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富翁带着他4岁的儿子走出大商场，径直向他停在路边的奔驰汽车，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妪上前乞求施舍一点零钱，富翁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没零钱，他的儿子兴奋地说，爸爸，咱们车上还有好多零钱！这虽然是我杜撰的一个场景，但类似的事情确实是在这个社会，在我们身边时刻演绎着。天真无邪的小孩，他的良知还没有被污染 　　

　　何谓良知？通俗地讲就是良心。什么又是良心呢？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光辉。良心就是天道法则，让每个人具备获道的可能。良心是一面镜子，能够让照出人世间任何善恶。良心是三角形，当我们撒谎作恶时会感到尖锐的刺痛。在一个恶的环境中，随着所谓经验的积累，我们学会了撒谎，学会了虚伪，学会了要面子。我们不断在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三角形已经磨得平滑了，某一天我们做恶时内心不再有刺痛感。我们不断在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的镜子上积满了灰尘，我们镜子不能辨别善与恶。我们不断地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在天道法则中迷失自我，使我们不断麻痹自我，如同行尸走肉。失去了就需要弥补，这是平衡原则。我们失去了良心，我们通过面子来弥补。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时刻追求的是面子，只要有钱，我们就要买有面子的名牌衣服，开有面子的进口汽车，住有面子的豪宅，吃有面子的山珍海味。为了面子，我们包养情妇，为了面子，我们挥金如土，但面对大灾大乱，我们无动于衷。面对困苦的同胞，我们洋洋得意。。。。。。。 中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追根朔源是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臭八股，伪儒学的创始人。想想春秋战国时期发奋图强的诸子百家，愿为知己死的义士，缤纷多彩、气吞山河的春秋战国也是当今日本最崇拜中国历史。想想大汉王朝，开疆扩土，驱逐匈奴，喊出让每个炎黄子孙热血沸腾的一句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想想我大唐帝国，开元盛世、平灭四夷，万邦来朝。斗转星移，到了虚弱的宋朝，只顾卖弄文学，开始朋党之争。宋朝朱熹对儒学开始自己一番改造。在这位大儒看来，要想成为圣人，就要追求外在的理，先知后行。使得读书人都在追求外在的东西，只会思考而不去行动，这些人要么变成书呆子，要么变成伪君子。什么道理都懂，但就是不去实践；满口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连朱熹自己最后堕落，晚节不保；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统治。到了明朝，官场黑暗，腐败横行，社会风气日下，一个能挽救中国文化的圣人横空出世，他就是心学创始人王阳明。他提出心即使理，知行合一之学说，对朱熹伪儒学大肆批判。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一颗良心，我们不用对外探求天理，我们护住了良心就是顺从了天理。我们只需要不断察拭这个镜子，良心这个镜子就能光明通透，照亮任何善恶和美丑。怎么样去察亮我们良心的镜子，就是要不断去除私欲和恶念。大富翁不肯施舍哪怕一毛钱给乞讨者，因为他内心已经充满了私欲，他付出需要回，而施舍给乞讨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物质回，所以他拒绝。他的儿子的良知还没有被污染，他就会按良心的本来面目去说和做。

　　

　　 知行合一思想更是对那些传承朱熹思想伪君子们的鞭挞；当你了解一个事物，不代表你知道了，而只有你去行动实践了，你才能算是知道。就拿孝来说，我们都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孝，但那种停留在嘴边和意识里的孝不代表你知道，而只有身体力行地去孝顺父母，通过行动和你的认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算是知道了。王阳明不光是执行合一的倡导者，也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者。他为官一方，运用执行合一和至良知思想赢得民心，他除暴安良，成功围剿困扰数十年的匪患，他至生死度外，集合3万乌合之众平叛宁王10万精锐，挽救大明王朝，建立了盖世奇功。王阳明的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他的心学思想不断发扬壮大，解放被禁锢的思想，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和活力，使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而不去实践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感到惧怕，他们更惧怕老百姓从愚民政策中醒悟过来，将其污蔑为异端，到了清朝实行更加严酷的文字狱，全面推崇提倡朱熹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那一套表面虚伪的东西，愚民教育愈发深重。

　　

　　 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没有被掩埋，它被传播到了日本，日本人如获至宝一样吸允着真正的儒学，为日本民治维新打下了基础。1905年当日本海军打败了俄国海军，取得日俄战争胜利时，记者问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靠什么获得胜利，他说了五个字：王阳明的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可以使人的潜力发挥到极限，使一个社会充满团结和力量。二战时期，日本就是靠着这种精神称霸亚洲，又是靠这种精神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世界第二发达国家。日本人靠着良知认真地工作，生产出精美耐用的日货，良知驱动他们不搞假冒伪劣，要做就要做最好。知行合一思想也深刻贯彻到他们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的效率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

　　

　　 今天不讲良心，但求面子的恶习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可见朱熹伪儒学对我们毒害之深。今天的国人最常用的口头禅之一是我知道，我懂，就是因为要面子，怕被人小看。朱熹的先知后行思想带给我们敷衍，拖拉的习惯；当我们应该去行动的时候，总是找借口说需要在了解了解。当我们的政府该兴利除弊的时候，总是推诿说再研究研究。朱熹的伪善文化让我们注重面子而轻视良知，什么事情只要面子过得去就行，亲戚之间逢年过节迎来送往都是虚伪表面，求个个面子，而不懂得用心去感恩。朋友之间利益交换，而不懂得用心去珍惜。不光是人在追求面子，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也大讲面子工程，我们的GDP像火箭一样增长，我们的城市高楼无数，我们政府办公楼竞相攀比，我们的公仆体察民情时犹如皇帝出行，全体屁民避让。我们的企业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是符合指标和要求的，不符合指标的产品多没面子啊，所以不符合也要创造条件符合。因此我们有幸品尝着三聚氰胺毒奶粉，开着外表好看但经不起事故考验的国产汽车。住着外观漂亮，但经不起小小地震的商品房。白白的馒头多有面子，那是含有增白剂。餐馆的炒菜色香味俱全，那是靠地沟油和增香剂。因为我们的同胞要面子，所以我们可以为一句争执大打出手，我们相互不能包容，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焦虑和矛盾。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面子，所以我们积累可怕的泡沫。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肮脏的空气，发臭的河流，板结的耕地。

　　

　　一个资源匮乏，人口密度巨大的日本靠良知和效率发展他们的国家，创造了日本奇迹。一个资源丰富，地大物博的泱泱大国，活在面子和伪善之下，用无良的手段剥夺一切，满足面子和私欲。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就是王阳明思想和朱熹思想的差距，也是面良知和面子的差距。我们不光要理解良知，还要知行合一地去实践良知，真正用良心做事，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