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西军区在大别山坚持斗争—— “左”的政策在新区造成严重 损害——毛泽东指示纠“左”—— 中原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邓小平 起草“六六指示” 陈毅谈豫西土匪问题 新区剿匪斗争 华北干 部南下—— 改造“红枪会”等会道门组织—— 国民党军最后的疯狂——邓 子恢领导新区财经工作——巩固的新区为战略决战提供后方支援

1948年上半年，刘邓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与国民党军进行一系列战役时， 中原军区所属各军区也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战胜国民党军的“扫荡” 与“清剿”,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各军区部队和从事地方工作的党政干部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中原军区下属的七个军区，由于敌情和我情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情 况： 一种是敌情严重，我方处于游击状态，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如鄂豫、 皖西和陕南军区。 一种是已有大片控制区，解放区比较巩固的地区，如江 汉、桐柏军区。 一种是基础较好，我军主力经常行动，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 的地区，如豫西、豫皖苏军区。这三类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党组织为了坚持巩 固和发展解放区，在1948年都积极地开展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1948年2月刘邓率野战军主力转至淮北后，鄂豫和皖西地区留下少量部队坚持斗争。当时国民党军以十几个旅的兵力，在地方保安队的配合下进 行残酷的“扫荡”和“清剿”。当时我方人员被迫从已经占领的县城中退出， 敌人在中心区设立据点，在乡村恢复保甲体系，白色恐怖相当严重。鄂豫区 党委后来总结说：3月到5月“是我区环境极严重的时候”。鄂豫区的部队 处于游击状态，“没有在一个地方住上七天(桐柏二分区和皖西均同样),在 无衣、无鞋、缺油盐，要走几十里路背粮。背一天吃一天，磨一餐吃一餐的 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仅5月一个月统计，鄂豫区在反“扫荡”中被俘 183人，失踪529人，伤亡307人，共减员1019人。而我仅击毙敌正规军 34人，伤36人，毙伤地方保安队348人。我们的损失远远超过敌人。损失 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认识不明确，大根据地思想、正规思想严重存在。放不 下架子，机关庞大，动作迟缓。平时对部队管教松懈，有情况不掌握部队， 下级不服从指挥。惊慌失措，丧失斗志，不安心工作。想主力，闹情绪，闹 山头，等待主力打天下”等等。

敌情的严重是外部原因，我方在根据地建设初期实行“左”的打土豪、 分浮财政策，是遭受损失的内因。1947年1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二纵进入 江汉地区后，从1948年1月到3月开展分浮财、分田地斗争，形式上轰轰 烈烈。“但2月以后发现贫农团成分不纯，大部分是流氓当道，或者是地主 狗腿、保丁、两面派，敌人布置的假‘贫农团’。某地群众就说：‘贫农团’ 白天开新四军会，晚上就开‘国民政府’会。又如曾发现某贫农团布置暴 动， 一分区即有三百多人叛变。便大为警惕，提出整顿贫农团的任务。”

打土豪、分浮财的结果，是严重脱离了群众，造成动荡局面，结果是自 己站不住脚。桐柏区检讨当时的情况说：“提出打土豪，分浮财，半年之内 赤化桐柏。强调快， 一个干部一天走马分浮财二十余村。强调反‘右’,反 尾巴主义，认为此地群众比华北强，不用思想发动，把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 看成群众运动的高潮(如分浮财时乱抢，部队每次出发，有一大群人跟在后边，到外村去分浮财)。把假斗争认为是群众自动性强(如某村群众半路拦 住一个通信员，硬叫他领导分浮财， 一时传为美谈，其实是该村群众事前布 置的一套假斗争，以免外村群众来乱抢乱分)。而演变结果，打土豪分浮财 形成村与村的斗争。甲村没收乙村，乙村没收丙村。有一农民出去分浮财， 回去一看，他自己浮财也被分，两相比较，反而吃亏，于是再出发去分浮 财。在这种情况下，共有3290村分了浮财(全区3740村)。 ……更严重的 是当时敌人已经稳定，积极准备反扑。我们则集中干部于一村，忽视了全面 的对敌斗争，结果‘重点突破’不得不改为‘重点搬家’。”

