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日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明清档案查找相关资料，因事关厦门，又见其中有甘国宝等人，不免兴趣起来，加上研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晏爱红女士的文章，对于此事算是有所知晓，但还有未求甚解之处，仅以此窥当时社会及官场吏治之现行。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发生了一起厦门洋行陋规案。缘起于新任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于乾隆二十八年到任后，经留心查访，得知厦门进出各口船只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内地的，都得按名目不同交以数量不等的陋规银。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他向乾隆密奏称：“厦门商船云集，相沿索取陋规，每船花边银一千五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督、抚、将军、提督及道、府、县、中军等官，各有收受。”

具体点说是各衙门文武员弁每年大概能获取到陋规番银十余万圆，如总督每年一万圆，巡抚八千圆，将军六千圆，兴泉道一万圆，又另单七千圆，海防同知三万三千圆，又另单六千圆，关部一万七千圆，泉州府二千圆， 同安县三千六百圆，南安县一千圆，又水师中军参将衙门每年约有九千圆。经中军参将温泰陆续开明细数清单，证明此项陋规已属确凿无疑。黄仕简请求皇上特派大员星驰赴闽，彻底清查。当时乾隆皇帝对此案颇为重视，立即下达谕令：“闻得福建闽海关，有每年勒取各船银钱，自总督以下朋分收受之事，现已派员前往，彻底查办，自必水落石出。”(11)乾隆帝据奏于三月初四日特命尚书舒赫德、侍郎裘曰修驰驿前往查办。

经两个多月的时间查明厦门陋规大概情形：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 洋商李锦等六家公议各按船只大小、出洋地方，分别出银，每年共三万余圆，贴办置买各衙门货物之费。此项陋规， 道、府、厅、县各衙门俱有收受之项。舒赫德、裘曰修查出总督杨廷璋令属员代买人参、珊瑚、珍珠纪念等物，少发价银，而其属员则以所得陋规贴补置买物件之不足，奏称总督杨廷璋令得受陋规之属员代购别项货物，发价不过十分之三。（《清史稿》“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厦门商舶出入，官署受陋规。上命尚书舒赫德、待郎裘曰修往按。具得廷璋令历任厦门同知代市人葠、珊瑚、珍珠未发价状，命解任。”）

最终对于此案的定调为“陋规案”，“系旧日相沿，事与婪索败检者不同”。虽然说白了实质就是受贿。不过所谓“陋规银”也是当时清代地方文武官员办理公事经费不足的难以或缺的补充，似乎有合理之处，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些“潜规则”。而所涉及无论被告或是原告，也均非大奸大恶之人，甚至许多于史书中多是“贤臣干吏”。

黄仕简所接替的是前任福建水师提督甘国宝（1709-1766），是清代一位文武双全的名将，工于射箭。他在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勤于防务，曾告诫僚属：“防陆者不可处于家，防海者不可处于陆。”每日坐楼船率小艇巡逻，不避惊涛骇浪，使海疆日趋稳定。高宗（乾隆）嘉其功绩，诰授荣禄大夫。对于他的处置，“带领引见仍加恩录用以观后效”，之后即到云南开化任总兵去了。这人还有一绝活，擅长指头画虎，之前倒也看到过他存世留下的画，确实生猛威严！

　　时任福建兴泉永道尹谭尚忠，清代文学家。“为人刚毅精干，敏于任事，且清廉自守，所至为民兴利除弊，廉名卓著”。后因忤和珅，降为福建按察使，旋起为云南布政使，擢云南巡抚，入为刑部右侍郎，终刑部左侍郎。诗文俱善。这人评价也好得很！

时任泉州知府怀荫布。满洲正黄旗进士。道光《晋江县志·怀荫布》记载：“爱民礼士，修举废坠。倡修郡学文庙，建尊经阁，葺万安、顺济二桥。”在任期间还重修《泉州府志》。此为仅存的两部《泉州府志》之一。此案后，“四月卸事。兼管国子监大臣。”

时任福建巡抚定长，满洲正黄旗人，姓伊尔根觉罗氏。他最终是“仍留福建巡抚原任”。自己人还是自己人啊！

至于闽浙总督杨廷璋，“上以廷璋平时尚能任事”，于是以“不能正己率属，致启属员巧为逢迎、借端欺蚀之渐”，解大学士任，从宽授以散秩大臣，令其来京自效候旨。但是不久，又“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这一搞，他倒升官了！而且后来又任两广总督、刑部尚书，最后高寿八十四，还被赠于太子太保。他是一点都没吃亏啊！

你看这里面有哪个是贪官污吏啊！最后查找缘由，抓出知府刘增，说其于乾隆“二十六年，各行酌议私贴公费时，曾经书役开单告知，伊有不出主意，听凭书役自办之语。彼时刘增若能坚辞拒绝，何至众相效尤。是陋例明为定义，实自彼成之，其情自与三人各别，仍着照部拟发往辟展效力赎罪。”（辟展，也就是今新疆鄯善）。最后乾隆说：“朕原情甄别一切惟视其人之所自取，从来不肯稍有倚轻倚重，以乘明允之道并将此通谕知之钦此”。看来他算是倒大霉了！

再说下告发之人，黄仕简（1722年－1789年），福建平和人。顺治时献海禁政策对付郑成功及台湾之水师提督黄梧的曾孙，也可谓是“忠心耿耿”。1763年新官上任是踌躇满志，一来就想搞点动作。这人要么是有点过于迂腐，要么就是太正直，非要去捅破这层纸，结果堵了别人财路，得罪了一堆的上司同僚，自己也没落什么好处。在他被调离福建水师提督时，他的下属中军参将温泰先遭殃了，被从严发遣新疆。而他后来因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事，前去围剿，但镇压不利，差点被夺官论斩，“高宗悯其老病，又念伊祖父世有劳绩，特宥之，勒回原籍”。估计这里面属他最郁闷了！

最后随便聊聊乾隆朝的吏治。此时清帝国经历了康熙、雍正以及乾隆初期的励精图治达到鼎盛。1764年这一年，乾隆已经53岁，面对太平盛世以及自己创下的功业，不免开始虚荣和自大起来。对于此类陋规案处理也较为宽大，对社会及官场中的那些潜规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姑息和默许态度。自此之后，陋规案逐步泛滥。后来还发生包括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广东盐务陋规案、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台湾海口陋规案以及乾隆六十年（1795 年）伍拉纳贪纵案等。到了晚期再遇到中国第一贪的和珅，乾隆更是任情挥霍，吏治彻底松垮。清朝也由盛转衰。

如果某事是一人做的，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如果是一群人做的，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注：近日在整理文档发现这是2011年写的文稿，十多年光阴秒过，不禁唏嘘不已。重新发至网络记之。湖山堂 202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