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无原则的"市场化"
张建君
党的十六大郑重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完善时期。但与此同时，有个叫"市场化"的名词很流行，在有些同志的研究中不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改革，而是直接讲"市场化"的改革。在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甚至包括政府改革等等问题上，都有一种"市场化"改革的倾向，甚至把在这些领域因为"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严重问题，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或者因为政府仍然是"市场化"改革的阻力。显然，"市场化"并不能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市场经济划等号，"市场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标，如果把"市场化"当作改革的目标和原则要求那就无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化"这个名词加深理解。
一、什么是"市场化"？
"市场化"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出现的一个名词，往往与"程度"两个字相联系测算市场经济改革的进度，即"市场化程度"。被用来研究经济领域行业和地区市场经济改革的程度，是个纯粹微观的经济概念。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和王小鲁，发布了三个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报告即《中国市场化指数》（2001，2003，2004），影响很大。本文并不想探讨樊纲和王小鲁"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设立是否科学，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包括行业和地区通过测算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市场化程度"，对于及时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是有意义的。但把"市场化"单独提出来，不分领域和场合的使用，要求一切都市场化则是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就是社会的一切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不论是经济关系，还是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法律关系……。
"市场化"这个词在西方权威的经济学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并没有出现。"化"字在英语中并没有对应的单词，是一个特别富于中国文化特点的字。查汉语《四角号码新词典》，适合"市场化"的解释是"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为某种性质或状态。例如，革命化/农业机械化/绿化"。按照这个解释，所谓"市场化"就是"转变为市场的性质或状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就是要把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的性质或状态。如果仅仅是指微观经济领域的改革，以市场作为基础性手段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这并没有引起国人的不同意见。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目前理论界出现了无原则、无条件地使用"市场化"一词，甚至用"市场化"代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原则，神话"市场化"，把"市场化"当作尚方宝剑，把与无原则、无条件"市场化"的争论当作"否定改革"或者"反改革"！这就使理论界有必要研究一下什么是"市场化"？
无原则"市场化"的境界和逻辑就是一切社会领域的资源都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市场万能。市场要配置一切社会资源，就要使一切社会资源的所有者都成为可以参加市场交易的市场主体，其理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哈耶克为思想领袖的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主张。按照"市场化"的逻辑，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资源的所有者是私人，交易不存在问题；但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还控制着一定的社会资源，交易出现困难。首先，对于国家依法拥有的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社会资源，要不要私有化、如何私有化？在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社会资源的公有化占有和私有化占有究竟哪个更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长久发展和稳定，是中国的执政者首先应该考虑清楚的历史问题。如果按照"市场化"的逻辑要求改革，这些社会资源就必须"市场化"（私有化）。其次，对于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要不要私有化、如何私有化？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些行业都基本上实现国有化，但按照"市场化"的逻辑这些领域现在不正是公权力的公然腐败吗？笔者对于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行业腐败、部门腐败"深恶痛绝，认为非严刑峻法不足以铲除腐败，奈何"市场化"舆论中的"私有化"预期成为行业和部门领导人的诱惑者，虽有法律无奈经济人的市场投机心理。问题在哪里？不就是无原则的"市场化"改革理论吗！再次，"市场化"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还是要求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医疗等等一切关系都"市场化"？现在，大量以"市场化"改革为旗帜的改革言论不就是要求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建立一个放任自由的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国家吗？
因此，如果"市场化"成为我们判断一切改革的标准和基本要求，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二、"市场化"不存在"好""坏"之分，坏的"市场化"和好的"市场化"都是伪概念