桐柏区的报告还说：“在分田、分浮财时期，最严重的是在逼浮财与逼枪中乱打乱杀。3月份打了许多佃户和狗腿。有次曾为逼问一支枪打了36 人。群众说：‘不打的话，我们还多缴一些枪。’……地主更是大批逃亡，‘头 号地主跑武汉，二号地主跑驻马店，三号地主瞎胡窜，四号地主屁股打得稀 巴烂’。所以一当政策纠正后，桐柏行署先出了一个严禁干部打人的布告。 群众都非常高兴，很珍重地贴起来。”

应该指出，在中原新区出现这些“左”的倾向，是受了老区“土改”运 动初期“左”的政策影响。但是在敌情严重，我方尚未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情 况下这样搞，不但脱离了群众，搞乱了地方经济，而且使部队的生存也陷入 困境。所以在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和其他新解放区发动“围剿”时，就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上述严重的被动和困难局面。

刘邓首长转至中原后，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曾几次向毛泽 东反映情况。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指示各大区首长：“最 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 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政 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5月24日他给邓小平的复电《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中又说：“新 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 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 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 遍地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 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 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4月25日他给豫陕鄂干部作《跃进 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强调纠“左”。他谈了土改问 题、整党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还谈到杀人问题。他严肃地说：“如果乱 杀人， 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 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 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 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 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 一面举着 手， 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后悔。说明杀错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邓小平强调注意政策和策略。他说：“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 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这不是为地主打算，而是更容易团结和领导群众， 把事情办好。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 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 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 枪放下来了。”

纠“左”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原局在5月分别召集各分区领导研 究新的政策和方针。豫西、陕南的干部一致认为：“在新区实行打土豪、分 浮财、过早实行分土地害处很大。”确定的新政策是：“1、建立反蒋的统一 战线，包括一切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只打击首恶分子，即大恶霸、最反革命分子和乡保长中最反动的部分。2、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 主也不打。3、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4、保护城市及一切 工商业。总之，不搞滥一切就好办。”皖西一分区经过宣传减租减息政策 和改变作风后，各阶层反映都好。贫农减少了顾虑，中农安心敢说话了。地 主富农相继回家向农民低头认错。宿松团山村地主回家说：“我愿意将多余 的土地山林拿出来分给农民，保证不做坏事。过去我们只怕打杀，早知如此 公平合理，谁跑在外边受罪呢?你们真是救命恩人。”富农说：“这样办法可 真好，我给他们捎信都回来好了，如此他们都不怕了。”太湖七区洪山村逃 跑的九户回来八户，各地的地主富农均有先后回家的。根据中央的政策和 中原区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在6月6日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关于土改与整党的工作指示》,亦称“六六指示”。他从中原实际情况出发， 区别不同情况，制订了一套适合新区的土改和整党的具体政策。这个文件报 送中央后，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并增补了部分文字。在以中共中央名义向 各大区转发这个文件时，毛泽东写信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 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中原区层层传达贯彻“六六指示”,全面纠“左”, 变土改为减租减息，很快扭转了中原新区的局面。

1948年5、6月份，中野主力先后发起宛西、宛东和襄樊战役，并配合 华野的豫东战役。中原大打起来，吸引了国民党军主力。大别山、江汉、豫 西、陕南等军区的压力明显减轻，各地陆续开始出击，扩大和巩固解放区， 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中原局势有了明显的改观。

