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北京的风已经带着凉意。首都几家影院里，抗战题材影片《东进序曲》正在放映，许多当年亲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军人，也坐在黑暗的放映厅里，默默看完了银幕上的“历史”。走出影院时，已经六十多岁的李明扬脸色不太好，他知道，自己在片中的形象，和真实经历有着不小差距。

　　回到住处，他拿起电话，直接挂到了时任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陈毅那里，说了句颇为直率的话：“陈毅同志，我今天看了《东进序曲》，发现电影中有几处失实，有贬低我形象之意。”电话那头，陈毅爽朗地笑了起来：“师公，放电影么就由他去吧！秀才编剧，不见得明白那一段史实。你我之间，还分什么自己人外人？”几句轻描淡写，让气氛松了下来，却也把一个复杂人物的命运，再次拉回到抗战烽火中去。

　　有意思的是，银幕上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形象背后，其实藏着几十年纠缠不清的恩怨、选择与分合。要弄明白李明扬何以对“形象”如此敏感，绕不开他在苏北那段与新四军此合彼战的经历，也绕不开他和陈毅这段既像旧交、又像对手、最后又成“自己人”的关系。

　　一、从“二李”到“老朋友”：战火中结下的交情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38年前后，李明扬还远不是“起义将领”“政协委员”这样的身份，而是第五战区的一名重要将领。那一年，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大举南犯，徐州成为焦点。李宗仁率部西撤，保存实力，李明扬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向南突围。

　　他率部冲破日军封锁，在苏北一线边打边走，一路招兵买马，最后在泰州站稳脚跟，打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旗号。国民党内部的桂系势力看中了这支部队的价值，给予一定支持。到1939年前后，“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手中，已经掌握了三万余兵力，“二李”成了苏北举足轻重的中间武装力量。

　　同一时期，新四军奉命从皖南、苏南一带向苏北发展。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要在江苏中部、北部开辟抗日根据地。简单说，双方一个手握地盘，一个急于北上落脚点，很自然要打交道。问题在于，这种打交道，到底是握手，还是拔刀，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眼光和心胸。

　　1939年夏天的一天，泰州凌家花园里，李明扬随口一句：“新四军的陈毅要到泰州来，你负责接待一下。”让副手李长江颇有些紧张。他直言：“我一个粗人，不会谈。”李明扬却摆摆手：“不用你谈什么大道理，只说几句合作抗日就行。”

　　从这一点看，尽管出身旧军队，又受制于桂系势力，李明扬对“合作抗日”三个字并不排斥，甚至可以说有一定主动性。他不仅安排礼节性接待，还在心里打起了另一笔算盘——借助新四军之力，运回一批极为紧缺的军火弹药。

　　当时，他刚收到同乡王敬玖的密电，愿意提供大量步枪子弹、盒子炮子弹和迫击炮弹，但要求自运。要跨越长江、穿过铁路，躲开日军封锁线，对于一支国民党地方部队而言，并不容易。李明扬心里很清楚，真要把这批弹药安全弄回来，非要借重陈毅在江南的力量不可。

　　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在首次会面时提出这个条件，而是刻意按下不表，准备日后通过书信“慢慢谈”。“心急吃不上热豆腐”，这句看似家常的话，其实反映出他在复杂局势中的一种老辣：既示好，又不露底；先结交，再谈利益。

　　几个月后，这封写明来意的亲笔信，终于送到了陈毅手里。陈毅看完后态度十分明确，新四军愿意帮助李部运回弹药。这一决定，既是出于抗日大局的考量，也是对苏北局势的一步布局。很快，在新四军第四团两个连的协助下，十万多发子弹、安全越江，辗转通过封锁线，再由六百多名民夫昼夜兼程挑回泰州。

　　弹药一到，李明扬自然要有所表示。泰州街头贴满“欢迎新四军光临指导”的标语，凌家花园里则设宴款待。陈毅到场时，亲手送上一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说得很直白：“来得匆忙，没有带贵重礼物，这把刀就送给总指挥。”道理不难明白，刀接下，就是姿态，也是一种政治表态——愿意在抗日旗帜下联手。

　　李明扬没有犹豫，当众接过这把刀，还说“做个永久纪念”。当晚，两人在密谈中达成合作抗日的共识。这一夜，表面上是两个军人杯酒言欢，背后却是苏北抗战格局的一次重要调整：新四军不再是“外来者”，而是名正言顺的合作伙伴，而“二李”在局部上也从地方武装转向了抗日力量的一环。

