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阳县高级中学：吴杰明微信号：w13851148160

忽然想起陶行知，想起他“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的论断。

什么是“教育为公”？

“教育为公”的论断源于“天下为公”这个成语。“天下为公”的意思是：天下是公众的天下，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的天下。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后来“天下为公”就成为人们热切向往并愿意毕生为之奋斗不息的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应该有比个人私利、家族利益，甚至是某个阶级、政党利益更为正义、更加高尚的价值追求。而“教育为公”也一样是界定了教育事业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教育必须是为公众的长远利益、为民族的根本福祉服务的崇高事业，教育绝对不能异化成为某些个人、某些单位和某些集团的当前利益服务的自私工具。

我们并不否认个人利益广泛存在的必要性，历史上，个人利益也确实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巨大动力。“悬利于当前，必众争而事遂。”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顺利实现，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反对人们在法律与道德的规范之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争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的言说揭示了我们芸芸众生人性中最为本质的某些方面。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镇江金山寺。他问当时的高僧：“长江中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到底要过多少条船啊？”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乾隆问：“怎么会只有两条船呢？”高僧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之中来往的无非就是这两条船。”世人为各自利益奔波本就是习见常闻、可厚非的事情。

但我们在理解与包容个人逐利行为的普遍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也应该十分清醒地看到，个人逐利行为的背后也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丢开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违法乱纪不谈，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与反动就足以消减新生力量追求改革创新、平等发展的饱满热情。既得利益者利用已经被他们牢牢掌握了的政治话语权，利用普通民众一贯具有的无知的宽容，阻滞和化解了变革力量变法图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必然又集体重回妥协人生的苟且。

人性追求舒适，惯于苟且，但古今中外成大事业者莫不冲关夺隘、砥砺前行。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成功者的人格特质都是反人性的，任何成长，都离不开痛苦而持久的自律，自律才是通往自由的唯一捷径，自律程度决定了人们人生发展的高度和事业成功的程度。唯有别人眼里的苦行僧，才会真正拥有崇高的事业与终极的自由，贪图安逸，追逐私利，目光短浅，惯于苟且，就注定不可能有伟大的人格与崇高的事业。

陶行知先生是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学成回国了。回国之后，陶行知先生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但他没有梦想着追逐私利，享受成功，他要让自己的成功与祖国的新生建立关联，重新定义成功的内涵。陶先生脱下西装，辞掉了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他移居到南京郊外一个名叫晓庄的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住到了牛棚当中。他和老乡们吃住在一起，自己耕作，自己授课，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陶行知先生发愿：要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陶行知当时在大学任教，一个月的薪水是四百个现大洋。四百个现大洋是怎样的一笔钱呢？清末与民国初期，五个银圆（亦作银元，也就是现大洋）可以买一头大水牛，一个银圆可以买一担米；民国后期一个银圆就是一担谷。要想在北京买整一套四合院，也不过花费陶行知先生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都不要了。他要的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希望；他要行走在世俗乡野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让中国最底层社会的两亿文盲、七千万少年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让他们都识字。北宋理学家张载有极其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是中国教育人自觉背负、代代相传的使命感。为学，就要放弃自我，把自己的生命融入社会的需求；为道，就要寻求高于自我实现的价值存在，“所欲有甚于生”，“患有所不避”。为学日益，为道日隆，人生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小我的存在，甚至也早已超越了世俗的需要，其人格价值与精神力量融入了民族文化与传世道统的范畴，成为万众景仰、世代膜拜的万世师表与精神图腾。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事师表”。墓碑高耸，墓门横匾上有陶行知的遗墨“爱满天下”，两侧是郭沫若写的对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吴玉章说他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毛泽东说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肯定他是“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董必武盛赞他是“当今一圣人”。陶行知先生用他美德和业绩书写了属于他自己、同时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辉历史，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了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中的醒目坐标与追慕对象。

可环顾我们周遭的教育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距离陶行知先生“教育为公”的理想还十分遥远。

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教人得分，教人晋级、教人毕业、教人求财，教人竞争、教人成功，却没有时间教人求真，教人向善。是非界限模糊，善恶标准淡化。不准做的，我们偷偷摸摸、改头换面也就做了；要求做的，我们磨磨蹭蹭、虚张声势也可以不做。一切以实用为原则，以功利为目的。

看看我们的老师：我们补写教案，应付检查；我们变造材料、只求达标；我们购买论文，申报职称；我们有偿家教，谋求暴利。我们早就忘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胜于言教”的古训。

看看我们的学生：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贪图安逸，麻木混沌；只知索取，不愿奉献；辱师弑亲，人神共愤。有人说：这是一个连原生家庭和亲生父母都要怨恨的时代。孩子们除了索取，就是抱怨。他们不仅持续地要求着师长们无私的关爱，他们还要计较关爱的多少、关爱的方式、关爱的时机、关爱的态度，他们像一群挑剔的食客，以他们各各不同的口味要求着他们的老师和家长，却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感恩和回报，甚至也没有理解和包容。

有人说：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已经决定了的。错误的、甚至是恶劣的教育对心灵的戗害、对美德的消减、对文明的磨灭是势起无形、有去难回的，而良好的教育对于科学昌明、人格完善、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一样是深刻而久远的。如果我们每一个教育人都能牢记陶行知先生“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的遗训，坚决摒弃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观，开动脑筋，端正态度、放出眼光，分清是非，在英雄辈出的历史长河中，在民族复兴的宏大背景上，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爱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教育信仰与义利观念，立鹏程之志，养浩然之气，不忘初心，知行合一，为人师者就一定可以活成如陶行知先生一般大写的模样。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我要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