豫西和陕南是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1948年6月间，豫西国民党结合 地主武装，乘陈赓主力到中原作战，掀起了一次全区范围的反革命暴动。他 们袭击我军后方机关、瓦解区县武装、暗杀我干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陈 毅在给中央的《中原局9月份综合报告》中陈述：“我党足迹踏遍全中国，土 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 ……我们驻地发生三次黑夜摸哨，枪伤哨兵，最近破案即房东所为。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军人不敢独行，单人 带驳壳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区、村干部之被击杀，造成一种下乡恐怖。 研究了数个具体谋杀案件发现，他们多半是恶霸地主作后台，策动流氓退伍 兵作凶手，有组织干的。他们说：‘八路军要款、要公粮、要壮丁、要派夫， 经过我，我一定负责办到。如直接动员群众去翻我的底，则一定与河北人斗 争到底。枪打出头鸟，任何人先与八路军接头办事， 一定杀他全家’。他们 确实说得到做得到，控制了群众。 …… 同时他们更善于应付我军， 一到即承 包战勤，自动带枪来加入地武，来当乡、保、甲长，懂得把公开合法斗争与 秘密黑杀结合起来。每一暗杀事件，多与当地乡、保长有关，或他们先知道 不讲。我们干部无经验，最易被其公开应付这一套所迷惑。国民党的挺进武 装与特务能在我中心区活动，即依靠此一基础。因此应估计到如匪正规军来 进攻，此辈必然大暴动来响应他。中原解放区创造第一阶段，必须懂得首先 解决此一问题。 ……我党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先制服他们；要制服他们， 亦必须同时发动群众。”

7月，豫西军区召开鲁山会议，确定8月到10月开展政治为主、军事为 辅的强大攻势，坚决打退反动派的进攻，宣传政策，依靠群众，瓦解敌人。 军区报告剿匪经过说：“首先是军事与政治交互运用，互为因果，直至彻底 消灭土匪。或一鼓而歼(如嵩县、伊阳),或一击而散(如马口之刘茂亭部、鲁山、临汝等),而后驻剿，开展捉捕运动(找线索零捉碎拿)、规劝运动 (组织土匪的熟人进行瓦解)、叫子回家运动(匪属工作),由人员登记到武 器交出由军政力量的单独剿匪与政治攻势，到逐渐群众参加，形成群众帮助 的剿匪运动。由建立情报而破案，防患于未然。总之，剿匪为政治攻势开辟 道路，而政治攻势又巩固剿匪成果，并为新的军事胜利作准备。其次是坚定 的宽大政策与坚决地镇压首恶相结合。在军政攻势的强大压力下，给胁从分 子以出路，解除其各方顾虑，争取瓦解。大量释俘，登记安业；交枪取保， 效果极大。鲁山名为‘攻心战术’,三分区形容为‘滚水泼雪，不打自垮’ (只三分区瓦解的土匪即有884人， 一般逃亡人员1529人)。 一分区土匪说：‘宽大政策，无处可藏’。但必须适时的坚决地镇压首恶(如四分区枪决15人，五分区枪决11个匪首),以分清好坏，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豫西军区 将剿匪与减租减息、工商业政策、调整农民负担等工作结合起来，大力开展 宣传活动，争取广大群众向我政策靠拢。“最后统一领导坚决贯彻，统一军 政力量，统一剿匪地区，消灭结合部。由军事进攻打开局面，继续政权建设 与解决群众具体问题，不能半途而废。”经过两个月剿匪，豫西共歼土匪3199 人，瓦解土匪1430人，基本解决了为害多年的土匪问题，稳定了豫西的局 面。

陕南的斗争更为艰苦。因陕南主力12旅回归主力作战，军区只剩下原 38军部队和陕南地方武装。陕南的土匪相当难对付，军区同志形容他们是 “地头蛇，地形熟，会爬山，有一定社会基础。用高压来控制群众，强令人 民，八路军来了要跑，要坚壁清野，不给我们带路、通信、交公粮，违者杀 之。因而造成我不能掌握匪情，军事合击往往扑空。陕南土顽经内战和5师 时代(指中原突围)同我斗争至现在，我们打游击的一套，土顽 全学会。并且土顽内部有我不少叛变分子。我大军合击，土顽即分散隐蔽； 我若不搜山驻剿，走后土顽又集合起来。在我腹地及边沿地区之土顽昼夜不 住房子，在大山里、山头上搭棚子或在山林里隐蔽，夜间出来活动，不走道 路翻山越岭。"