　　不得不说，这段交情，是在枪炮声与实际利益平衡中建立起来的，既没有过度渲染的“惺惺相惜”，也谈不上什么完全的政治认同，却实实在在改变了苏北的抗战走势。正是这种复杂的起点，也为后面那场著名的郭村之战，埋下了伏笔。

　　二、“郭村之战”的反复与抉择：打过一仗，交情还在

　　如果只看早期合作，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既然有共同抗日、互相帮忙运弹药的经历，双方关系应该稳稳向好。事实却比想象中要曲折得多。1940年前后，随着国共关系再度紧张，苏北局势也迅速恶化。

　　这一年春天，蒋介石在华中地区挑起新一轮反共摩擦。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联合桂系将领李品仙，向新四军驻苏北的部队发动进攻。半塔集一战，新四军第五支队在顽强作战和周密部署下，击破对手，赢得胜利。韩德勤吃了败仗，反而越发怨恨新四军，屡屡向上“叫苦”，这让整个苏北的政治空气都变得阴晴不定。

　　与此同时，叶飞率领的新四军部队在抵抗日伪“扫荡”之后，需要找到一块相对安全的休整之地。经过权衡，他们选择了泰州西北的郭村。这个地方，名义上还在李明扬的势力范围之内。消息传到泰州，部队内部有人反对借地给新四军，认为会“养虎为患”。李明扬却顶住压力，同意叶飞部进驻，并以“租借三个月”的方式，暂时化解争议。

　　问题是，三个月很快过去，战争却远未结束。叶飞从军事和抗日需要出发，决定继续留驻郭村，并开展征兵、征粮等工作。这些措施，从抗日根据地建设角度看，并不奇怪，但在地方势力眼中，却是触及“地盘”和“税源”的敏感行为。

　　李长江等人于是变得强硬起来，主张趁新四军立足未稳，发动进攻，把郭村夺回来。韩德勤顺势挑拨，暗中施压，连番游说“二李”对新四军用兵。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李明扬心里并非没有顾虑。他明白，新四军是抗日力量，也记得陈毅当年帮过运弹的情分。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环境和部队内部情绪影响下，他终究还是做出了一项违心的决定：同意出兵。

　　也许正因为心里有愧，他在出城之前，对部下还作出限制：不得穷追猛打，不得滥杀俘虏，夺回郭村就停手。这样的交代，说明他并不想把矛盾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是想“拿回面子”和地盘而已。

　　然而，战场从来不会按照“心里想的程度”去停留。郭村之战爆发后，新四军方面掌握了关键主动——李明扬部中，已经有中共地下党员陈玉生、王澄等人掌握了重机枪等要害火力。在战斗最紧要的关头，他们率部阵前倒戈，直接动摇了整个阵地的防线。紧接着，陶勇奉命率部星夜驰援，从侧后抄击，“二李”部队很快遭受重创，被迫退回泰州。

　　战斗打到这个程度，照一般军事逻辑，新四军完全有条件进一步围攻泰州城，趁势拿下这座重要城池。在许多基层指战员眼里，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但陈毅却在城下下令收兵，让部队停止进攻。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不少疑惑。

　　陈毅把挺进纵队团以上干部召集到一起，问得很直接：“新四军到苏北来是干什么的？”大家回答无非是“开辟抗日根据地”。接着他又追问：“那我们打败‘二李’，就能开辟根据地吗？”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他解释得很明白，新四军在苏北的方针是“击敌联李孤韩”。真正需要打垮的，是像韩德勤这样坚决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顽固派；像“二李”这种仍有抗日基础、尚能合作的地方力量，不宜逼到死角。若一时占了泰州，把对方彻底赶向韩德勤阵营，从长远看，得不偿失。

　　这番话，既是政治判断，也是对旧交的一种照顾。可以说，“郭村之战”打过之后，双方都试探到了对方的底线：新四军知道“二李”的复杂立场，“二李”也看清新四军并非要赶尽杀绝。接下来，能不能修复关系，很大程度上看李明扬的态度。

　　事实表明，他还是愿意拉回这段关系的。战后，他主动派人向新四军表达和解意向。1940年7月5日，陈毅派出了一个特殊的代表——朱克靖。这位旧日北伐军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曾经和李明扬同在一支部队，一个管政治，一个带兵打仗。当年是上下级，如今是旧战友。

