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能源需求普遍呈现出由石油代替煤炭的趋势，石油燃烧产生的硫氧化物成为主要大气污染物。四日市市（简称为“四日市”）作为日本战后兴起的重要石油化工城市，首当其冲遭受重度污染，由此引发的“四日市哮喘病”被称为日本的“四大公害病”之一。当地居民既是污染受害者，又是污染治理的原动力，历经环保运动、环保诉讼和转型整治后，四日市逐步实现“重生”，成为日本工业化进程下保护与发展由“掣肘”转向“协调”的缩影。

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四日市“石油之城”。二战后日本坚持“经济立国”战略导向，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力发展重工业。四日市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的三重县、濒临伊势湾，地处四大工业核心地带之一的中京工业核心地带。凭借近海临河、交通发达、水资源丰富的优越条件，四日市很快吸引了垄断资本的目光，被选作发展石油工业的重点区域。1955年，四日市在盐滨地区战前海军燃料厂旧址的基础上兴建了第一个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奠定了石油化工产业的基础。随后，四日市又在1963年、1970年相继建设了另外两家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往日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四日市转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石油化工联合工厂城市”。

大气污染之下“四日市哮喘”爆发。大量石油化工企业集聚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也造成烟雾弥漫、噪音震耳、臭水横流的困扰，为民众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石油工业含酚废水排入伊势湾，导致附近捕获的鱼散发着石油的臭味。临近石油联合企业的居民住宅区弥漫着恶臭，即便在炎热的夏天也不能开窗通风换气。更致命的还属大气污染，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大量废气，使整座城市漫天烟雾。

20世纪60年代初，一种“不明原因的哮喘”开始出现，随着污染日趋严重，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以及肺气肿等呼吸道疾病患者显著增多，人们将这类病统称为“四日市哮喘病”。1964年曾出现连续三天浓雾不散的现象，使许多严重的气喘病患者死亡。有报道称，1967年一些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1972年四日市哮喘患者达817人，死亡超过10人；截至1979年10月底，四日市确认患有大气污染性疾病的患者人数已达77万余人。这种情况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探索致喘原因。据四日市医师会调查资料证明，患支气管哮喘的人数在严重污染的盐滨地区比非污染的对照区约高2—3倍，而大多数四日市的呼吸系统病症患者只要是一离开大气污染环境，病症就会立即得到缓解。无独有偶，由于日本各大城市普遍使用高硫重油，致使四日市哮喘已蔓延至全国，如千叶、川崎、横滨、名古屋等几十个城市都有哮喘病例出现。据日本环境厅统计，到1972年为止，日本全国患四日市哮喘病的患者多达6376人。

四日市环境污染的抗争。污染发生初期，居民自发的民间环保运动推动污染问题演变为社会性问题。受害居民自发组织“盐滨地区自洽会”和“四日市公害患者守护会”等，就污染问题向市政府提出整改申请，逐渐引起媒体报道。专家学者推动建立了“四日市公害记录会”，以“公害日志”记录形式支援哮喘病患者表达诉求。在市民运动和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日本相关政府部门开始反思并下定决心治理。1960年，四日市政府联合学者和企业有关人士组成“公害对策委员会”，委托三重县立大学对当地污染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并试图通过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研究表明，当时的四日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煤尘降落量远高于名古屋和神户。

1967年，四日市内大气污染特别严重的磯津地区的９名公害患者，将石原产业、中部电力、昭和四日市石油、三菱油化、三菱化成和三菱孟山都化成6家第一批在四日市设厂的企业告上法庭，请求停止运营并进行损害赔偿。历时5年之久，四日市哮喘病公害诉讼以原告居民的全面胜诉告终，相关疫学调查证明石油联合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与周边居民病症存在因果关系，企业群体存在“共同违法行为”，被要求支付赔偿金。

值得称道的是，四日市和三重县当局对污染排放、医疗损害赔偿的诸多先行措施，被日本政府所采纳。公害诉讼转变了“唯经济利益”的发展导向。一是依靠高校等研究机构对空气污染和疾病的研究调查，为全国性公害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二是1964年四日市在全国率先公开承担受污染患者的医疗费用，并于1965年建立“公害患者认定制度”，这一做法促成全国性《救济公害健康受害者特别措施法》和《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的出台。三是原先日本的《煤烟控制法》、1968年版《大气污染防治法》对硫氧化物排放标准要求较低，且仅限于污染物排放密度控制，而在1971年颁布的《三重县公害防治条例》，规定了硫氧化物总量控制标准，在全域总量限定的基础上对各企业排放物进行控制，使得治理更具有效性，这一排放控制原则于1974年由日本中央政府引入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日本也因之成为国际上首个采用硫氧化物总量限制标准的国家。

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硫氧化物排放总量仅为50万吨/年，是60年代高峰时期的1/10。尽管当前石化工业仍是四日市主导产业，但四日市致力于引入高技术产业、发展近郊农业等产业结构转型，为经济注入新活力。

四日市环境治理对我国的启示。我国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面临二氧化硫污染的困扰。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完善、划定“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精准治理、严格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等政策的引导，“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均二氧化硫排放达到峰值，“十三五”期间“蓝天保卫战”进一步推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显著下降。当前，我国处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期，复合型污染问题突出，更需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改善。四日市公众推动下的大气污染治理经验无疑在当下仍有借鉴意义。其一，居民的抗争、社会组织的支援、媒体的公正报道、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地方政府的先行先试，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为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着手环保治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二，严谨的污染溯源分析、企业减排技术革新、能源结构转变以及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也大大提高了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当然，四日市先污染后治理的深刻教训发人深省。过分重视产业规模扩张而缺乏合理布局规划，突破了环境容量，最终限制经济发展，而污染的事后损害赔偿难度之高、代价之大远高于事先防范。此外，排放标准的制定应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加强污染源排放全过程监管、避免制度约束流于形式，注重治理中的舆情民意，才能在保全生态环境基底上实现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