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征服满蒙”是日本军国主义预谋“征服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实现征服“满洲”的图谋之日，也就成为其开始征服内蒙之时。特别是随着它侵占热河，内蒙东部四盟中的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划入了伪满的版图，察哈尔省完全暴露在它的直接威胁之下，于是长城边外的察东便成为与长城以内的冀东、平北并列的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的另一个地区。

《塘沽协定》所定停战线（即中国撤军线）起自察东（延庆当时属察哈尔），这就为日本在这里扩大侵略埋下了伏笔。察东成了日本向内蒙西部扩张的突破口和通道。

1、察东危机

日本觊觎察东，在侵略热河及长城之役时就已开始，它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察热边界上的军事要地多伦。1933年4月底日军纠集伪军由热西越界侵占该地，不久后又进犯沽源、宝昌等地。这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不理睬《塘沽协定》，积极部署察东抗日斗争；从6月下旬起，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指挥下接连驱逐侵入察东的日伪军，7月中收复多伦。

接着，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但这时冯玉祥受到南京政府的很大压力，8月初宣布结束军事，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作为日本“谋略部队”的李守信部在日军支援下乘机反扑，8月13日重占多伦。日本关东军在多伦设立特务机关部，又擅设“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以李守信为“行政长官”。关东军大力经营多伦，修飞机场和直通承德的公路，使之成为侵略内蒙的军事据点。

日本在军事上蚕食察东的同时，又在政治上策划分裂内蒙。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制定《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提出要“促进在内蒙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它千方百计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借鼓吹内蒙“自治”以推行其分裂内蒙的阴谋。

如同在察东扶植和利用伪军头目李守信一样，日本又极力在锡林郭勒盟王公中物色和培植其代理人，该盟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和硕杜棱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通称德王）成为它拉拢的主要对象。德王本人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他一面依靠南京国民政府以抬高自己，一面又想摆脱国民政府而独树一帜，因此与日本特务暗中勾搭，企图利用日本夺取东北四省建立伪满洲国的形势，在内蒙西部扩充势力。

他联合乌兰察布盟盟长云栋旺楚克亲王（通称云王）等，于7月26日在绥远省百灵庙召开会议，筹划在内蒙实行“高度自治”。

10月9日又在此再一次召开内蒙自治会议，然后向国民政府提出建立内蒙自治政府的要求。国民政府认为内蒙实行高度自治的条件尚未具备，要它先试行初步自治；经过多方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193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内蒙推行自治的组织机构，任命了有关人员，并派何应钦为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云王为委员长，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拉木诺布坦（通称索王）及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通称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权操于秘书长之手。

蒙地政委会的设立关系到察、绥两省蒙族聚居地区的全局，此后本对德王等的拉拢进一步加紧。日本的直接威胁在察东。随着它在多伦的地位日益加强，它又扩大侵略面，从1933年12月起，不断向沽源、赤城一带侵扰，对整个察东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1934年9月，关东军在张家口设立特务机关部。10月，该特务机关部长松并源太郎利用所谓张北事件，提出在察东划界的要求，其目的是想照《塘沽协定》的先例，在察东搞非武装区。

不久，日本就找到一个借口，来实现此项阴谋。1935年1月15日，热河伪满自卫团到沽源境内强扰劫掠，与驻守沽源县乌泥河、长梁一带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发生冲突，宋军将伪军40余人缴械。日本关东军强称乌泥河一带为“满洲国”领土，一面向察、热边境增调军队，一面通过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进行威吓，声言要“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地方的中国军队。何应钦要宋哲元退让。

宋正命令属下在张家口与日本代表交涉，日军及伪满军从22日起竟悍然分路向沽源县城及独石口方向发起进攻，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中国军队被迫后退。

日本在炫耀武力得逞后，于30日在北平与中国代表会商，取得初步协议。在此基础上，2月2日第二十九军代表与关东军第七师团代表在察热边境的大滩举行最后会谈，迅速达成口约。

事后双方分别发表公报，语气、内容都有很大不同，但基本点大体一致，即：第二十九军收缴伪满民团的枪支子弹应于7日如数交还日军；中国军队不再“侵入”长城东侧的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一线及其以东地区。