而陕南军区部队分散在各县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显得“部队新、干部 弱，对敌斗争没经验",山阳我军一个营与敌军遭遇时，摆开正规架子与敌 作战。结果损失42人，某独立营在姚家湾休整两个月不移地方，被土顽从 侧后包围，被迫与敌打消耗战。均县五区区公所被敌包围后，退守碉堡，敌 未接近时就射击、打手榴弹，待敌接近时弹药已消耗完，区长和农会主席等 人在碉堡里自杀。均县县机关和独立营都住在县城里，"四周土顽大肆活动， 有合击县城之模样。但我们干部不警惕、不准备，仍摆开正规架子办公，和 平观念，麻木不仁，脱了裤子睡觉。8月22日拂晓被土顽突袭，打到门口 他们还在睡觉。结果税务局长、独立营长等被俘，宣传部长被打死。总之我们干部指挥能力弱，不善于打游击，死板，爱与敌人打正规战、拼消耗，使我受损很大。”

总结经验教训，陕南军区采取“以敌制敌，以毒攻毒”的办法，“集中 兵力有目标的、分地区、分股围歼之。以分进合击、快扑对敌之集中，以分 散驻剿对敌之分散，以搜山对敌之隐蔽，以穷追对敌之逃跑。战斗动作要灵 活巧妙，运用游击战术，放下正规作战的办法，突然猛冲猛打，及以相等兵 力轻装，采取远距离奔袭土顽之指挥机关或集中的土顽。”陕南主力17师运 用这些战术，结合政治宣传，先后消灭和瓦解了均县、上关和南化塘地区的 土顽，遏制了土匪和地主武装的活动。

在剿匪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当地游击队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年与巩 德芳一起坚持斗争的留仙坪蔡兴运游击队，他们“是本地人，地形熟，在敌 后经过长期锻炼，斗争有经验有决心。与群众联系密切，在反扫荡中打击敌 人烧房，帮助老百姓在山上搭棚子住，组织联村哨及早发现敌人，帮助老百 姓有计划地转移。”因为蔡兴运保护群众利益，“每次大的战斗都有老百姓组 织担架，转运伤员。”同时他们“善于打游击，遇敌扫荡则分散隐蔽，组织 短小精干武装与敌周旋，情况有利时就集中力量主动作战。”经过两个月 的剿匪斗争，陕南的局势大为改观。

新区的工作，干部问题最为重要。各军区一致反映：地方干部太少、素 质差，是影响新区工作开展的最大困难。桐柏军区报告说：“邓(县)南三 区某区队，全队干部只有一个排长。这个排长南下时是个理发员，不识字， 不能上课，也不会讲话。襄阳五区某区队五六十人，只有一个排长兼支书， 此外再无政工干部。该排长在南下时是个通信员，汇报工作时只说得出该连 的人数、枪数，此外什么都不知道，连有几个党员都不知道。管理教育则根 本谈不到。”“地方武装的干部极少极弱，由此可见一斑。”桐柏军区采取轮 训方式培养干部，以解急需，但离实际需求还差得远。

