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为了给新中国起个好名字，在当时的政协会议上，各界精英引经据典，各抒己见。最后，还是采纳了一位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的国名。这位无党派民主人士就是张奚若。

▲张奚若

早年参加同盟会

张奚若，1889年10月出生于陕西朝邑县（今大荔县）南乡仓西村。其父当年在朝邑县城开了间中药铺，仁心仁术，颇有声望，还曾任朝邑县商会会长。张奚若自小入私塾，打下扎实的国文基础，后到陕西最早成立的新式学堂——三原县宏道书院读书，与国学大师吴宓是同学，和于右任是校友。张奚若在校时，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籍，思想受到启发。在一次反日学潮中，张奚若带头赶走学校的两名日籍教师，被学校劝令退学。后经亲友介绍，前往于右任担任学监的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此学校的老师多为日本留学生，思想激进，革命党人居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奚若在学校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并和陈英士、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结为至交。在上海期间，陕西同乡杨西堂对张奚若十分赏识，将长女杨景仁许配与他，二人后在英国完婚，一生琴瑟和鸣。

1911年秋，同盟会陕西支部负责人井勿幕，指派张奚若到日本购买枪支，为举行起义做准备。张奚若从上海赴日本，通过吴玉章联系购买军火。恰逢武昌起义爆发，他随即中断行程，回陕参加起义。半个月后，张奚若回到西安，此时起义已经胜利，张奚若被任命为军政府参议。之后，井勿幕派张奚若前往武汉，与黄兴取得联系。张奚若行至河南淅川被清军盘查，关押于南阳监狱两个多月。对这段经历，张奚若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曾专门写道：“我住在一间非常肮脏的小屋中，挤满了十几个人，没有床或炕，铺盖就地上都无法打开。夜里睡醒时，常发现别的犯人拿我的腿和脚做枕头。空气当然非常污浊。”就在张奚若度日如年时，革命军开往南阳，清军望风而逃，他才得免于难，回到陕西。

为民主政治而奔走

袁世凯窃国专权后，张奚若感到极度失望，在《辛亥革命回忆录》里写道：“（辛亥革命）只是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尚书侍郎改为部长而已，而中国并没有更现代化一点。”在这种失望情形下，张奚若“决定到国外去读书，预备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

1913年7月，张奚若赴美留学。本来打算学土木工程，以工程报国，因为数学基础差，便改读政治学。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还有胡适、陶行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人。学习之余，他们常在一起探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个个慷慨陈词，大有非我莫属之豪气。1918年春，张奚若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两年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20年10月，张奚若学成回国，历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职。入仕后，他看不惯北洋军阀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认为中国革命要真正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民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必须要有一批为教育献身的盗火者。为此，张奚若辞职留洋，于1921年3月至1924年冬，到英、法、德、意等国考察西方教育。1925年春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执教，主要教授欧美政治思想史。教学期间，张奚若常发表文章，传播人权、法制和民主思想。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中，张奚若旗帜鲜明地批判“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两种错误主张，提出在思想、学术、科学、工业四方面实现现代化的鲜明观点，不失为睿智之见。张奚若不赞成“全盘西化”，还体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上。他从培养子女对祖国文化的感情入手，从小学起就要求儿女诵读诗词歌赋，到中学以后才让他们学外文。张奚若常对友人说，过早地让孩子接触西洋文化，容易使他们脚下无根，成人以后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于国家民族既无益处，于己也不会有什么幸福。20世纪30年代，张奚若同活跃在中国民主政坛的吴晗、闻一多等著名学者一道，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奔走。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哗然。张奚若拍案而起、撰文抨击，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争。之后，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张奚若气愤难平，发表《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一文，指出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是“全盘皆错”“若不改弦更张，在奋斗牺牲中找出路，国难只有日深一日，不至灭顶不止。”

极力反对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昆明，与其他几个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随校前往，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地处边陲，条件艰苦，张奚若安之若素。校友回忆张奚若：八字胡须，衣冠楚楚，行走不离手杖，做事一丝不苟。