　　见面时，朱克靖先转交了陈毅亲笔写的一首七律，《送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诗中用典甚多，其中一句“军令今当斩马谡”，表明陈毅对郭村之战内部责任有清楚判断；“凭君寄语强梁辈，摩擦自戕慎厥初”，则是借机敲打那些挑起内战的顽固派。

　　李明扬读完诗，很有感触，一边夸“陈毅将军文武全才”，一边询问还有什么交代。朱克靖带来的第二句话，让他更为动容——郭村战斗中缴获的武器一律归还，俘虏全部释放，请李部派人接回。对于刚刚在战场上吃了大亏的一方来说，这无疑是一份“雪中送炭”的政治礼物，把战后可能持续的仇恨硬生生截断了。

　　后续发生的黄桥之战，更是检验这一默契的关键时刻。1940年9月，蒋介石授意韩德勤集中大批兵力，图谋“解决”苏中新四军主力，兵力一度达到七万之多，自以为胜券在握。按部署，“二李”也在调动之列。表面上，李明扬表示听命调兵，实际上却按兵不动，选择了中立。这种“不出手”，在政治上分量极重，客观上削弱了对新四军的包围态势。

　　黄桥一战，韩德勤损失惨重，部队元气大伤，苏中抗日力量格局从此改观，新四军据此站稳脚跟。李明扬的“守中立”，并非传奇化的“临阵倒戈”，却确确实实起到关键一笔。可以说，从郭村交锋到黄桥按兵不动，两人之间那份“战场上的旧情”，又重新被激活，只是这一次，多了几分政治上的相互理解。

　　从后来的发展看，新四军方面并没有把郭村之战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恨，陈毅也始终把李明扬视作“老朋友”。这为1949年李明扬在徐州起义、顺利转身新中国建设者的一员，埋下了长远伏笔。

　　三、起义、赴京与“师公”：身份转变与人情未变

　　抗战结束后，中国大局并没有走向稳定。内战阴云迅速聚集，国共双方在各大战略要地展开拉锯。对于像李明扬这样的地方将领来说，新的选择摆在面前，已经不仅仅是“是否合作抗日”，而是“站在谁的一边”。

　　1941年初，日军开始大规模“扫荡”，黄桥被占后，又扬言进攻泰州。“二李”内部再次争论去向。李长江主张投靠汪伪政权，借此保存力量；李明扬则表态明确，自己半生积攒下的名声，不愿毁在汉奸的名册上。他提出，如果有其他将领不愿易帜，可以跟随他出城，再转入敌后打游击。

　　1941年1月14日，他带着指挥部部分军官和教导大队，悄然离开泰州，开始了在敌后颇为艰难的游击生活。其间，遭遇过日军两千多人规模的“扫荡”，在警卫部队掩护下，他跳河泅水才逃出生天，部队损失很重。这时，陈毅再次伸出援手，派朱克靖前去慰问，还送去大米五十石。对处境艰难的游击部队来说，这已不只是物资，更是一种政治信号——双方的联系并未中断。

　　1945年6月，抗战即将进入尾声时，李明扬在泰州北部的一条小河上生火做饭，被日军巡逻艇发现，遭到俘虏，押送上海。伪政权要员周佛海以旧相识身份出面劝说，提出让他出任伪江苏省省长。面对看似优厚的条件，他以“年老力衰不堪重任”为由婉拒。日方方面接二连三威逼利诱，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这一段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为评价他在抗战中的立场提供了重要依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第十战区副司令兼淮南行署主任，仍在国民党军政体系内任职。但1947年底，随着解放战争局势变化，陈毅已经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之一，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情报系统，与李明扬恢复秘密联系，为未来的转向做准备。

　　1949年2月，时机成熟。他在徐州一带周密策划，发动起义，率部几千人向解放区靠拢，进驻贾汪。得知消息后，陈毅非常高兴，专门设宴为他接风，并向中央报告，请示这位旧交今后的安排。毛泽东在回电中表示，让陈毅征求李明扬本人的意见。

　　考虑到亲属尚在上海，李明扬选择暂留徐州，等上海和平解放后再作打算。上海解放当天，他乘坐解放军吉普车，由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陪同，进入市区，与被地下党保护起来的家人团聚。这一幕，既有戏剧性，又带着时代的印记：昔日国民党将领如今在解放军护送下回家，这本身就是一种清晰的信号。