由于无原则的"市场化"改革言论受到质疑，有人又硬造出坏的"市场化"一词，似乎"市场化"也有好、坏之分，这是典型的伪概念。"市场化"就是"市场化"，它本身并不存在好、坏之分，就像"革命化"、"农业机器化"、"绿化"这些词本身所表示的仅仅是使事情转变成为某种性质或者状态，我们难道可以这样讲：好的"革命化、农业机器化、绿化"，坏的"革命化、农业机器化、绿化"？一般而言，"革命化"、"农业机器化"、"绿化"本身就是一种肯定的表达，表示事情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或者性质。所谓坏的"革命化、农业机器化、绿化"恰恰是那些不讲原则和条件的"革命化"、"农业机器化"、"绿化"；就"革命化"、"农业机器化"、"绿化"这些词本身而言，就是一种中性肯定的事物状态或者性质，把"好和坏"作为限定语修饰这些词是张冠李戴！
"市场化"这个词本身也是如此，正如本文开始就指出的"市场化"是指以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改革进程。当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经济连续27年保持了9.5%左右的增长率时，有人提出"在坏的市场化过程中，当有些民众的利益受到伤害及掠夺时，这些民众也就随着某些煽动性怪论而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化产生种种质疑。从而，否认国有企业改革、否认国有银行改革、否认中国的市场化之基本作用、否认推动经济改革的国内经济学人等，也就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时髦"。（易宪容：《重新认识中国市场改革之路》，《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2月14日）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该文作者所谓的"否认中国的市场化之基本作用"，是指他所谓的"坏的市场化"之基本作用呢？还是与此相对的"好的市场化"之基本作用？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是他所谓的'好的市场化'及其基本作用"？"什么是'坏的市场化'及其基本作用"？而就该文作者所谓的"有些民众利益受到伤害及掠夺"最严重的"市场化"改革，恰好是国有企业、医疗、教育领域，这是老百姓意见最集中的地方，是不是按照该文作者的界定，这些领域的改革就是坏的"市场化"改革之结果；如果是这样，现在对这些领域改革的反思有什么不对，乃至于带上了"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革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拥护。但伴随无原则"市场化"医疗、教育、国有企业等领域改革程度的加深，这些领域的矛盾凸现了出来，人民看不起病、500多万的天价医疗费用、见死不救的金钱导向医疗现象，捏造穷人的"仇富心理"而隐瞒富人的相互仇杀和为富不仁，学生上不起大学……；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在高呼要市场化的效率不要社会主义的公平，认为问题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市场化"的程度和领域不够宽广。如果没有第四代领导集体免除农业税、直补农业等等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采取的惠农政策，中国的农民早就在"市场化"中成为市场的弃儿，这些经济学家所谓的"有些民众利益受到伤害及掠夺"--难道这就是轻描淡写的非"市场化"结果吗？土地私有化不正是现在时兴的农业深化改革的"市场化"经济学家的主要建议吗？
通读全文，我们知道该文作者所谓的"坏的市场化"改革不是指这些问题，而"对于非竞争的公共领域，则成各级政府部门、各掌握公权力大小单位在原有的行政权力基础上各取所需的'市场化改革'。这种市场化改革以单位或个人利益为基础，以行政权力为主导，整个市场资源的运作不是依赖于市场的价格机制而是行政权力。这样，行政权力则成了市场资源的垄断者，权力垄断则成了整个市场资源的垄断。"对此，该文作者的结论就是" 可以说，目前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非是市场失败、制度失败及改革失败之结果，而是我们的改革没有深化的使然。"（易宪容：《重新认识中国市场改革之路》，《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2月14日）作者所谓的这些公共领域，例如自来水、煤气、电、交通运输等恰恰是还没有完全让"市场化"改革主导的领域，并且承担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低社会成本。由此看来，该文作者所谓的"坏的市场化"改革其实就是没有"市场化"改革的领域，"市场化"只是可以任意进行改革要求和评价的工具而已。上述领域，如果按照已经"市场化"改革的医疗、教育领域，实行完全"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那么，全国会新产生成千上万个百万富翁，但全国会同时产生上亿的贫困阶层。水、煤气、电、运等公共基本生活产品的价格上涨一倍，那么，所有工薪阶级的生活福利就会下降两倍，更不要谈下岗工人、农民工、农民等社会阶层。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就只能在指数化的阿拉伯数字中上演加速两极分化的闹剧！广东的煤气在国家干预下一罐卖100元不就是"好的市场化"改革例子吗？
三、"中国经济能够走到今天完全是受市场之赐"吗？
"可以说，20多年来，中国经济能够走到今天完全受市场之赐，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的拓展，没有市场观念在国人中深入人心，中国经济走不出计划经济的桎梏，中国人也永远只能在一穷二白中挣扎。"（易宪容：《重新认识中国市场改革之路》，《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2月14日）市场是商品交换的领域和场所，市场不但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直存在的。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仅仅归结为"市场之赐"是没有历史和人民的"市场拜物教"！仅仅在200年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仅仅在500年前郑和的庞大船队就扬眉吐气的在太平洋、印度洋游弋，宣扬天朝的威望和友善；唐朝通过水、陆丝绸之路产品就已经遍布世界，并且吸引了世界的眼光和来到中国的梦想！
