奉过渡纲领和过渡方法，那么重启示社会主义和革命觉悟之路将大大地缩短，而且为此付出的痛苦也会少得多。
　　

　　

　　 工人绝对不为承担资本主义危机而付出代价！向大规模的失业说不，特别是向新一代青年要永远依靠失业救济维生的可怕前景说不。以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式国有化银行，由工人阶级、工会和小商人等阶层代表参与组织。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部门本身将提出进一步国有化的问题，其中包括掌握社会经济命脉。只有在这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阶级群众才可能获得希望以反对停滞而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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