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元年（1573 年），刚刚做首辅大学士不久的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我前年冬天读《华严经·悲智偈》，很有感悟，当时内心就发下誓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收信人是云南大理的一位白族思想家、笃信佛教的李元阳。李元阳任荆州知府时，曾对当时年幼的张居正非常赏识。在给李元阳的信中，张居正表露了自己为国家而不计身家利害的宏愿。他死后，著名的清官海瑞给了他八个字的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张居正（1525—1582 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参加会试，成绩排在第一百六十名，殿试后取为二甲第九十名进士。张居正的科举名次并不靠前，然而在随后的庶吉士考选中，张居正通过考选，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翰林院没有实质性行政事务，职清务简，地位却很高。据彭时《可斋杂记》说，明朝人将翰林院的官员称为“玉堂仙”；进士的前三名状元、榜眼与探花，因为直接授翰林修撰或翰林编修，所以被称作“天生仙”；而二甲进士通过考选庶吉士再留在翰林院为官，则被称作“半路修行仙”。

张居正便是这样一个“半路修行仙”。自明朝中期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意味着将来可能有机会入阁，正如《明史· 选举志》中所说，“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嘉靖，明世宗朱厚熜（cōng）的年号，1521—1566年在位

身处翰林院清闲之地，张居正却能时刻留心政务。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论时政疏》。在奏疏中，张居正指出当时政治有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等五种“臃肿痿痹”之病，以及君臣上下交流不畅的“血气壅淤”之病。

这是张居正在嘉靖年间仅有的一道奏疏。此时距离嘉靖去世还有整整十七年。他看到当时政治的症结，并且很敏锐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的弊病，但却很谨慎地没有将矛头指向皇帝或者严嵩。这说明，张居正不但有很强的政治能力，而且是一个政治天才。

在嘉靖、隆庆年间的内阁混斗之中，张居正始终是一个旁观者，非但没有受牵连或排挤，反而跟此前的几任首辅大学士，无论是严嵩、徐阶，还是高拱，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科 举 及 第 到 成 为 内 阁 大 学士，张居正走过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中，除了一度休假三年外，张居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翰林院度过的。

嘉靖有一特殊癖好, 迷信丹药方术，宫女苦不堪言, 他自身因此差点被一群起来反抗的宫女勒死。

在四十岁那一年，张居正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七月，张居正充任裕王朱载垕（hòu）的讲官。嘉靖皇帝晚年不立太子，裕王从顺序上来说将继承皇位，做裕王府的讲官，意味着能够接近将来的皇帝。

两年后，嘉靖帝死了，裕王朱载垕继位，改年号为隆庆（1567—1572年）。隆庆皇帝重用自己的藩邸旧臣。于是，昔日的裕王府讲官张居正，在隆庆元年（1567 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值内阁，随后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开始进入政治的核心层。

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四十四岁的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这六件事分别指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这次的奏疏，不仅仅指出了政治的弊病，而且还提出了相应的药方。

隆庆朝后期，张居正配合高拱共同辅助隆庆皇帝，政事治理得井井有条。给明蒙双方带来和平的俺答封贡，便是两人极力共同促成的。明代著名的史学家王世贞说，张居正和高拱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很密切，“两人懽相得，不啻兄弟”。

张居正与冯保

当然，随着两人在阁日久，渐渐也生出了不少嫌隙。张居正通过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权力联盟，大权独揽，牢固控制政权十年之久。张居正尽管采取了不光明的手段赶走了高拱，但他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高拱的路线，继承了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的改革潮流。

明朝嘉靖末年，政治矛盾突出、南北外患频仍、财政赤字严重，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生存。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海瑞、高拱、庞尚鹏等人，开始采取改革措施来挽救其危亡，在吏治、边防、财政等方面，都有所改革。嘉靖、隆庆年间的改革，实际上是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的先声。

所不同的是，张居正由于得到了皇帝、太后以及宦官冯保的支持，又完全掌握了中枢大权，其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力度也就更大了。

张居正与李太后

获得中枢权力之后，张居正在政治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整顿吏治的目标，集中体现为十二个字，即“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即尊重皇帝的权威，要求官吏恪尽职守，赏罚严明，号令统一。然而，如何才能让官吏们恪守职守并且遵从号令呢？万历元年（1573 年），针对官场上不求实效的积弊，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

为了保证各衙门处理政务时严格遵守公文事先设定的处理程限不致耽误，张居正建立起一套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要求各衙门逐日登记章奏，分别将其内容及处理期限登记在两份文册上，一份送到六科，一份送到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然后每年每月按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

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则稽查各省的巡抚和巡按，各省抚按考察地方官员。在这几个环节中，六科和巡抚都很重要。六科设于午门外的东、西朝房，章奏必经其手。六科给事中的官秩仅为七品，但负责稽察驳正六部之违误，并有建言、进谏之责，位低权重。以内阁稽察六科，是张居正的创举。如此一来，大权集中到了内阁，各级官吏对中央政令就不敢敷衍塞责了，吏治因而得到很大改观。

万历皇帝与两宫太后

考成法推行后，收到了不错的成效。万历六年（1578 年），户科给事中石应岳在上奏中谈到：“自考成之法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剑桥中国明代史》也称赞张居正时期的行政效率，认为：从隆庆六年（1572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的十年中，明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并且认为张居正时代的行政，“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声名赫赫的施政相比”。

张居正在财政经济方面最重大的改革，是清丈田粮与推广一条鞭法。"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

如果没有万历初年的财政盈余，万历朝后期的“三大征”，即万历二十年（1592 年）平定哱拜的宁夏之役、万历二十年至二 十 七 年（ 1592—1597 年） 的援 朝 抗 日 战 争、 万 历 二 十 六 年 至二十八年（ 1598—1600 年）平杨应龙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之役，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帝鉴图说》

然而，从制度上来说，内阁只是协助皇帝的辅政机构，而不是一个行政机构。张居正是无法改变既有的政治体制的。他只能通过对人事的控制来实现自己的意志。

在他辅政的十年中，分别拥有人事权、监察权的吏部和都察院，都在张居正的严密控制之下。前后两任吏部尚书张瀚和王国光，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玠，对于张居正都是极为顺从的。因此，在反对张居正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在滥用他的权力。

万历十年（1582 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了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然而，张居正死后，他辅政期间独操大权而酿成的怨恨之情，也开始慢慢地渲泄出来。

《帝鉴图说》，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

皇帝在感恩之余，怨恨之情也得寻找渲泄的通道。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初九，湖广荆州府的辽王府次妃王氏声称张居正生前曾抢夺辽王府的产业。绝情寡义的万历皇帝下令，派宦官张诚及侍郎丘橓前往荆州查抄张府。抄家中，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抵刑不过，留下一份遗书，自杀了断。

对万历皇帝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在政治上打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清算了张居正之后，万历皇帝彻底自由了。然而，接任的大学士们，无论是张四维、申时行还是王锡爵，都以张居正为戒，一味软熟。

明神宗在短暂的勤政后，开始了明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怠政，二十年不上朝。于是，纲纪废弛，百弊丛生，明朝在耀眼的暮光之后，沿着衰亡的轨迹继续下滑。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