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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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震耳发聩的话,至今被许多人挂在嘴边。
但在1938年的延安,是否还要“握紧枪杆子”,却成了一个被挑起的争论。
有人主张丢掉它,去换取“统一战线”的和平,有人却坚持,这东西一旦松手,后果不堪设想。
这场争论,直接引爆了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呢?
1938年,抗战的硝烟已经弥漫了一年多,前线的战士在生死之间厮杀,后方的政局却暗流涌动。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抗战,但合作的背后却是各怀心思。
蒋介石一边打仗,一边想着如何削弱中共的力量。而中共内部呢,也并非铁板一块。
风暴的中心,是一个从苏联回来的“新生力量”——王明。
他带回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新指示”,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中共搞自己的军队、根据地和游击战。
可问题是,这套理论在中国的战场上根本行不通。
毛泽东却坚持独立自主,认为枪杆子不能丢,共产党必须在战场上站稳脚跟。
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直接把党内矛盾推上了台面。
于是,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了一场决定未来方向的较量。
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归国,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回到党内。
他的主张看起来很有道理:既然和国民党合作抗战,那就不要“另起炉灶”,要全力服从统一战线。
这套理论完全忽略了一个现实——在战场上,国民党的军队并不是真的可靠。
王明的思路,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甚至反对中共单独建立根据地、发动游击战。
王明的主张在党内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毕竟,他传递的是共产国际的声音,许多人不敢轻易反对。
而毛泽东则坚持,抗战必须依靠老百姓,独立自主才是出路。
王明却认为,这是“破坏统一战线”,他甚至私下向莫斯科告状,希望借国际力量向毛泽东施压。
王明的做法不仅在党内引发争议,还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
1938年,毛泽东派任弼时去苏联,向国际解释中国实际情况,而王明则继续在国内拉拢支持者。这种内斗的氛围,让党内上下陷入了迷茫:到底是坚持独立,还是服从统一战线?
在这种胶着状态下,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派任弼时去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抗战的实际情况。任弼时带去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路线才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
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共产国际终于表态: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强调党的独立性。这一表态扭转了局势,也让王明的立场变得更加尴尬。
共产国际的支持,让毛泽东的主张在党内占据了上风。
尽管王明仍然试图争取话语权,但他以“统一战线”为名的右倾主张,逐渐被更多人看清。
最终,在六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被确定为会议的核心报告人,而王明的政治报告被直接否决。
在抗战的前一年多里,八路军和新四军以游击战为主,在敌后战场建立了多个根据地。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战略卓有成效。
而王明主张的“以运动战为主”,不但不符合实际,还导致部分部队未能及时扩展力量。
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以游击战为基础,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
这一方针被全党接受,成为抗战时期的核心战略。
随着战略的调整,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扩大了敌后根据地,彻底打破了王明的“教条主义”束缚。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套“灵活应对”的方针,比如“先奏后斩”“先斩后奏”等策略,确保了党的独立性。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一个转折点,既是权力的较量,也是方向的抉择。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以中共核心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党阐述了抗战的战略方针。
会议明确指出,王明的右倾主张脱离实际,必须予以纠正。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路线得到了全党的支持,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真正迈向了成熟。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确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更加明确。
而王明则逐渐边缘化,退出了权力核心。
六届六中全会,既是一场风雨中的权力较量,也是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
有人说,这次会议让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从被动走向主动。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和远见,决定了中共能在抗战中生存下来,最终走向胜利。
而那些企图丢掉“枪杆子”的人,早已被历史淘汰。
有人评价,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从这里开始,中国革命的道路逐渐清晰,毛泽东的时代正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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