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道德绑架！赵匡胤的无奈：当忠臣必死，当权臣必危，只能当皇帝

　　一提到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世人最先想到后周世宗柴荣待他如兄弟，托孤予他，他却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霸占了恩人打下的基业，建立了北宋，简直是忘恩负义！

　　一些人对赵匡胤还进行道德绑架，认为他应该仿效诸葛亮辅助幼主，做个忠心耿耿的权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如果把你扔进五代十国，你会发现赵匡胤根本没得选：当忠臣，必死；当权臣，必危；他唯一的活路，就是披上那件黄袍。

　　对赵匡胤别做道德绑架！后周世宗柴荣在活着时候，是把他当做完美的忠臣对待。在临终之前，他把殿前司这支最精锐、最核心的禁军交给赵匡胤。要知道，在当时后周朝廷，殿前都点检=京城禁军一把手=皇帝最贴身的武力屏障。

　　当时，柴荣的人事安排，就是把威胁到赵匡胤的将领和外戚势力都挪走了，就是把后周的身家性命、京城安危、幼帝安全，全押在了赵匡胤的身上。柴荣对赵匡胤这一份信任，在五代那种 “谁兵强谁造反” 的环境里，是极其罕见。

　　后周世宗柴荣如此高度信任赵匡胤，不仅是他的能力，也是因为他在官场活动，也符合五代乱世中难得可贵的“完美忠臣”标准。

　　赵匡胤原本也是基层军官，是柴荣的伯乐之眼发现了他的才华，招募进自己的班子，然后一步步提拔。

　　最能证明赵匡胤是忠臣，就是柴荣登基后，决定后周生死的高平之战。当时北汉主刘崇趁后周太祖郭威新丧（954年正月），联合契丹骑兵三万，倾国南下，直逼泽州高平。

　　这一场战役，对后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一旦失败就如契丹灭了后晋一样。为了鼓舞士气，柴荣力排众议，决定御驾亲征。

　　战斗一开始，后周右军主将樊爱能、何徽甫畏惧北汉军的强大，就率骑兵溃逃，步兵千余人解甲投降。

　　右军的临阵逃脱，使得后周军队士气溃败，北汉军乘势猛攻，中军危急，后周阵线濒临崩溃。

　　在这失败的危险之际，御驾亲征的柴荣为了发挥表率作用，自己就弃车骑马，率领贴身亲兵为敢死队，在矢石雨中冲锋上阵。

　　柴荣皇帝主导去敢死，激励身后的后周士兵也冒死前冲，打算死战一场。但当时柴荣冲杀过深，陷入北汉的精兵重围。当时，史书记载左右随从士兵都快死光了，形势万分危急。

　　当时如果柴荣敌不过，就被包围当如石重贵一样的俘虏。可是，在这关键时刻，时任后周宿卫将的赵匡胤，见柴荣被围，对同列张永德疾呼：“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死！”（《宋史·太祖本纪》）。

　　翻译为大白话，就是主子（皇帝）陷入危难中，我们更应该以死相救。于是，他亲自率领两千骑兵分两翼突击北汉左军。

　　这时候的赵匡胤，完全是拿命去救主子柴荣，还知遇之恩。他身先士卒，即使在战斗中“被矢贯甲，血流至踵而不退”。张永德也率领弓箭手抢占左侧高地俯射敌军，与赵匡胤形成夹击，最终大败北汉军队。

　　这一场战役是赵匡胤的成名之战，从他玩命冒死救柴荣的举动来看，没有“天生就要反”的动机。

　　战争胜利后，柴荣斩杀了临阵逃脱的将领，以整顿军纪。当时，他对赵匡胤说了感慨之语：“高平之战，非卿疾战，朕几殆矣！”也就是说，柴荣也知道没有赵匡胤的相救，他自己也很危险了。之后，他破格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虞候，就是进入了后周禁军最高领导圈。

　　之后的南征北战中，赵匡胤军纪严明，不滥杀、不贪财，战利品悉数上交。在柴荣眼里，赵匡胤符合乱世逻辑的忠臣标本，如能打仗、不割据、少野心、重名节。再加上无深厚家族根基，战功卓著却无军阀化倾向，自然愿意在临终时候，把后周未来托孤给他。

　　当时的五代十国，有一条铁律：“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也就是说，五代不像封建王朝的家族世袭制，谁掌握重兵拳头硬，就能成为皇帝天子，谁不去强就能被别人吃掉。

　　柴荣在世，凭借自己帝威和军事能力，以及父亲郭威留下的军事班子，能镇住后周的藩镇和全场。但是柴荣一死，权威人物消失了，局面瞬间失控。

　　当时，继位的小皇帝——柴荣的小儿子柴宗训只有 7 岁，太后临朝，主少国疑，各地方的将领都是蠢蠢欲动，欲想谋权篡位。

　　赵匡胤当时的处境，应该有三条路：

　　如果赵匡胤想当忠臣，面临是一条死路。因为他手中掌握最高的禁军，功高震主，幼主、朝臣和其他将领，如必然猜忌，担心他谋权篡位。于是，文武百官可能以保护幼主为理由，轻则想方设法找借口夺他兵权、打入大牢，重则直接被扣上谋反罪名满门抄斩。

　　要知道，五代这样的功臣很多都是如此下场，死得数不胜数。

　　如果赵匡胤想做居中调和、稳住局面的权臣，这是不可能的。虽然赵匡胤掌握禁军最高军权，但后周内部都是山头林立，其他将领如李重进、韩通等其他军事派系对他都是虎视眈眈。简单来说，你不做老大，别人就会联合起来干掉你。