　　同年9月，他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9月19日，受毛泽东邀请，他和其他起义将领一起游览天坛，还留下了合影。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26位起义将领，李明扬名列其中。其间，毛泽东对他有一句评价颇为传神：“李明扬是大事明白，小事糊涂的人。”

　　“大事明白”，指的是抗战期间不做汉奸、1949年顺势起义这样的根本性选择；“小事糊涂”，则涉及他在国民党系统中的某些犹疑和旧式军人习气。这样的评价既有肯定，也保留了必要的历史距离。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与陈毅的交往却并未疏远。时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领导的陈毅，忙于艰难的城市接管和经济恢复，但仍尽量抽空到李家做客，饮茶小酌，谈论形势，顺便回忆旧事。有时候，他会拍着对方面前的桌子笑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师公当年对新四军的帮助，一直记着。”

　　“师公”这个称呼，并非客套。早在北伐军时期，两人就同在第三军系统，李明扬资历更老，算起辈分，确有“师公”之说。这种半戏谑、半敬重的称呼，一直延续到建国后，成为两人交往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1950年春天，李明扬在上海家中过六十岁生日，小洋楼里宾客盈门。陈毅特意赶来祝寿，一见面就略带调侃地说：“师公的五十大寿，是在泰州过的吧？”这句看似随口的话，立刻把时间拉回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李明扬在苏北掌兵，新四军在附近活动，两边既合作又摩擦。

　　面对陈毅提起旧事，他连声自责：“惭愧，惭愧，我们后来还翻脸不认人，发起了郭村之战。”陈毅挥挥手：“这要检讨什么？历史嘛，不打不成交。何况极力主张打我们的，是你的副手李长江。”

　　听到“李长江”三个字，李明扬略微一愣，表情有些尴尬。陈毅却并不知道，正是这一天，昔日的“二李”另一位，当年已经变节投敌、又饱受病痛折磨的李长江，正住在这栋小楼的二楼，行走都很困难。

　　李明扬出于“袍泽旧情”，一直自掏腰包为其治病。更重要的是，他明白李长江并不在新政府追捕的战犯名单上，因而默许对方在家中休养。这一细节有点耐人寻味：一个已经成为新中国干部的起义将领，还在悄悄照顾一位曾经的失败者、投敌者，这种感情上的复杂，外人很难一笔说清。

　　从政治角度看，新政权对这类人的态度，需要严格按政策处理；从私人情感看，几十年同袍之谊，又让他很难“一刀两断”。这种矛盾心态，在当时并不罕见，也折射出旧军人群体在社会大变局中的心理状态。

　　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各阶层纷纷支援志愿军。李明扬查看自己的存折，把能动用的款项全部拿出来，让家人取出捐给国家，用于购买飞机。据当时的统计，在上海地区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中，他的捐款数额位居前列。这种做法，既有政治表态成分，也反映出他对新政权的认同已经不仅停留在口头和职位上。

　　1960年，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因工作需要迁居北京。多年之后，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的噩耗传来，他悲恸不已，老泪纵横。一个是曾经“帮运弹药”的新四军司令，一个是起义后在新中国政坛任职的老将，多重身份交织下的友情，最终停在了这一年冬天。

　　1978年11月17日，李明扬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追悼会上，由粟裕主祭，在京的新四军旧部和许多曾经共事的干部都到场致哀。粟裕在悼词中，肯定了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转折点上的重要作用，也提到他晚年在国家机构中所做的工作。

　　回过头再看当年那通关于《东进序曲》的电话，就显得颇有意味。一个曾经在数次大事选择上做出关键判断的人，在晚年仍然在意银幕上的“形象”，这既有旧军人的面子观念，也反映出他对那段历史的珍视。陈毅一句“放电影么就由他去吧”，看似轻松，却把艺术创作与真实历史之间那条细微的界限点得很清楚。

　　历史中的人物，在银幕、传记乃至坊间故事中，往往难免被剪裁、被简化，而他们真实的一生，往往比任何剧本都复杂。李明扬的一生，从苏北“二李”到徐州起义，再到北京任职，从与新四军既战且和，到把陈毅视作“师公口中的老朋友”，众多片段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是一个时代的多重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