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宏观形势被许多人视为扑朔迷离、难以捉摸。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对国内外主要矛盾的认识不足。

国内面临多重矛盾的叠加，国际上亦是如此。在国内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是生产过剩与消费透支问题。回顾2015年当我们试图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时，为何未能真正实现？主要原因在于2016年房地产市场的爆发性增长。房地产的过热和扩张带动了成千上万的相关产业，使经济再次进入由房地产拉动的高速增长阶段。

然而这一过程也导致实体经济难以获得发展机会，各类投资纷纷涌入房地产领域。地产资本与金融投资紧密结合，出现了地产资本金融化的现象。这一过程中，高增长带动了大量居民投资，将未来的消费能力转向房地产投资，导致消费透支。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的始作俑者——美国和西方国家——推动的。他们在八九十年代力推全球化，但当全球化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开始做出去全球化的安排，试图使全球化解体。在产业资本阶段，竞争往往是恶性的，生产过剩导致恶性竞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都是产业资本阶段恶性竞争的结果。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后生产过剩的危机。

大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国的左翼运动兴起，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加剧，甚至达到爆发状态。

于是西方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再以产业资本竞争为主要领域。产业资本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各种人权问题等具有道义高度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爆发。这是世界结构性改变的结果，产业资本阶段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西方逐渐表现为生产不足。

这一矛盾的两个方向发生了逆转。当产业资本外移时，产业资本输出国逐渐向金融资本阶段转型，因为它们的利润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从以工业化为主转向以金融化为主，导致世界从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战略冲突演变为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战略冲突。局部战争、区域冲突和代理人战争成为币缘战略冲突阶段的有效形式。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将其产业转移到中国，同时推动大规模贸易，使中国的贸易盈余大幅增加。强制结售汇制度使中国对冲外贸盈余所形成的货币增发，导致货币增量大幅上涨。

中国迅速进入金融资本阶段，成为产业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同时由于对冲增发货币，中国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时成为世界上资金总量最大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方面都达到了世界最大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着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战略竞争和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战略竞争的双重矛盾。国内的双重矛盾（生产过剩与消费透支）与国际的双重矛盾（地缘竞争与币缘竞争）叠加，形成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如果我们的分析不到位，不能有效应对这种国际国内双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势，我们恐怕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从当前国内和国际双重矛盾叠加的态势来看，我们无法简单地依靠某一经济学的工具箱中的调控工具来有效应对这种多重矛盾叠加的困境。因此如何看待2025年的形势，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对2024年已经面临的严峻局面做出理性判断。

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客观规律，而不是主观臆断。只有通过深挖客观规律，才能有效采取政策应对这种内外复杂矛盾叠加的局面，才有可能在2025年走出一个相对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自2018年遭遇贸易战以来，我们开始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如今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并强调了耐心资本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数字技术，而是与二十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一致的绿色生产力。因此2025年要想有效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跳出多重矛盾叠加的困局。

跳出困局的道路已经明确，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模式。新质生产力即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将开创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要摆脱原有的增长模式，我们才能在2025年形成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前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化动员、发动群众、实现城乡融合、推动社会参与式的生态化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我们2025年应该努力的方向。

【文本来源@温铁军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