这样一来，察哈尔辖下的长城线以东700多平方里的士地便成为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的非武装区，事实上也就是成了日本随时可以干预的地区，而恰在此时，蒙政会秘书长德王派人潜赴多伦，与关东军驻该地特务机关及伪军头目李守信建立联系，从而加重了察东以及整个内蒙时隐时显的危机。

2、天羽声明——亚洲版门罗宣言

由冀察两省入手侵略华北，这是从1933年起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但它的野心并不以华北为限，它的目标是独霸全中国，从鲸吞东北到蚕食华北都是它走向这个目标的步骤。它为了割裂华北而力图排斥中央政府的势力，同时为了独占中国又力图排除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影响。

中国政府屈辱于日本接连不断的侵凌，想从谋求欧美列强的援助中改善自己的处境；西方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纷纷作出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表示。1933年6月初，几乎与中日两国订立《塘沽协定》同时，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7月，铁道部从中英庚款中得到470万英镑以完成粤汉铁路的修筑。同月，国联成立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并派波兰人拉西曼为驻华代表，担任联络事宜。

1934年，原国联官员法国人莫内拟定组设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计划，以促成中外财政合作。外国对华援助还涉及军事方面，如中国政府从外国购买飞机，聘请美国人、意大利人担任飞行员的教练；聘请德国人为军事顾问；派军官考察团赴苏联考察，等等。

日本把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及合作看作是它实现独占中国目标的障碍，处心积虑加以反对。它指摘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及外国对华借款和供给武器。为了破坏美国的棉麦借款，外相广田弘毅指示驻华公使劝告在华日本纺织业厂商不购买借款美棉；主要由于日本的这个措施，该项借款中的棉花部分无法全部实现，中国政府不得不向美国请求削减借款额，最后棉麦借款只实现了2000万美元。但日本并不能由此阻碍欧美对华援助的发展趋势。

它越来越按捺不住了，到1934年4月17日，便进一步通过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就此发表了一篇政策性的谈话，他说：最近外国在中国正以协同动作给予援助等各种名义积极进行活动，对此，有必要阐明日本的立场。

这个立场就是：

“为维持东亚之和平及秩序，日本认为有责任单独行事，此乃事理之所当然。为实现此一目的，日本有决心根据自己之使命，采取断然之行动”。“中国如果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诸如采取违反东亚和平之手段，或者执行以夷制夷之对外政策，如有此类情况发生，日本不得已唯有加以排击。在各外国方面，如对满洲事变、上海事件所造成之形势有所忌惮，而欲与中国采取协同动作，倘有此类情况发生，不论其名义为财政援助或技术援助，在中国都必然含有政治意义。…因此，在原则上，日本不得不加以反对。”

这篇被称为“天羽声明”的谈话，既是对中国的，又是对欧美各国的，它几乎是无所隐讳、赤裸裸地道出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天羽声明”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舆论的关注和谴责，被称为“亚洲的门罗主义”。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英美政府的质问，口头上又表示尊重第三国的在华利益，并把经过修改的天羽谈话的英译本交给英美外交官；但它并没有撤销天羽谈话中的任何基本内容。

12月，日本单独宣布将废除华盛顿会议《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之意(由此该条约到1936年12月31日即应失效)，再次表明它要沿着扩充军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称霸的道路走下去。

3、侵略的外交烟幕

1935年初，日本一面进一步向南京政府提出“根绝排日”，停止聘用欧美人为顾问、教官，停止从欧美输入资本，与日本“合作”等种种要求；一面制造“日华亲善”的空气，1月22日广田外相在议会发表演说，宣称对中国不侵略、不威胁，25日更大谈在他任职期间不会发生战争（而这时日伪军正在察东进攻）。

南京当权者对广田的姿态立即做出反应，蒋介石接连约见日本驻华武官和公使，他和汪精卫相继公开发表言论，表示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2、3月间，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一再发布命令，禁止抵制日货，禁止全国报纸、通讯社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言论。同时，赴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任所的王宠惠根据南京政府的意图，利用途经东京之便，向日本政府探索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