必须指出，所谓新中国经济上的"一穷二白"是指旧中国的经济现实，而不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经济现实。这里"一穷"是指晚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基本上葬送中国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实力，列强土地的强占、强租、治外法权的确立，尤其按照他们要求的通商条件和关税减让基本上控制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主权。经济主权的葬送主要体现在这些不平等的条约规定中，例如："降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除茶、丝、鸦片外，一律降低到5%，外货运入内地只抽2、5%的子口税，不再征收关税和厘金"（苏星：《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页）。这里的"厘金"是指国内转运货物所交的关税，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中国工商业者不得不交，而外国人却通过战争取得了豁免权，连外国人都认为这就极不公平的妨害了国内资本的发展。但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八年里，中国的国有企业恰好就是在不公平的税赋下与外资、私资展开竞争。这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廉价原材料基地和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使中国民族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彻底失去了经济土壤和竞争力。中国经济实力的葬送主要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所索取的战争赔款，"鸦片战争后，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向英、法各赔款白银800万两；甲午战争后，向日本赔款白银2、3亿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赔款达白银4、5亿两"（苏星：《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页），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以甲午战争向日本赔款白银2、3亿两为例，这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3多，接近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一夜暴富，中国则走向了对外借债的道路。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白银4、5亿两的赔款则彻底挖断了中国晚清政府几百年的经济积累。如果说这因为是晚清政府的无能所致，那么国民党政府对于美国死心塌地的投靠包括出卖主权换取美援则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经济的摧残和人民的奴役。到1948年，美国已占全部外国在华投资额的44、1%（苏星：《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1页），强调给予双方'国民待遇'和'对等原则'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更是全面奠定了美国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霸权，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因此改善其经济凋敝的局面，横征暴敛更成为其统治标志。当国民党1948年实行所谓的"币值改革"，发行金圆券，以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苏星：《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参阅第22-32页）。稍微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无疑是榨干国民经济的做法，这就决定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国民经济始终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因此，在1820-1952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欧洲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日本人均收入增加了3倍时，中国人均收入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就是在世界人均收入增加了2、6倍的时候，中国人均收入下降了-10倍。这绝对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制度的问题，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明确指出"外来殖民入侵"和传统体制是尤为严重的妨碍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问题（麦迪逊：《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反思一下中国时下有人所谓中国经济的强大就是做200年殖民地或者认为旧中国资本主义如果延续一样能够强大中国经济、甚至可能比现在更发达的言论，我们只有四个字的评价："恬不知耻"。所谓的"二白"是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高度发达的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苏星：《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02页），在许多现代化的工业上还是个空白。从1950年的财政收入上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公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1、4%，占第一位（苏星：《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13页）。这就是新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基础。不能正视这个基础是许多苛责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人的通病。建国以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富裕中国，他们没有注意到1947-1948年，官僚资本已占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的88、9%，国家垄断资本已占全国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包括外商）的64、1%，钢铁的90%，石油、有色金属的100%等（苏星：《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3-70页）。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控制着旧中国的经济命脉，但他们并没有富裕中国，而是弱化了中国、控制了中国、奴役了中国。新中国的国有经济主要就是建立在对这些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没收的基础上，他们成就了今天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这就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生，可惜我们今天的学者却在市场万能的教条下歪曲了这段历史事实，甚至成绩抹杀，问题全部属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
