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校曾是这个区最差的一所民办中学。全校的教师大多是没有正式大学学历的年轻人，甚至很多人只是读完高中。虽然学历不高，但他们充满责任感和热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教育上付出。那时的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老师们的不易，只是觉得他们似乎总能尽量克服学校的种种困难，尽管学校的条件极为简陋。

当时，工宣队在学校驻扎，并且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极富创意的改革。随着准备打仗的热潮渐渐平息，工宣队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教育革命方案——将我们的学校搬到工厂里去办学。于是，我们整个年级都转移到了上海近郊的一个苗圃，开始了新的学校生活。苗圃里有着大片的绿地，空气清新，但同样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

我们借用了一个仓库作为教室，上午大家都参与工厂的劳动，下午才上课。每天早上，我们会在苗圃中忙碌着，或者修理汽车，或者做各种工厂里的工作。那时，我的专业是汽车修理工，整天和师傅们一起修理故障的汽车，我像是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钻进了车底，递工具，跟随师傅们的步伐，虽然工作很繁琐，但我发现自己从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然而，下午的课堂上，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新鲜内容，我们却常常昏昏欲睡，尽管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场上奔波和劳作，课堂仍旧是我们的一部分。

这个苗圃叫做广中苗圃，它是一个巨大的绿地，上面长满了树木。里面还建有一座塔状建筑，村民们称它为“麒麟塔”，这座塔十分奇怪，外形像是一座古老的寺庙。塔的底层是大拱门，二层有一圈可以环绕的走廊，而最顶层有一个类似宝塔的小建筑。我们常常在这座塔附近玩耍，进行我们所谓的“打仗”游戏，互相扔土块模拟攻防战斗。直到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为阵亡的士兵安置骨灰的地方。塔周围的土地是日本人曾用来建设农田的。后来，这片地方被改建为上海汽车附件厂，成为了一个与708工程（大飞机项目）相关的发动机厂。

在这段时间里，最为震动人心的事件之一便是林彪事件。1971年8月，我们被突然召集到人民广场，参与广场的油漆整修工作。广场上正准备着国庆的游行排练，而我们却不知不觉地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大约在两个多月后，学校又把我们调回了苗圃，继续我们的厂里工作。直到11月的某一天，我和同学们在去上班的路上，突然听到一个同学低声告诉我们：“林彪出事了！”

随着事件的发生，我们又被要求传阅一些特殊的文件。这些文件必须保密，不得带出学校，每天都要照数收回。当时，正值尼克松访华期间。学校所在地与虹口公园隔河相望，为了防范突发事件，战备工作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传说中，尼克松夫人会到公园游玩，因此学校迅速突击修建了一道高墙，虽然最后此事没有发生，但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那段岁月中的紧张气氛。#趣话春节年俗#

随着林彪事件的逐渐平息，我们的教育改革也暂时告一段落，学校恢复了常规的教学。尽管当时学校的教学资源匮乏，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以前的“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依然存在，但新的课程也悄然出现。比如，我们迎来了化学课，这门课程的老师自己编写了油印教材，内容包括“酸碱盐氧化物”之类的新鲜概念。虽然学校没有实验设备，我们依然能通过老师的讲解感受到化学的魅力。

数学课也不再局限于工农问题，还涉及了圆和二次方程等基础数学问题。而语文课上，除了那些为人民服务的文章，我们也开始接触《曹刿论战》和《黔之驴》这类古文，课堂内容逐渐有了些许变化。虽然这些变化不大，但我们至少终于开始真正用心去学习一些知识。

在学习方式上，学校开始恢复一些常规的考试和作业。虽然没有正式的成绩排名，但学生之间的竞争气氛渐渐浓厚。那时的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因为大家都知道，想考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大学恢复招生，主要面向工农兵，而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则依然处在“做工农兵”的状态，尚未真正获得升学的机会。

不过，这种看似不功利的学习方式，却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我们自学的习惯。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来自上海最著名的文化街之一——山阴路，许多家庭的背景较好，很多同学喜欢读书，大家私下里偷偷交流，彼此之间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在1972年，我们学校流传着一本《你到底要什么》，这本书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虽然内容反对“和平演变”，但我们都觉得它写得精彩无比。这种“偷看”书籍的行为，成为了我们那一代学生青春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学校的图书馆已经封闭了好几年，但作为红袖章小头目的我们，利用职务便利，成立了一个“审书小组”，不仅用来审查书籍是否有害，还用来偷偷“偷阅”一些以前无法接触的书籍。那些60年代初期的科普丛书，《奔向明天的科学》，《十万个为什么》，以及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等知识性的小说，都成了我们日常“消遣”的对象。虽然这不是正式的学习，却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