为了解决中原急需的干部问题，中央从华北抽调4700多基层干部，由 陈毅、邓子恢同志带领，5月从濮阳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于6月14日到达 中原军区驻地河南宝丰县西北的商酒务镇的皂角树村。刘伯承、邓小平会见 了大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中原局势。刘伯承说：“我们要将中原地区建 设为向南继续大进军的巩固基地，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结合武装斗 争，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军区、军分区一套。主力打击敌人，使我们的主力 军不断扩大充实，成为兵强马壮的大军，向南进攻。”“我们必须针对敌人的 总体战展开一元化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斗争方面取得步骤的一致。 这就是说，县的游击有文有武，有动有静，有明有暗，转战各地。不但打击 敌人，而且检查与执行政策，鼓动与宣传群众。”邓小平作了长篇报告，回 顾大别山斗争，强调了纠“左”与新区政策。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策略原 则，就是毛主席的七句话，必须要记住。前四句：‘争取多数，打击少数；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后三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 势力。’”他要求华北干部树立好的作风，培养本地干部，把中原变成一个巩 固的解放区。

新区工作除了剿匪和减租减息外，还要解决地方道会门的问题。在信 阳、桐柏交界地区，活跃着“红枪会”等道会门组织。其上层头目提出“防 匪保家”的口号，并与当地土匪王星吾、张培尧等作战数次，对地方治安起 过一些作用，因而吸引了很多群众参加，成为当地一股很大的武装力量。 1948年9月以后，土匪已基本肃清，如何处理“红枪会”就提到日程上来。 桐柏区党委慎重研究，提出对策：“由于我们在敌匪进扰时退出，未能适时 抓住群众防匪保家这一要求去领导群众斗争，而为地主抓住此种要求，利用 群众所熟悉的迷信组织所领导，变为群众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估计 信桐会门有三种可能：1、纯粹群众自卫而为地主掌握；2、有敌人阴谋，后 台系国民党特务操纵；3、逐渐为敌掌握，先防匪后反我。无论如何，目前 已成为群众行动，我应严重注意，采取慎重对策。我们的方针应是暂时允许 其存在，限制其发展，以更主动积极的肃匪安民行动争取其领导，夺取其群众。随时宣传我之政策，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逐渐依靠我，跟着我走。”

中原局看到桐柏区的报告，肯定他们的对策同时，提出补充意见。主要 是争取下层、分化上层、孤立其反动头目。指出：“当红枪会领导群众进行 剿匪斗争时，我可积极予以鼓励，予以实际行动的配合及某些援助(如救护 伤员等)。但当发现其领导集团中某些分子有勾结敌人、出卖群众、宣传反 共行为时，则应予以揭发警告，选择适当时机予以有力打击。”“红枪会派人 与我接头时，可表示我政府愿意领导他们积极剿匪，同时应宣布政府政策法 令，要他们自动遵守(如不要乱杀人、乱派款及其他反政府行为)。还要注 意打破红枪会头子只许我与他们上层分子接头，不许我与下层群众见面的企 图，求得能公开与其下层群众见面，了解内部情况，进行讲解我之政策，占 领群众思想阵地，杜绝反共分子利用群众反共的机会。”“严防他们向我控制 区内发展。 一经发现应立即制止，宣布其非法，不准成立。但最主要的还要 依靠我们积极领导群众剿匪斗争，端正政策，严明纪律，联系群众，使人民 得以安居乐业，从基本上消灭会门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

新区的巩固并非一帆风顺，国民党军势力所及的范围内，不断对新区进 行破坏和骚扰。1948年7、8月间，确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扫荡。国民 党正规军第10师、85师向确山县城以西的竹沟、瓦岗、石滚河等地清剿。 据桐柏二区的报告：敌军“在军事上采取重点和集中兵力，先搞石滚河、竹 沟，再一个村一个村搞。对我部队采取迂回包围，正面慢两翼快，以求歼我 基干武装。并组织大合围，不让我转到其后方去。 ……在政治上采取镇压与 怀柔并用，譬如出布告宣传都是说‘八路军都过黄河走了’,‘河北人来弄翻 身弄坏了’,宣布带枪投降宽大，跑是土八路，不跑是好人等等。争取民兵 更普遍，事后才知道民兵与敌人有拉扯，情况一变就投了敌。”国民党军在 村子里烧杀抢掠，“由于敌人摧残过甚，群众无法维持，终日在大山上。早 晨上山，黄昏回来。地里的高粱、谷子、稻谷无人收割，自己吃一点弄一 点。因时间过长，群众普遍害疟疾。很多地方到处是病人。确山因蒋匪与地主的摧残已成了严重的灾区，以石滚河、卢庄、竹沟以南山区和竹沟以西地 区为甚。”

