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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河事件是日本人策动分裂运动的一个信号。

10月18日，汉奸武宜亭等人受大迫通贞的特务机关指使，在河北省香河县安抚寨召开“国民自救会”，阴谋暴动。两天后，以反对田亩附税为名，纠集群众派代表向香河县长请愿，日本浪人混迹其中。接着又围困县城，在日本宪兵的帮助下闯入城内，以安厚斋为县长，宣布实行“自治”。同时，日本人还在附近的其它县制造混乱。天津驻屯军以香河地处停战区为由，制止中国军队前往镇压叛乱。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到天津与多田骏交涉，并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到11月中旬暴乱者才交出政权，香河形势渐趋正常。

1、华北“自治”的图谋

当香河“自治”的闹剧还在进行中时，日本在华北广大范围内制造“自治”的活动也开始了，4个多月前刚在察哈尔问题上压服了中国当局的土肥原，又充任了这个活动的主角。他拟定了一个“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计划成立一个名为“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的政权机关，统辖华北五省二市；这里保留南京的“宗主权”，而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各方面都脱离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发生联系，或与日、“满”结为一体；此外，要同时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奉行“东洋主义”。这个新政权预定由宋哲元任首领，以土肥原为总顾问。

这样的华北“自治”实际上只能是“日治”。这个方案得到关东军的批准后，土肥原于11月12日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要宋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并威胁说如不照办，日军将入侵河北和山东。与此同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飞往济南，要求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响应“自治”。关东军向山海关和古北口附近集结，作出要向关内进攻的姿态。

在土肥原提出华北“自治”方案前约一周，中国于11月4日宣布改革币制，实行法币政策。日本立即表示反对。天津驻屯军当局要挟宋哲元，不许将华北现银向上海集中，极力阻挠币制改革办法的执行。

宋哲元等华北地方军人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并不完全听南京政府的驱遣；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又不心甘情愿做日本的走狗，任日本人摆布。宋哲元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下令禁止白银南运，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他并未擅自行动，而是秘密地报告了南京政府，听候那里的反应。

南京政府也直接受到日本就华北“自治”问题所施加的压力。日本驻南京官员特别强调要南京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这个北平军分会同1933年设立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在性质上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是中央权力的代表。1935年初，黄郛离平南下，政整会实际上不再发挥作用，8月底国民政府明令予以撤销。于今日本又要求撤销北平军分会，其目的就是使中央势力撤出华北，这与策动华北“自治”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1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宋哲元等停止与日本谈判华北“自治”问题。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亲自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明，指出：中央将撤销北平军分会，另派大员坐镇北平；他全然同意广田三原则，但日本人策动华北“自治”与广田三原则是矛盾的；华北没有人希望自治或独立等等。由于中国的抵制，日本政府也没有完全支持，土肥原的阴谋受到挫折。

2、冀东自治的背后

土肥原对宋哲元的逼压，使华北情势急剧紧张化。11月18日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相举行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外相广田担心土肥原正进行的那一套做法会触犯其他外国、特别是英国在华北的利益，并在中国引起强硬反应，因而主张郑重考虑。会议否定了关东军在华北建立“高度自治”政权的计划，决定先实现“轻度自治”，而且把限期放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有吉谒见蒋介石、土肥原限宋哲元于20日前宣布“自治”的计划归于落空的。

此后土肥原暂时收起了华北五省“自治”的计划，而同天津驻屯军当局一起，继续压迫宋哲元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等人，要他们在河北、察哈尔两省范围内实行“自治”。

11月25日，土肥原等策动河北省蓟密区督察专员兼滦榆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翼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以《塘沽协定》划定的停战区内冀东二十二县为辖境，脱离中央政权，实行所谓“自治”。冀东伪组织是日本在关内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土肥原乘机进逼，再度压宋哲元宣布“自治”。

11月26日，南京政府针对华北形势做出几项决定：

一，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撤销蓟密、滦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免殷汝耕之职，缉拿惩办。

30日，蒋介石同国民政府要员商定若干办法，准备给予华北地方以较大的权力，来迁就日本关于华北“自治”的要求。这一天，何应钦由南京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华北问题。

中国正式撤销北平军分会是符合日本愿望的，而日本对于任命何应钦新职以及何再来北方则很不满。11月最后几天，日军在平津加强活动，一度强占丰台车站及天津车站，干预火车的运行，使形势日益危迫。何应钦到北平(12月3日)后，日本又出动飞机到北平上空骚扰，并投发殷汝耕伪政权号召响应其“自治”的传单。面对日本的强大压力，何应钦与宋哲元的代表经反复协商，5日拟定了一个方案，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来管辖河北、哈察尔及北平、天津，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将这两省两市划成一个特殊地区。这个方案征得日本同意后，南京政府予以批准。日方还提出冀察政委会人选名单，力图把尽可能多的亲日派人物安插进去。冀察政委会的筹建加速进行。