根据苏星先生的书中的资料，其中在"一五"期间进行施工的146项工业建设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船舶工业4个、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7个、机械加工工业24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工业绝大部分是重工业。这就是奠定我国完整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新中国工业发展史。如果没有计划经济，这些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在中国的自发形成可能永远摆脱不了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尴尬被动局面。到1957年底，由于这些项目的投产，我国建立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旧中国工业领域的空白被迅速改变。尽管这些工业企业中的很多现在都面临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甚至被破产；但这些企业是新中国自强自立的基础，是新中国依靠全国人民所形成的国有经济。这就是新中国"两弹一星"上天的根本保障。这就是新中国赢得世界尊敬的资本，这也是新中国和世界霸权国家平起平坐的实力。伊拉克、伊朗这些石油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富裕国家，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赢得世界的尊重，为什么美国可以以编造的理由夷人之国囚其君？很简单，富裕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决定国家地位的是强大的国防工业和综合实力。
1976年，是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总统偷偷地越过大洋，来主动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所谓的"富人俱乐部"就是中国当时领导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的藐视，而我们现在人竟然无知地把这都当作了市场所赐、骄傲的资本，我们的国际政治地位不是取决于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最广泛的受到压迫的国家间关系，这是中国国际政治的真理！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的民族骄傲感来自国家的自主独立而不仅仅是富裕，在这方面中国暴富阶层的海外阔老行为却受到了许多国家人民的藐视。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市场之赐"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所赢得的。妄图通过抱着做美帝国主义跟班讨好主子以寻求中国强大的思想，历史已经证明是自欺欺人和掩耳盗铃的鸵鸟思想，是对于美国全球治理思想和战略的严重低估！不幸的是，抱有这样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有发言权影响国家政策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
回到市场经济的主题，在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基本方式的今天，竟然还有人讲理论界目前关于改革的争论是否定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于这样缺乏基本经济学常识的轻率言论，无论其意图如何，我们都只有觉的可笑和幼稚，因为现实胜于雄辩。
现代市场经济的神奇不在于它的分散化决策，而在于它的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甚至国家计划。20世纪30年代以前，市场经济在西方世界一直是放任自由的发展，但经济危机、社会两极分化、工人起义和政治斗争不断，西方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被迫走向世界性的殖民和侵略道路，中国就是这个放任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直接受害国。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的定量分析结论1870-1913年是世界经济仅次于二战后黄金时代的次好时期，这恰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殖民侵略的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才稍微有了改善，而世界其他国家开始了最痛苦的被侵略和殖民的历史。如果按照我们有些学者的理论逻辑，搞市场经济不早就已经富裕的流油，那里还需要殖民和侵略呢？要对新中国经济发生、发展和改革发言的学者，我建议他们首先读一读新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如果没有时间也可以读一读新加坡学者董振玉的《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客观的资料是客观结论的唯一依据。一篇千字上下的短文就要完成对于"中国市场改革之路的重新认识"，这样的结论可靠吗？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指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把一个民族半个世纪奋斗的结果统统归结为"市场所赐"，那么，国民党时期的市场怎么就没有这样神奇的功效？
四、无原则的"市场化"是一切"完善的制度规则"的破坏者，其经典范式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主张
我们和无原则的"市场化"观点最根本的差别不在于"非竞争的公共领域"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而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与私有化、注重公平与只顾效率、国家宏观干预与放任自由等根本性改革差别。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求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而不是无原则、无条件的"市场化"改革，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一般范式包括经济市场化、产权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政治多元化、法治社会、宪政国家、个人主义、经济全球化，这些词有的本身并不具有特定学派的标志，新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就在于：上述的词汇在其他学说中是分散的、部分的使用；只有在新自由主义谱系中他们才组成一个逻辑严密、高度相关的整体，共同服务于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的改革理论框架和目标。