不仅在确山，当时桐柏区的新野、邓县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敌军的破 坏。桐柏区负责人刘志坚、赵紫阳向中原局汇报说：“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 (抓光、抢光、吃光),大批壮丁被抓走。仅知新野、邓县被抓走两万多，邓 县县城被抓走一千多，瓦店一镇被抓走一千多。许多村庄只留下老人、妇 女、小孩。粮食、被服被大批抢走，因敌盘踞时连日下雨，将许多门窗家具 烧掉。许多村庄鸡猪被吃光，村外树木被砍伐做工事。敌窜扰正是收麦季 节，影响许多麦子未种上。据现在了解，我区经过敌人此次窜扰，大大增加 了财政经济困难。”

这是敌军最后的疯狂。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胜利，迫使敌军从南阳等地向 平汉路收缩。敌人临走时对解放区的破坏不但没有吓倒人民，反而激起人民 的愤恨。刘志坚、赵紫阳的报告说：“经过此次敌人的窜扰，群众思想普遍 起了一个变化。群众普遍认识到敌人的残暴，认识到我们真是好。认识到蒋 必败，我必胜。我军回来后群众普遍哭诉蒋军的罪恶，对我特别亲善。群众 说自己现在换了脑筋， 一般地主亦反对蒋军，靠近我们。过去敌人来了群众 不跑，现在群众一听敌人来了到处跑，并掩护我干部伤兵一起跑。干部信心 亦因此提高。”军区领导群众积极恢复战乱的创伤，生产救灾，重建家园。

巩固新区不仅是占住地盘和争取群众，更重要的是为中原野战军的作战 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当年刘邓挺进大别山时，因为没有根据地，经费和弹 药全靠晋冀鲁豫区后方接济。补充的新兵也要从老区长途行军南下。尽管老 区尽了全力，长途运输成本巨大，仍满足不了刘邓部队的基本要求。弹药不 足是制约部队作战的一个大问题。六纵进行襄樊战役时，炮弹和手榴弹都是 从太行老区过黄河，长途运送来的。结果作战时因弹药过期，很多打不响。 因此，要在中原进行战略决战，必须自己解决物资供应问题。中原局建立 后，由邓子恢同志任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新区的经济工作。邓子恢上任后就意识到“财经问题是中原最大困难问题。”虽然当时有华北和山东老 区的支援，但长期依靠山东和华北是不行的。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 基本自给。邓子恢领导财经干部们实实在在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他在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财办成立时，中原大部地区还不太安 定，只有豫西比较完整安定。当时实际负担人口不到2000万，而吃粮人数 野战军连地方一起达60余万。豫皖苏与豫西又时有被分割可能。因此我们 当时就分作两个补给系统：(平汉)路西归刘邓，路东归陈粟，我们从中加 以调整。当时我们解决补给的方针，除向中央请求补助外，在中原本地主要 是靠公粮，其次靠中州钞票发行，再次靠税收。”

关于公粮征收，邓子恢说：“这一向是我军食军需的主要依靠，也是支 持(解放区)钞票的有力工具。截至现在止，各区公粮收入仍占总收入的 80%。只是江汉特殊一些，占35%。这个制度我们在抗战时期已经确立并 有丰富经验，但去年向中原进军时，却采用打土豪及临时借粮办法来解决军 食，而未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公粮。结果不但军粮无法解决，并把社会秩 序弄得稀烂。今年夏季中央指示停止土改，改为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政策 后，各地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公粮，才确立我们的补给基础。”公粮一年 两征，根据各地情况，如豫西、桐柏区每亩收11斤，豫皖苏、陕南区每亩 7.5斤，江汉区每亩5.5斤，相当于产量的6%一10%。征收办法是“挤黑 地，评产量”,按土地多少征收。地主多出，贫农少出。有的采取挨户查粮 和实地丈量的办法来确定每户应交的公粮数量，脱离群众，效果不好，被邓 子恢及时制止。