3、冀察政委会的成立

几个月来，日本在华北的步步紧逼，特别是它的军特人员赤裸裸的讹诈和高压，激起了中国人民日益强烈的爱国义愤。“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使人们看到日本卵翼下的所谓自治运动的真相，民心益加激愤。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尤为敏感，再也无法沉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12月9日华北地下党组织领导北平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运动，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两天后，国民政府任命冀察政委会成员。人们担心这将是和“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样的组织，从中感到华北危机的严重深化，16日（冀察政委会预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冀察政委会的成立被迫推迟到18日举行。

按照国民政府的任命，冀察政委会由17名委员组成，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同时任命他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就其地位来说，它是国民政府设置的行政机构，在中央法令范围内行使职权。但由于它是在日本逼压下、为适应日本的华北“轻度自治”要求而设立的，委员多半是冀察两省地方实力派和原直、皖两系政客以及平津士绅等亲日派人物，所以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特殊性。日本人有意把它说成是“华北自治机构”，则是要沿着既定的侵略方向，继续推进华北特殊化。

冀察政委会成立一周之后，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宋哲元向日方表示希望撤销这个伪组织，使之归附于冀察政委会；日本则要使这个伪组织成为冀察政委会的“榜样”，在后者达到前者的“自治水平”即脱离中央政府时再实行“合流”；于是二者就同时并存，日本则努力通过这两个政权以加强对华北的侵略。

几乎与冀察政委会的成立同时，日本在察哈尔的侵略又发展了一步。

《秦土协定》成立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于7月25日制定《对内蒙施策要领》，规定该军在该地活动的方针是“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伴随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重点是多伦和苏尼特右旗（德王故乡）；工作进程首先是在察哈尔培植德王、卓特巴札布（伪“察哈尔保安部队”长官）及李守信的实力，并“使三者暗中联合起来，排除汉人势力”；同时向绥远伸展日本势力，排除那里的各种“排日机关”，“使亲日派抬头”，等等。此后一段时间日本在察、绥的活动就是照此进行的。

8月，日本改编在多伦的“谋略部队”李守信军，充实了它的内部；派特务机关到苏尼特右旗，努力控制德王。与此同时，卓特巴札布的蒙古保安队控制了第二十九军根据《秦土协定》撤出的察省口外蒙族地区。日方不以此为满足，又要求口外汉民居住区的治安也由该保安队维持。这个无理要求被新任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拒绝，日军便令李守信的伪蒙军准备动武。

12月11日晨，伪蒙军偷袭占领了宝昌县城，然后转攻沽源，遭到中国保安队的顽强抵抗，伪军参谋长被当场击毙。关东军出动飞机轰炸，配合伪军进攻，12日占领沽源县城。此时日本在华北的策动正以成立冀察政委会而告一段落，军部奉天皇之命下令关东军停止军事行动。指挥伪军进攻的关东军军官与张自忠交涉，迫其下令撤退中国保安队。12月底，李守信军不费一弹进入张北等县。至此日伪控制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全部地区，为建立伪蒙政权打下了基础。

4、以“防共”的借口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侵略者所策动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达到了一个段落。1936年1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在一份对此所做的总结中写道：

“根据报纸或社会上散布的华北运动的印象来说，不无雷声大雨点小之感。但是在混乱的政治漩涡中，该委员会的成立，虽然还有些暧昧不明，但在明朗化方面总是前进了一步，对此大体上应该表示满足之意。”

它的结论是：今后希望加强和促进新政权的机构及其工作，“不屈不挠地向帝国的既定方针继续迈进”。

这就是说，要利用冀察政委会去继续推动和完成华北“自治”。1月13日，日本陆军当局提出《第一次北支（华北）处理要纲》，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执行，其内容主要是：

自治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对冀察政委会的“指导”，应通过宋哲元来进行；在冀察政委会的“自治机能”尚未充分发挥时，要支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在当前，为指导冀察政委会，应在北平设立一个机关，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等等。

与此同时，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对蒙（西北）施策要领》，提出要组织并加强由德王掌权的“内蒙古军政府”，巩固其在察哈尔的统治，并以此为基地，向绥远扩展势力，进而谋求向外蒙古以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扩充。这些文件表明了日本在华北、在内蒙活动的方向和方式。

这时中日两国政府的情况都发生了若干变化。中国方面，1935年11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等职，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以张群为外交部长，1936年初许世英继蒋作宾为驻日大使。

日本方面，1936年2月26日部分陆军少壮军人在首都东京举行暴动，事后冈田启介内阁辞职，广田弘毅继任首相，实际上军部控制了中央政府。前此不久，日本改派有田八郎接替有吉明为驻华大使；广田内阁成立不久，有田回国担任外相，原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升任驻华大使。在有田来华任大使之初，张群就接连与他会谈，希望从商谈东北问题、恢复中国领土完整入手，调整中日邦交。