张奚若生肖属牛，性格倔强。“南仰华岳，壁立千仞棱角硬；东眺黄河，巨流万世砥柱擎”就是对他的生动刻画。“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既是可亲可爱的，也是可敬可畏的”，这是诗人徐志摩对张奚若的评价。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界的要求，在武汉成立国民参政会。张奚若应邀参加，他对国民党政府独裁和操纵参政会非常不满，发言犀利，多次顶撞蒋介石，有人戏称他是“民国炮手、棱角教授”。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等人，成为令蒋介石最发怵的几个参政员。1941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对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财政报告中掩饰通货膨胀的遁词尖锐批驳，话锋犀利。主持会议的蒋介石大为光火，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并长时间按铃警告，要他中止发言。张奚若不畏所劝，坚持发言完毕。从此拒绝再去开会，并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1945年，在重庆旧政协召开之前，中共和民盟都推荐张奚若作为社会贤达（即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大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却咬定他是国民党党员，不予同意。张奚若给重庆《大公报》写信，郑重其事地发表声明：“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员……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与此同时，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大草坪上发表演说，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他说：“现在国民党政府，在法律上是政府，在道德上却是强盗。”“我们在报纸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这次讲演的全文在1946年1月19日出版的《学生报》创刊号上一经发表，就赢得广大青年和知识界人士的褒扬。在他的家乡陕西西安，杜斌丞主办的《秦风工商日报》也全文转载该文，在西北地区引起轰动。在全国形成新一轮的反独裁、争民主的浪潮。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民盟早期领导人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直言“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闻一多在返家途中，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时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的金岳霖在重庆公干，听说张奚若也遇难了，就在悲痛中写了一对挽联：“本直道而行，何须世情曲顾，肝胆相照，过失相规，休戚更相关，卅载交情同骨肉；坚义利之辩，不为奸党所容，盛德不彰，忠言招忌，是非终有定，一生疑谤尽皮毛。”后来知道张奚若并未遇害，这副挽联也束之高阁。

1947年，张奚若在报刊发表《谈时局》，写道：在这个政府垮台后，政治是否上轨道，虽然不容易说，但在这个政府垮台以前，政治绝无好转希望，却是无法避免的结论。

1948年，蒋介石独裁政权穷兵黩武，百业萧条，物价飞涨，连大学教授也难以维生。6月17日，张奚若与朱自清、吴晗等学者，起草了《百十师长严正声明》，签名拒购美援平价面粉，退还配购证，不食嗟来之食，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张奚若还多次参加学生举行的座谈会，断言：“中国目前的革命必然成功，这是唯一的出路。”他批评那些对革命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以及企图在国共之间另创第三条道路的人，说他们“犯了不愿真正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

新中国国名的倡议者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方面积极回应。毛泽东在8月1日给各民主党派的复电中，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此后一段时间，关于新中国的国名，一直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说法。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等23个单位共134人参加。在预备会上，全体与会代表还就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张奚若力陈己见：他以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强调居安不能忘危，不仅支持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还提议仍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为国歌歌词，不作修改。张奚若的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

在6月23日讨论国名的会议上，张奚若发言说：“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来自希腊语，与人民同义。”他认为这个名称容易明白。他还说：“‘人民共和国’已说明了我们的国本。‘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此，不必让‘民主’二字出现，以免重复。”张奚若的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和支持，新中国国名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大会一致通过。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张奚若就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后，可见中共中央对他的器重。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等职，并且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常务委员。

张奚若生前还一直担任周恩来倡议成立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同中国没有建交，外交学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以民间形式与这些国家开展交往。作为会长的张奚若，临事以敬，对工作非常投入。每有外事活动，总是认真听介绍、看文件，做好会见准备。

在推动中法、中日建交等方面，张奚若作出了积极贡献。以日本为例，从1952年中日两国重开国民之间往来至1968年的16年间，外交学会接待了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团107个，总计780余人次。据张奚若的儿子张文朴回忆：1960年11月5日上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约见国务院各部委党外正、副部长，在会上肯定了张奚若在外交学会的工作，说“最忙的是张奚老”。

1963年，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作为特使来华，张奚若主持了欢迎宴会，并陪同周恩来参加会见。富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了张奚若，认为他绝不仅仅是一个“非党陪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张奚若也被定在欢迎人士之列，但他心脏病突发住院治疗，周恩来临时决定由周培源以外交学会副会长名义代替出席。这成为张奚若晚年的一件憾事。

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参加。

张奚若虽然去世，但历史没有忘记这位老人。2001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告别会上，回忆起1947年在清华求学时的情形。他说，当年很喜欢听朱自清先生讲话，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做客，听张先生纵论天下，针砭时政，痛骂国民党，自己的信仰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郭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