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是去斯大林化的推手之一，公开讨论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行

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在几个月后，当人们开始在莫斯科的马路上遇见1934年至1952年间被肃清流放、最近又获平反的共产党员时，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该拿这段可怕的往事怎么办。简单来说，形成了两个派系。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大规模地揭疮疤。这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自己浑身就沾满了血。而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则赞成公开讨论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行。接下来，我们一起往下了解一下吧！

骨子里都是军人的朱可夫首先就想到了1937年至1941年间遭处死或流放的数万名军官。眼下，他们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底下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先行调查1934年第十七届党代会期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当中7％遭清算这件事。1956年初，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奥特尔·波斯佩洛夫在一份70页的报告中汇报了调查结果。而这份文件就成了赫鲁晓夫讲话的基础，他的讲话将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一场大地震1956年2月14至24日，第二十届党代会的代表们都聚到了一起。

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朱可夫也位列其中。他还登上了讲坛，18日，他发表了讲话，讲话与苏联的宣传完美契合，西方评论家们注意到他是唯一一个发表讲话的军人。他一再强调，苏联是一个和平大国，会设法控制军备竞赛，不让军事支出增长过快。但他的努力却被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阵营、报复心切的西德、唯利润为上的资本主义垄断集团所抵消…当表们得知明天上午在克里姆林官的大厅内继续开新增的关门会议时，党代会其实已接近尾声。100来名惨遭清洗、最近重获平反的党员也将和代表们一起开会。布尔加宁宣布会议开始后，便马上让赫鲁晓夫发言。

赫鲁晓夫讲话围绕的是“人崇拜”，他讲了两个多小时，这次讲话已是闻名遐迩，我们就不再赘言了。统而言之，部分罪行是斯大林和贝利亚犯下的。但赫鲁晓夫并未掩盖帮凶所起的作用，那些人就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这样一来，他就和斯大林的老近卫军们划清了界限。赫鲁晓夫也说了些谎话，比如他声称斯大林不会看地图，1941年6月22日以后，斯大林因为长时期沮丧消沉而没法领导国家。朱可夫知道这不是实话，但他哪怕是对至亲都没有讲过对赫鲁晓夫报告有所不利的话。他赞成在第二十届党代会后几个月之内释放所有古拉格政治犯。他的态度与大多数至今仍信任斯大林的元帅和将军们——罗科索夫斯基首当其冲—都截然不同。

当赫鲁晓夫宣布将于1956年5月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时，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朱可夫充满了干劲，他将在会上发表讲话讲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次全会在苏联去斯大林化的道路上又将迈出一步。斯大林在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对苏联人来说最为关键，在这份报告中，朱可夫就将从这个角度对个人崇拜发起攻击。于是，他立刻就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但无疾而终。因为全会并没有举办。

赫鲁晓夫是想利用去斯大林化来为自己争权夺利，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而从这份过火的新报告来看，不仅继续深化去斯大林化于己无益，而且反而会变得危险起来。毫无疑问，在这点上他还不想让朱可夫抢了他的风头不过，朱可夫的报告还是被保存了下来。文章开头针对害怕揭露个人崇拜的那些人，断言这么做并不会对党、军队和苏联人民造成伤害，而是相反：“个人崇拜在与卫国战争有关的问题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必须将它彻底清除之。不应该害怕”朱可夫承认“斯大林的功劳、过人的精力、组织能力突出”，但他说斯大林为了一己之利益，使军队（和党，提到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作用完全无法发挥。

“犯下了严重的历史错误。”他还揭露了1930年代的宣传纯粹是为了安抚人心自欺欺人；防空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全线落后，空军部队科研创新与组织能力极其槽糕，炮兵部队机械化水平低下；6月14日的塔斯社公报不相信德国会发起进攻，使人民和军队放下了武器，这是极其巨大的错误。他说：“最为严重的问题出在干部身上，他们被1937-1939年的大清洗完全搞垮了。因此，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指挥员们的训练工作严重不足。”斯大林不信任将领的做派有目共睹，这严重损害了军队，削弱了军官的权威，对军官产生了怀疑。

他总是想方设法给打败仗找替罪羊，帕夫洛夫们、克里莫夫斯基赫们、卡恰洛夫们都成了替死鬼…他有意造成组织机关的混乱，使得参谋部根本没法做出反应。重新确立双重指挥员制度等于使将领们处于瘫痪状态。但朱可夫在报告中虽然认为斯大林必须担负所有的罪责，但也极其轻易地替他和工农红军的上层领导开脱了所有责任，尤其是开脱了迷信进攻威力的责任。

他在这份备忘录结尾处下了一个我们很难同意的判断，毕竟红军的缺点具有极深的根源：“我敢肯定1941年6月22日，我们的部队如果已经警觉，得到全面布署，如果也有人告知他们明确的目标，那最初几天战斗的性质就会截然不同。我们的部队如果采用各种手段，是能阻断德军进攻之路的。”朱可夫的讲话将会使卫国战争的历史得到修正，不过这样的修正得等到1957年他离任以后才会发生，已和他没什么关系了。他在这篇文章中呼吁要写出“卫国战争的科学批评史，对我们的历次败绩进行研究”。1957年6月，他为此召集了一批军事史学家，1961至1965年间，完成了《卫国战争史》，但他本人却已不在任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