有田要求以广田三原则为基础调整中日关系，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致使会谈无法继续。日本对华关系的重点仍放在华北，而在华北推动侵略扩张活动的主力仍是军方。

日本军部划定了各有关军事当局在华活动的范围：中国驻屯军负责华北五省（绥远省北部及察哈尔省长城以北除外)及宁夏，关东军负责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及绥远省北部（乌兰察布盟）。

这样，这两支侵华军就明确了职权，减少了矛盾，可以更加专心致志地施展各自的伎俩了。

日本侵略者对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使用又拉又逼的办法使其就范，他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题目是共同“反共”、“防共”。

1936年2月，中共领导的红军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宣言开赴冀察抗日。中国驻屯军马上利用这个形势进行活动，与宋哲元商谈共同防共。

日方拟定《防共协定》(3月30日)及《防共协定细目》(3月31日)，里面规定：

日方与冀察方面应“同心协力”从事于对“一切共产主义行为之防遏”，不断交换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冀察方面为贯彻反共、防共，要同山西、山东、绥远、西南各方面协作；有关防共行为要同日本军部保持紧密联系；要向世界宣示绝对排共的态度，要镇压、解散共产党、蓝衣社及同类团体；又因与日本协同防共而有必要与之在精神上联合，“当前应贯彻与日本合作亲善之行为，镇压排日团体及言论，清除排日教材，对军队、官民应以日中合作亲善为主旨进行教育”；日本方面绝对支持冀察方面的防共行为；赞助其与山西、绥远、山东，西南的合作，“且绝对支持冀察方面防遏中央军进入华北的行为”，等等。

很明显，这是日本趁机干预中国内政，继续分离华北，并积极扩大自己的影响。

5、军事、经济侵略的加强

接着，日本开始加强中国驻屯军的实力。1月6日，日军少将松室孝良奉命在北平设立了“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部附办公处”，他宣称他的任务是“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代表资格，根据既定方针与华北官民同心协力，从速使华北局势明朗化”。

5月，日本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职务由原来的军部任命提升为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中将级师团长田代皖一郎接替少将级旅团长多田骏担任司令官。同时，日本向华北增兵，中国驻屯军人数由1771名增至5774名。与此相伴随，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设旅团司令部，并把驻军范围非法扩充到丰台。驻丰台日军不断借故寻衅，6月和9月两次同当地第二十九军驻军发生冲突，都以二十九军退让了结。最后日军控制了丰台。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日益加紧。自《塘沽协定》签订以来，日本就提出中日“经济提携（合作）”的口号，其目标首先是在华北扩大经济势力。两三年间，越来越多的日本团体和个人到华北各省实地调查、考察经济情况，研究“开发”华北经济的办法。中国驻屯军对经济侵略极为重视。

川越茂担任驻华大使后，也非常强调中日经济提携。日本首先着眼于在华北开矿、筑路，尤其急欲夺取沧（州）石（家庄）铁路（不久改为津石铁路）的修筑。在此形势下，7月16日宋哲元向日本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对于华北之经济振兴，期望日本强有力之援助。”一时华北面临着冀察当局向日本的经济侵略大开绿灯的严重危险。

日本这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条特殊途径是日货在冀东走私。

《塘沽协定》以后，日本便开始利用冀东停战区非武装化的特殊地位开展走私，干涉中国方面的缉私行动。海路走私船只大多从大连来，陆路走私通过山海关一带。由于日军的干涉以及日本、朝鲜浪人的破坏，中国海关的缉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1935年6月以后完全丧失了在停战区海面缉私的自由。

冀东伪政权成立后，从默许、纵容日货走私发展为1936年2月颁布所谓《冀东沿海输入货物登陆查验暂行条例》，允许日货在其统治地区的昌黎等处上岸，征收大约相当于中国关税额1/4的所谓“查验费”，使日货走私公开化、合法化（对其他国家的商品收取相当关税额80%左右的“查验费”)，名日“特殊贸易”。

日货上岸后大多经由北宁铁路运到天津日租界内，除一部分在天津销售外，又从天津经铁路、公路、水路运往河北各地以至济南、徐州、郑州、汉口等处，冀东伪政权通过放行走私日货，得到大量金钱；这些钱除了伪政权自身使用外，还有相当部分被积极支持其“特殊贸易”作法的日本关东军征收，作为机密费，用于在内蒙地区的阴谋活动。

日货走私使中国海关收入锐减，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关税损失达2500余万元，而1936年4月起一个月间损失达800万元，“其情况之恶劣与数字之惊人实为海关有史以来所未闻”。日本走私商品在中国内地泛滥，扰乱了经济，对市场造成重压，威胁到中国本来就很脆弱的民族工业，也不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使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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