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一战，蒋介石的嫡系刘峙因谎报先入城的战绩而威信扫地，控制此重镇的企图也就此落空。随后，蒋介石把他的重点放到江西。

　　北伐军攻克汉口并包围武昌后，原先坐山观虎斗，想让国民党与吴佩孚两败俱伤的孙传芳发现大势不妙，感到国民革命军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自己，于是马上以“援吴”之名在江西同北伐军开战。一场恶战，随之在那里展开。从武汉沮丧而归后，蒋介石又指挥第二军鲁涤平、第三军朱培德、第六军程潜部在江西发起攻击，并调亲信第一军的王柏龄第一师赶至前线，作为总预备队。9月19日，北伐军第一次攻克南昌城，可不久在孙传芳数万精兵的围攻下，北伐军又仓促撤离南昌。

　　在撤离途中，第六军被杀散，程潜割掉胡须化装逃回，按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所讽刺，又演出了一场曹操潼关遇马超那种“割须弃袍”的狼狈剧。更糟糕的是，蒋介石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也折损大部，师长王柏龄和党代表缪斌在乱军中“失踪”，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原来半年前第一军驱逐了共产党人后，政治工作废弛，军纪败坏，腐败盛行。王柏龄一入南昌城就先入妓院寻欢，军中无主，遭敌反扑时仓促退出，部队大乱。

　　这个蒋介石的心腹跑回后，身为总司令的老蒋十分尴尬。按军法本应惩处，可是又于私心不忍，只好偷偷给他一笔钱让他逃走，然后“通缉”。直至北伐军克复长江流域，这个王柏龄才于上海露面，不过因其名声太坏，蒋介石以后只给他一些闲职而不再重用。

　　随后，蒋介石调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刘峙从湖北启程赴赣，参加攻击南昌，并要其他各军再行反攻。当时守城的孙传芳部是直系部队精锐，加上护城河陡深，箭楼高耸，城垣坚固，攻击不易。守将又命工兵营纵火，将南昌城外建筑悉数焚毁，以使攻城之北伐军失去屏障，一时间火光四起，烟尘冲天，百姓奔走呼号之声不绝于耳。

　　南昌城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原本是一派繁华之地，士民商贾云集，南北行商各色人等往来不绝，更兼江边有名胜滕王阁，传说乃唐朝才子王勃在此作赋<滕王阁序》，其中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传世佳句，妇孺皆知，孰料竟遭此浩劫，被乱兵付之一炬。

　　不待大火熄灭，北伐军已经做好攻城准备，第六军各团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一马当先，架起云梯，向城上奋勇攀登。

　　刘峙为挽回武昌城下之辱，也再挑出奋勇队，叫来本师最精锐之第六团团长文志文，命其挑选全师最好的武器装备供其使用，务要一举成功。蒋介石本人还亲往第一军第二师指挥。

　　殊不知，二更时他的部队越过护城河，摸近城墙才待竖起云梯爬城，忽闻城墙根黑影处一声呐喊，接着枪声大作，偷袭的第六团先头部队霎时被放倒一片。接着一彪人马从城壕中杀出，个个凶神恶煞一般，打着赤膊，头扎白巾，一手提着机关枪，一手挥着明晃晃的鬼头大刀，杀人第六团阵中。

　　原来这天白天蒋介石、白崇禧窥探南昌城池的时候，早已被城墙之上的军兵发现，于是预作准备，组织敢死队，乘黑夜从城下水闸中潜出，专等北伐军前来，正好打个措手不及。

　　黑暗之中，攻城部队不辨虚实，阵脚混乱，纷纷往后败退。蒋介石急忙传令，后队变前队，沿赣江岸南撤。这一仗，他的嫡系第二师又再次出了洋相。

　　面对此困境，蒋介石只好下令诸军从南昌城下撤围，暂取守势，要求湖北方面的第七军、第四军来援。随后，李宗仁率第七军和第四军一部在赣北大败孙传芳部，从北面迂回南昌。在此形势下，第一军经过整顿，会同第二、第三、第六军再攻南昌，孙传芳部两面受敌，加之浙江的夏超发动起义使其后院起火，不得不于11月6日弃城向东撤退。孙传芳本人先行逃回南京，其部队由进贤向浙江逃跑时，因在马口遇内河水涨，多数人不能渡江，被北伐军追上，俘虏5万余人。孙传芳的主力就此被击败，以后的东进作战主要障碍已被排除。

　　江西一战历时两月，先败后胜，显示出蒋介石指挥的无方，武汉方面的军人就此看不起这个“总司令”，只有李宗仁的第七军仍唯其马首是瞻。究其原因，还是经济问题。因为贫穷的广西的军费要靠广东供应，李宗仁参加北伐要靠蒋介石供应军火和经费，两人对武汉方面联共和工农运动又同表反感，于是政治上结合在一起。

　　在攻占南昌之初，蒋介石为喘息并休整力量，将总司令部设在此城。他又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派“三二O”事变中退出的政工人员回去工作，并且不要支持唐生智。

　　对蒋介石在江西的败绩，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缺乏正确的对策。本来，这是一个削弱其势力并发展工农力量的好机会。可是中共中央认为削弱蒋介石对北伐不利，决定采取对蒋、唐搞平衡的方式，对双方都支持，结果双方对中共方面都不满意。

　　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方面虽然显示不出多少长处，在政治谋略上却相当在行。尤其是擅长拉拢收买各派军阀。对于赣南的小军阀赖世璜，一个师长的头衔就将其拉拢过来。对其他军阀,也是只要降附就官升一级。何应钦第一军一部进入福建后，也收编了当地大部分武装。蒋介石通过江浙财团，又运动江苏、浙江的地方军阀，使许多人与他暗地通款，这样他的实力又壮大起来。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评论蒋介石时曾这样说过：“纵观蒋先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数十年，其武器无非是金钱收买，严格而论是既不能将兵，又不能将将。”此言虽带有些个人情绪，不过从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看，蒋介石确如人们所讽刺的那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的长处在政治权谋上，尤其擅长对军阀实旋拉拢收买。说其“内战内行”，手段阴险毒辣则名符其实，战术高明却未必。北伐期间的武昌攻城战、南昌会战等，都显示出蒋介石缺乏军事指挥才能。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时，只进过士官学校的预备补习学校振武学校，主要课程还是学日文；然后被分配到日军炮兵部队中当了一年的士官候补生，每日主要管喂马，并未学过多少军事课程。以后他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就向设在北京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会捐款入会，以至在会者都愕然不知这一“大同学”是第几期出身，后来经人点破才知乃一冒牌的士官学校毕业生。当然，没有上过军校的人通过亲身参加战争实践，也可以提高军事才能。蒋介石从军后长期只作参谋工作，在粤军中虽当过一段参谋长，却从未当过基层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他以后的心思又多用于权诈，对战役和战术指挥始终不精却又自以为是，这就决定了一系列命令都是瞎指挥。

　　与蒋氏相当熟悉并共事过很久的周恩来也有近似的评价，并举北伐时的武昌、南昌两仗为例。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诺曾问道：

　　“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怎样?”

　　周恩来回答：“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取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一九二七年(应为1926年——作者注)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和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客观地讲到蒋介石的长处，并这样评价说：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这就是蒋介石的真正面目，一副戴着慈善面具的狰狞面孔。他欺骗了千千万万的人，到今天仍然欺骗着对他狂热的“果粉”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