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我刚退伍就被团里“抓”回去，只因我会英语，不仅提干还娶了漂亮报幕员

　　 1976年冬，我刚把退伍证压在箱底，正挽着裤腿在生产队的猪圈起粪，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卷着黄土冲进了我们村。 车上下来两名干部，不由分说拉着我就走。村支书吓得烟袋锅子都掉了，以为我犯了啥事。 谁能想到，这次“抓捕”式的召回，竟让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凭着几句“鸟语”，不仅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

　　还把团里那个高不可攀的“百灵鸟”娶回了家。

　　我是1971年入伍的兵。老家在豫西伏牛山深处的一个穷山沟——莲花大队。

　　大家都很奇怪，我一个祖上三代贫农的娃，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咋可能会英语这种“洋玩意儿”？

　　这事儿，得从我们村牛棚里的顾先生说起。

　　1966年，村里来了个“坏分子”。

　　是个戴眼镜的老头，据说以前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因为成分问题被下放到我们这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村里安排他住在牛棚边的小土屋里，让他负责喂牛、扫盲。

　　那时候我才十二三岁，正是淘气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山上割草，看见顾先生正对着一头老黄牛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近一听，全是些听不懂的“叽里咕噜”。

　　我好奇地问：“顾老头，你念咒呢？”

　　顾先生吓了一跳，扶了扶只有一条腿的眼镜，苦笑着说：“这是英语，西洋话。”

　　也许是看我眼神里没有大人的那种鄙夷，顾先生竟动了收徒的心思。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喂完牛，我就钻进他的小土屋。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他用烧焦的树枝在地上写单词：Apple, Radio, Radar...

　　顾先生教我的不是普通的日常对话，他竟然不知从哪藏了一本残破的《无线电工程英语》。

　　他告诫我：“娃儿，世道总会变的。

　　多学一门本事，将来国家搞建设，总有用得着的时候。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万万不敢让第三个人知道，否则咱俩都要脱层皮。”

　　就这样，我在牛棚里跟了他四年。直到1971年我参军入伍，临走前，顾先生把他那本翻烂了的英汉小词典塞进了我的袜筒里。

　　入伍后，我分到了空军某地空导弹部队的雷达营。

　　这可是个技术兵种。那时候部队装备大多是仿苏制的，说明书都是俄文，团里有俄语翻译。但我这个“英语通”一直深藏不露。

　　那时候风声紧，谁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读英文书？那是“崇洋媚外”，搞不好要挨批斗的。

　　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站岗的时候，在脑子里默默背诵那些单词。

　　1976年年底，我服役期满。因为只有初中文化（档案上写的），再加上没有任何“显性”特长，提干名额自然轮不到我。

　　我背着铺盖卷，含泪告别了战友，回到了莲花大队，重新拿起了锄头。

　　我回村才半个月，连手上的茧子还没磨出来，那辆吉普车就来了。

　　车上下来的是我们团作训股的张参谋。他一眼看见满身猪粪味的我，激动得上来就是一拳：

　　“林为民！你小子藏得好深啊！快，跟我们回去，十万火急！”

　　原来，就在我退伍后的一周，团里通过特殊渠道引进了一套西方某国生产的精密电子检测设备。这东西能极大提高雷达的抗干扰能力。

　　设备到了，全团却傻眼了。

　　说明书全是英文，而且是极其专业的无线电工程英语。

　　团里的俄语翻译拿着字典翻了半天，连蒙带猜翻译出来的东西。

　　技师根本不敢操作——国家花巨额外汇换来的宝贝疙瘩，接错一根线可能就烧了。

　　团长急得拍桌子。这时，和我一个班的战友小广东突然想起，有次我看书没藏好，被他看见过书皮上的洋文。

　　他随口提了一句：“刚退伍的林班长，好像懂这个……”

　　团长一听，当即下令：把人给我追回来！

　　回到部队，我连澡都没来及洗，就被带到了团部会议室。

　　那台设备摆在正中间，旁边放着那本厚厚的全英文说明书。团长、政委、还有几个师里的工程师都盯着我。

　　团长指着说明书：“林为民，这是军令状。能不能把这几页核心操作流程翻译出来？关系到咱们团明年的战备任务！”

　　我接过说明书，看着那些熟悉的单词：Frequency（频率）、Modulation（调制）、Circuit（电路）……

　　顾先生当年在牛棚里教我的那些枯燥词汇，此刻仿佛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我脑海里自动组合成了汉语。

　　“报告团长！能翻译！但我需要时间，还有……我那本小词典。”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三天三夜。

　　当这本几十页的操作手册，特别是最关键的那3页核心启动程序被我翻译成中文交上去时。

　　工程师们照着操作，那台设备真的“滴”的一声启动了，面板上的信号灯亮起，示波器跳出了稳定的波形！

　　团长高兴得一把抱住我，胡茬子扎得我生疼：“好小子！你是咱们团的功臣！”

　　鉴于我的特殊贡献，经师党委特批，我被“特招”回队，并直接提干为技术员（排职），专门负责这批进口设备的维护和技术资料翻译。

　　1977年八一建军节，师文工团来我们团慰问演出。

　　报幕员叫姜婉秋，长得那叫一个水灵，歌声甜得像蜜，是全师有名的“百灵鸟”。

　　那天演出结束后，团长特意把我叫过去，指着我对姜婉秋说：

　　“小姜啊，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秀才’，以前在牛棚里学英语，现在是我们团的宝贝疙瘩。”

　　姜婉秋大方地伸出手，看着我的眼睛亮晶晶的：“林技师，听说你还会背莎士比亚的诗？”

　　我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结结巴巴地用英语背了一句顾先生教我的：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我能否将你比作夏天？）”

　　后来，那本被顾先生藏在牛棚里的英语书，不仅帮我走出了大山，也成了我和婉秋的定情信物。

　　1979年春，顾先生平反回了上海，我和婉秋新婚蜜月去上海看他。

　　老先生摸着我送去的《无线电技术译文集》，老泪纵横：

　　“知识啊，终究是没有被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