3月1日，广田在议会宣布，日本将改变前此与中国地方当局交涉的政策，而与中央政府谈判解决各种悬案。5月，中日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日本任命原驻华公使有吉明为驻华大使，中国任命原驻日公使蒋作宾为驻日大使。这样，在两国政府之间好像真的正朝着改善关系的方向前进。但日本在外交上的种种表演恰好成了掩饰其另一种侵略活动的烟幕。就在这同一期间，日本军事当局策划了分裂中国，特别是分离华北的新阴谋，随之就寻找借口，挑起衅端，5、6两月相继在河北、察哈尔发生新的事件。

5月2日夜和3日凌晨，天津日租界内发生两起暗杀案，在当地主办亲日报纸的胡恩溥、白逾桓相继被杀。日本硬指此事是蓝衣社干的。15日，在热河南部活动的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受日军追击退入长城以南的停战区，在遵化征收粮秣，并要求遵化县长供给弹药，被拒绝，日本却指责遵化县长等庇护了孙部。20日关东军越过长城，消灭了这支抗日武装。

日本利用这两个事件大作文章，声称这些是扰乱日、满的行为，破坏了《塘沽协定》。从5月29日起，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代表关东军和驻屯军向北平军分会代理主席何应钦提出种种要求，内容愈来愈苛刻。日本还一再炫耀武力，进行恫吓要挟。30日和31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出动坦克、装甲车及配备轻炮、机枪的连队到河北省政府前面示威。河北省政府被逼迁往保定。

6月7日，关东军下令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集结部队，在锦州集结空军力量，驻屯军也在天津、唐山两处集结部队，作出要大动干戈的姿态。

南京政府又一次屈服于日本的淫威，在短短几天内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满足日方的要求：免去张廷谔的天津市长职务，调走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和他的第五十一军，取缔所谓有害中日邦交的团体，等等。

然而日方还不肯罢休，6月9日酒井隆等综合日方的全部要求（包括中国方面业已承诺的）向何应钦提出，这些要求是：

罢免于学忠及张廷谔，罢免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团长）、丁昌(究兵第三团团副)、曾扩情（军委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所所长）；撤去宪兵第三团；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取缔妨害中日两国邦交的秘密机关如蓝衣社等；撤退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撤除励志社北平分社；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省；中央军第二十五师撤出河北省；禁止中国国内的排外排日；有使中日关系造成妨害的人员或组织都不得再进入天津；日本希望中国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应选择不致妨碍中日关系之人物；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第二天(10日)，何应钦根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电报指示，通知日本代表，表示接受日方的要求，但他没有提到那些要求中的最后三项。

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媚日的“邻致交令”，重申“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日方得寸进尺，要何应钦对它的要求作书面承诺，并代何应钦拟定通书，要何照抄办理，初时何应钦拒绝在10日的口头许诺之外再作书面表示，并于13日离开北平回南京。

这时日本又在制造察哈尔事件，对华逼压更加强横。

南京政府被迫节节退让，最后何应钦在汪精卫同意下将日方所拟的通知书稍加修改，于7月6日签名送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文如下：

“敬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这就是历史上通称的《何梅协定》。日方对这个书面文件表示满意，宣称河北事件至此结束。

4、从《何梅协定》到《秦土协定》

在河北事件正进行交涉的紧要时刻，日本又蓄意制造了一个察哈尔事件。

5月底，日本特务机关有4个人从多伦去张家口，6月5日经过张北县时，因证件不足，被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官兵送军法处盘问，次日即予放行。日本关东军利用这件事作借口，乘机谋求扩大其在察哈尔省的势力。驻热河的日伪军侵扰察哈尔边境造成压力。

11日，日本驻张家口领事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提出了3项要求：

惩办事件直接负责人；军长宋哲元亲自向日方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17日，关东军制订《对于宋哲元之交涉要领》，交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执行。18日，南京政府决定免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之职，由秦德纯代理；将一三二师调离察哈尔省。随后秦德纯到北平与日方交涉。

