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摘自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

《怎么办？》是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在1901至1902年间撰写的一篇文章，写作完成之后发表在《火星报》上，在彼时的沙皇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引起巨大轰动，不少人因为此文章成为《火星报》的忠实拥趸。《怎么办？》一文深刻剖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发生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新出现的打着批评自由的机会主义份子的论战，以及阐述了为何党内纯洁性的问题至关重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大多数人可能对于党内权力斗争和论战都持贬义的看法，认为其跟阴谋权术，拉帮结派脱不了干系，对于斗争的目的也只是对于权力的觊觎。但更多时候，社会主义的党内斗争更多是成员对社会主义的实践的不同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认识，亦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工具。

列宁开篇强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依然存在，不得不用论战的方式进行斗争。强调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政治斗争应当放在第一位，不应该止步于经济斗争，而把争取沙皇俄国治下的政治自由的任务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应该主动参与政治斗争，并且认为经济斗争应与政治斗争结合为对沙皇专制的阶级斗争，而机会主义分子首先否认的便是阶级斗争。

于是，为了引导工人开展阶级斗争，党组织的建设问题也是重中之重，不纯洁的党组织会把革命引向错误与妥协的路线，而党组织建设问题中最主要的矛盾也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矛盾，对于机会主义的斗争不能松懈。另外一种机会主义表现在同其他的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民粹派政党的合作上，为了反对沙皇专制，与知识分子合作是没问题的，但是不少党员在这方面却毫无底线，为了合作以至于否定阶级斗争的必要性，马克思严厉批判了机会主义和折衷主义者的错误。这里引用列宁的原话：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同时，列宁也阐述了社会主义政党对于革命的领导作用，工人的自发的斗争只能局限于经济斗争和有限的政治斗争。方式也主要是罢工和游行，但这些罢工也只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列宁

我党在北伐战争同国民党的合作破裂以后，就遭受到了国民党的围剿，而从1929年陈独秀因犯右倾机会主义被开除出党开始，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这几年党内因错误的路线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从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到李立三错误的立三路线，再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这几年因机会主义遭受了很大损失，党员从30万损失到只剩3万，革命根据地也被围剿了大半，迫不得已开始长征，直到遵义会议才彻底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组织，暂时摆脱了机会主义的干扰。

但是，对于机会主义在党内始终没有定性，随时有复辟的可能，毛主席为了彻底铲除机会主义的根源，在到达延安之后，开始了改造党内思想的运动，即是延安整风，其目的便是彻底解决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保持党的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