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框架和一般逻辑可以分为五个方面：（1）私有财产权至上原则：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包装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不但"私有财产权"变成了"产权"，而且还有交易费用、科斯定理等提供理论支持，并且鼓吹私有制才有效率，鼓吹私有财产是社会公正和自由的保证等，使"市场化"改革变成名副其实的"私有化"改革，最后通过修宪来完成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在他们的宪政经济学中社会主义制度被描述成没有财产权保护的社会，从而在实践和观念上完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瓦解。（2）法治社会（政府）原则：在法治政府原则下，新自由主义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自发社会秩序等概念所包装起来的只有一个结论即"市场是万能的"。从这个市场教条出发，否认经济危机，鼓吹放任自由的极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主要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来实现。首先，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一般争论上，主张小政府（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有限政府"），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把政府彻底逐出经济领域。其次，建立一个罗尔斯、诺齐克等所谓的公平、正义的法治政府。再次，哈耶克指出实现法治政府的途径就是宪政国家。最后，抛弃国家主权，接受某种有效的国际性法律秩序。（3）宪政原则：其基础性原则就是一部确定的宪法和一个有限的政府。哈耶克理论中美国最高法院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被鼓吹成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原因何在，就是新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可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秩序。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宪政听起来很诱人，其实质就是极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宪政原则就是："自由主义就是宪政"（哈耶克语）。哈耶克及其新自由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指责为社会制度的理性建构主义，是狂妄无知的理论；他们的宪政原则其实是典型的建构主义，而且没有丝毫的理性可言。因为他们假借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不但反对一切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宪法，而且根本不承认政府和政党的历史必然性，在他们眼中只有美国的宪法是上帝的圣谕，真正的天条。其他国家既无宪政，亦无善政，只有按照他们的药方重新立宪，甚至进行宪政革命才是出路。这就是其无政府主义学说基础上的理性建构之路。在这里那里有什么市场、社会制度自发演进的逻辑，只有两个东西，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和暴动！就是这样的歪理邪说，居然被我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当作真理，说什么"私有财产权和市场经济是顺应人性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只有企图逆人性而动，才有必要人为发明一套经济制度，并将之写入宪法"等等，这就是哈耶克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宪政谬论。（4）金融自由化原则：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预期学派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都是金融自由化的坚定支持者，金融自由化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所有的银行商业化，而在于国家职能最小化。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要求财经体制的彻底改革，弱化财政体制的调控作用，加强金融体制的利率调控，建立完全的商业化银行体系，实现金融自由化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所有这些正成为左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5）国际自由主义原则：抛弃国家主权、创建某种有效的国际性法律秩序，乃是对自由主义纲领的必要补充和逻辑结局，这实实在在的是所有新自由主义者内心共同的国际观教条。经济人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邪恶性，使哈耶克及其新自由主义同盟军鼓吹的国际性法律秩序充满了国际不正义和国际不自由的恶性力量。值得警惕的是哈耶克所谓的这个国际性法律秩序是通过削减各国政府权力的办法来实现的，这倒是一个真命题。一旦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所谓的国际性法律秩序下就能够实现对各国政府权力的实际削弱，这就是依靠国际性法律秩序的名义，纠结武力，迫使你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即依靠国际性法律秩序所提供给他们的实际权力。
因此，我们之所以反对无原则的"市场化"，就在于无原则的"市场化"是一切"完善的制度规则"的破坏者。无原则的"市场化"改革不是没有制度规则，而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制度规则，从宪法秩序、政权结构，到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经济理性及文化主张，是当前中国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