关于发行中州票，也是小心谨慎，稳步发展。我军初到新区，暂时使用 银元，避免破坏当地商业。待新区稳定后，逐步推行中州票，取代国民党钞 票。刚开始老百姓心有疑虑，不敢使用。襄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钞票大 跌。而中州票威信日益提高。钞票是形势的晴雨表，我军打胜仗，老百姓就 信任中州票。国民党军打败仗，法币就越来越贬值。中州票的发行使新区经 济得以稳定发展，也解决了部队的经费问题。但是，邓子恢说：“中钞与银 元的斗争仍是相当长期和复杂的。当9月间因大军云集，敌情变化，币值贬价。当时我们除以粮食抛售外，并采取黑市活动，即由银行派便衣持银元， 以高于黑市之比价收回中钞，而逐步提高之，不久便平复了。但基本办法是 要确实禁用银元，收兑银元，造成社会上以中钞为流通及计算单位的习惯。 这需要在群众发动之后才可能完全做到。”关于税收，在新区主要是征收烟 草等农副产品税。在新区城镇初步征收营业税。但税收采取民主摊派，不实 行繁琐的累进税制，避免群众负担过重。

共产党的新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就取得成功，连国民党军都觉得不可思 议。10月中旬，胡琏、杨伯涛奉白崇禧的命令，率领第18军到桐柏解放区 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杨伯涛回忆：“在唐河时，胡琏和我曾漫步唐河大街上， 想找几个老百姓聊聊当地风土人情。发现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头，交谈起来。 得知共产党政工人员及解放区部队在唐河时，曾以钞票向老百姓买东西。初 时老百姓也同样不欢迎，害怕不能保值通用。于是他们背了几麻袋光洋，在 大街上一蹲，把光洋敲得叮叮当当，老百姓拥上围观，有人用共产党发的钞 票兑换光洋。这样兑换了几次，于是老百姓也乐于用共产党的钞票了。而在 国民党方面，法币贬值千百倍，在改用金圆券前夕，用法币大量抢购粮食物 资。 一转眼间分文不值，老百姓叫苦连天。因此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老百 姓逃避一空。我俩人听了，不禁为之咋舌!认为共产党确有一套争取民心的 办法。”不久，中原地区就有3000万人口的区域内使用中州票，连大别山 老百姓也拒绝使用国民党钞票。我方在新区排除国民党货币，推行中州票， 很快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经济。这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区的稳定，起了 很重要的作用。

到1948年10月淮海战役之前，中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陈毅代表中原局给中央写的《中原局9月份综合报告》中说：“经过夏季的 连续胜利和中原局‘六六指示’,军事胜利与政策转变并进，因而使中原局 面开始变好。这是第一方面。表现在许多中心区的出现，如豫西二十余县无敌踪，陕南之郧县、郧西变为腹地。豫皖苏在7月以后，阜阳敌74师撤退， 中心区已广阔无敌。大别山局面开始稳定。江汉区、桐柏区、汉水与平汉之 间取得发展等。市镇农村秩序开始恢复(例如豫西中心地带人民说，二十年 来从未有如现在的安定，历来的兵匪骚扰没有了，农民纷纷多买牲口，积极 生产),中州券信用开始建立。知识分子开始近我。逃亡地主先后回家等。 这就使我党在中原获得了基地，部分建设可以开始，造成向南的战略基础。 这是一年努力的成就。”新区积极恢复生产，向野战军提供了粮食和物资。 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新区百姓积极参军，并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解放 战争。我军有了广大的后方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具备了与国民党军进 行战略决战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