　　要知道，历史上权臣的下场，大多是内乱中被其他人联合干起来横死。

　　经过这一番推测，赵匡胤只有当皇帝才能活下来，也才能完成柴荣没完成结束乱世、统一国土的大业。

　　所以，赵匡胤当皇帝不是阴谋，乃是五代乱世的生存法则。

　　很多人以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阴谋，但真相却是被手下“逼”上皇位的。

　　柴荣去世之后，赵匡胤一开始真的没有半点造反的念头，真正推动兵变，是他身后的军事集团。

　　如柴荣去世于公元959年，而陈桥兵变发生在公元960年正月，中间隔了整整半年时间。这半年里，赵匡胤始终正常上班、带兵操练，没有任何异动，更没有暗中调集军队、积蓄力量、图谋不轨的迹象，朝廷政令一切照常运转。

　　如果赵匡胤真正想谋反，掌握最高兵权的他，绝不对浪费这半年时间。

　　现在，我们又回到五代的时代背景，那就是继续延续唐末的藩镇割据局面，将领率领手下的士兵盘踞一方，拥兵自重，掌握地方财政和军事大权，俨如如一个独立的王国，中央权力被架空。

　　因此，五代时候的节度使和皇帝，如唐末一样，本质上也是军事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必然实现对集团成员报酬的承诺，如加官进爵、赏赐财帛、扩大地盘。

　　如朱温篡唐为帝，本质是为了实现以宣武镇为核心复合型军事集团联盟的利益需求。当朱温想立养子朱友文为帝，不能满足手下人加官进爵的利益需要，就被亲生的次子朱友珪联合韩勍统军的势力被杀。

　　由于军事集团利益推选代言人，这也使五代时候经常以“将士推选”上演黄袍加身的称帝方式。

　　如当后唐明宗因猜忌诛杀功臣郭崇韬，引发河北军镇恐慌。于是，当公元926年三月，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嗣源抵达邺都城下，军营夜间发生哗变，撕黄旗披在李嗣源的身上，喊“愿主上为河北天子”，史称邺城兵变。

　　951年，后周太祖郭威军队中的士兵，撕裂黄旗裹其身，高呼“须郭公为天子”！主要也是想河北邺城军事集团也不满意后汉刘承诺的昏庸统治，愿意推选郭威为自己利益代言人。

　　在五代军事集团中看来，上演黄袍加身的仪式化表演，既掩盖篡逆的污名，又彰显“集团集体意志”，表面是“天意”和民意所归，实质却是利益交换的契约化。

　　又如《太平年》中，柴荣（郭荣）由于裁军、削军费、整顿财政、触动禁军旧势集团的利益，引发兵变，赵匡胤迅速平叛。随后柴荣铁血整肃，以雷霆手段震慑全军，立威中央，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军事集团利益的冲突。

　　在后周历史上，赵匡胤凭借柴荣对自己的信任和提拔，整顿了禁军，然后形成了以“义社十兄弟”（石守信、王审琦等）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这些将领多出自河南、河北藩镇子弟，彼此联姻结盟，掌控殿前司精锐部队。所以，赵匡胤做事情，很多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做，是身后禁军的军事集团推着他去做。

　　压垮赵匡胤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手下兄弟的逼宫。赵匡胤手下的兄弟，一起跟随着主子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根本也不是什么忠臣义士，只想借着兄弟赵匡胤的权势和威望，攀龙附凤、升官发财；如果他们跟着幼帝，最多只能混个安稳。他们想着，如果主子赵匡胤当皇帝，每个人都能成为开国功臣，都能封妻荫子、富贵终身。

　　于是，这些出征的禁军集团将领士兵们，自然愿意重抄郭威的模式，黄袍加身，逼着他接受这个皇位。

　　虽然赵匡胤表面上是被动接受，内心却看透了这一切：如果不答应，自然会有其他将领和野心家造反。到时候，后周宗室被杀、大臣被灭、百姓遭殃，天下再陷战乱。

　　如果答应身后军事利益集团登基称帝，至少还能掌控中原朝廷的全局，避免内乱，保住自己和手下的性命，以及先帝柴荣在后周的改革成果。还可以干柴荣没完成的事业，比如削弱藩镇兵权、中央集权、文官压制武官、统一国土，令百姓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

　　后人骂赵匡胤，是站在大一统，讲究儒家忠孝节义的太平时代。可是在五代乱世中，军事集团掌控一切，凭拳头说话。讲忠诚，活不下去；讲道义，活不下去；只有手握最高权力，才能自保，才能止乱。

　　于是，赵匡胤称帝在另一方面来说，不是背叛，不是贪婪，却是无奈中的最优解。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称帝，保住了自己和家人；保住了柴荣的后人（没有屠戮）；保住了中原百姓，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这是最文明的改朝换代。

　　在赵匡胤的努力下，北宋完成了国土统一，结束了唐末五代的乱世，重建秩序，开创了富庶文明的大宋，以及中华文明发展的新机。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世人虽然用儒家忠君思想骂赵匡胤，可是在乱世中忠臣必死，权臣必危，当所有的无奈都堆积在一起，只能自己披上黄袍，扛起“皇帝”治理天下的使命。赵匡胤从来不是完美圣人，但他是那个乱世里，最无奈、也最负责任的开国之君。#电视剧太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