23日，土肥原向秦德纯提出以下要求：

一、昌平、延庆一线延长线以东以及经过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应调至其西南；

二、解散排日机构；

三、向日本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四、以上各点，从6月23日起两周内完成；

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又对要求事项作出如下的解释：

（一）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帮助日本特务机关在内蒙的活动，停止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二）对日、满的经济发展及交通开发工作给予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和多伦间、满洲国和华北之间其他汽车及铁路交通予以帮助；（三）对日本人在内蒙的旅行给予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四）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及政治顾问；（五）帮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飞机场、无线电台等)；（六）中国军队撤退地区内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的办法维持之。

在土肥原的逼迫下，秦德纯于27日对他的上述要求及解释作了书面承诺，并同意从察省撤退国民党党部。这就是历史上通称的《秦土协定》。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在河北、察哈尔两省侵略的新局势的形成：前者突破了《塘沽协定》的范围，使日本的干预扩及整个河北省；后者延伸了《塘沽协定》的中国撤军线，在察哈尔省设定了中国撤军区，并在该省全省范围内给予日本比在河北还要广泛的活动余地。

这两个协定的实质是从军事、党务、政治等各方面削弱了国民政府在冀、察两省的力量，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分离这两省的一个严重步骤。

5、广田三原则的提出

这时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也在以其他方式进行着，《秦土协定》成立第二天发生的白坚武袭击丰台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件事。

白坚武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旧部，当时住在天津日本租界里。

他受正在天津活动的伪满特务机关头目大迫通贞和日本浪人组织“北支青年同盟会”的收买，网罗了中国流氓和日本浪人300多人，于6月28日凌晨向丰台车站发动袭击，计划由此夺取北平，拥吴佩孚出山，成立所谓自治政府。但这次暴动很快就被中国军队平息了下去。

日本还精心策划使非中央系的华北各省的当权人物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尤其想利用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为此，日本军官们不断到太原访问、游说；但在这方面阎锡山并没有为日本所用。”

当日本的武人们在华北大肆侵凌时，它的外交当局所谓改善中日关系的活动仍在进行。军方在冀、察讹诈得逞，加强了日本在华北的地位，也就更有利于它的对华外交。

从7月起，日本外务省着手草拟所谓改善中日关系的方案，经过与陆军、海军两省的反复协商，10月4日3省共同制定了“对华政策”的3条纲要，即：

一、“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靠欧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的政策，在实际上推行对日亲善政策，并使之就具体问题与（日本）帝国进行合作”；二、“最终必须使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而当前要使中国“不仅事实上默认满洲国，停止其反满政策”，还要使其“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交往及合作”；三、“鉴于来自外蒙等地的赤化势力的威胁已成为日满华三国的共同威胁，为排除此威胁起见，应使中国在与外蒙接壤地区就我方所希望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

这三条纲要很快就与日本外相广田宏毅的名字，联系起来被称为“广田三原则”。

中国政府估计《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已满足了日本军人当时的侵华欲望，中日关系可能有一段时间的稳定，因此希望继续推进改善两国关系的进程。

从9月起，驻日大使蒋作宾接连向广田说明此意，并在前次王宠惠在日本活动的基础上，向广田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基本原则：

一、彼此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之完全独立，即相互间完全立于平等地位；二、彼此维持真正友谊；三、今后两国间之一切事件及问题，均须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

他还表示希望日本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销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以及在华北的其他约定，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日本如能承认这些条件，中国允许设法停止排日，不谈东三省问题，实行中日经济提携（合作）。

10月7日，广田向蒋作宾提出上述四天前，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共同制定的对华政策三原则，要求中国：

一、“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二、中国如不能即时承认“满洲国”，“无论如何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须设法使满洲国与其接近之华北地位不启衅端”并“保持密切之经济联络”；三、“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

广田说，以上三点中国“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对中国所提的三大原则“即还渐商议实行。”这就是说，中国须首先承认广田三原则，依从日本、追随日本、听任日本独霸中国，然后才可以讨论其他。

在此后的谈判中，蒋作宾仍要求日本履行中国所希望的那些条件，广田对中国的主张却百般挑剔，等于全面否定，致使改善双方关系的谈论成了空言，而日本军人分离华北的活动则在变本加厉地进行。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