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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第书生的18年蛰伏：一个人的执念，如何撼动一个时代

公元1040年的江西南丰，21岁的曾巩站在自家墨池边，池水早已被他洗笔染成漆黑。

这是他第三次科举落榜后的清晨。

兄长曾晔因不堪羞辱病逝，父亲病重卧床，九个妹妹的嫁妆尚无着落，家族祠堂的香火在寒风中摇摇欲坠。

这个曾被称作“十二岁作《六论》”的神童，此刻攥着欧阳修的回信，指尖几乎掐进掌心——信中那句“子之才，当见于后世”像一根刺，既让他疼痛，又令他清醒。

当年的科举考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太学体”。

这种由贵族推崇的文体，讲究骈四俪六、辞藻堆砌，仿佛文人比拼的不是治国之策，而是绣花功夫。曾巩的文章却如利剑出鞘，字字指向土地兼并、边防积弊。

考官朱笔一挥：“文风乖戾，不合时宜。”他成了汴京城茶楼里的笑柄，说书人编着段子讥讽：“曾家儿郎双落第，不如回家种田地。”

命运的转折藏在一次胆大包天的举动里。

1042年冬，曾巩裹着破旧棉袍，在京郊驿站拦住欧阳修的马车。

他献上的不是金银，而是一篇《战国策目录序》——文中将先秦纵横术比作“毒药”，直言当朝士大夫“空谈误国”。欧阳修掀开车帘时，看到的是一张冻得发青却目光灼灼的脸。

这场风雪中的对话，让北宋文坛两大宗师的手紧紧相握：一个要借改革文风重塑朝纲，一个誓用真才实学重振门楣。

二、嘉祐二年的考场风云：当欧阳修掀起“文字革命”

1057年正月初六，汴京贡院的重门在晨雾中缓缓开启。

56岁的欧阳修作为主考官，将朱笔蘸得极满。

他面前摆着两道策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与《春秋决狱论》，题眼都藏在《尚书》的微言大义里——这是他对抗“太学体”的精心布局。

考场东侧号舍内，38岁的曾巩正在疾书。

他的笔锋扫过纸张，带起一阵细碎雪沫：“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尧之刑也，殛鲧而禹兴；周公之诛也，杀管叔而相成王。”

字字句句都在叩问：法律究竟是贵族的权杖，还是天下的公器？隔壁号舍里，20岁的苏轼写下“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上古传说暗讽当下司法腐败。

两篇文章如双璧辉映，却不知欧阳修看到苏轼文卷时，误以为出自曾巩之手，为避嫌将其压至二甲。

放榜那日，汴京朱雀门前人潮涌动。

当“南丰曾氏六人同榜”的消息炸响，围观百姓中有人昏厥——这个数字意味着，当年进士及第者每65人中就有1人姓曾！

更惊人的是，榜单上还蜷伏着未来的文坛北斗：苏轼、苏辙、张载、程颢、曾布……后世统计，这届科举走出8位宰相、24位翰林学士，堪称“千年第一科”。

三、家族荣耀背后的王朝密码：宋仁宗的“人才阳谋”

当曾氏六兄弟的捷报传入禁中，宋仁宗赵祯正对着北境战报蹙眉。

西夏李元昊的骑兵已撕开延州防线，大宋却还在为“庆历新政”的失败付出代价。

这位以仁厚著称的皇帝，在欧阳修的考卷批复上画了一个朱圈——他比谁都清楚，这场科举改革不是单纯的文风之争，而是关乎国运的人才突围。

曾家的崛起暗合了皇权的精妙算计。

自唐末门阀瓦解，北宋急需构建新的精英体系。当欧阳修将曾巩、苏轼等寒门才子推上前台时，皇宫深处传来一声轻笑——旧贵族把持的“太学体”考生全军覆没，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江西、四川、关中的新锐。

这些没有世袭背景的进士，注定比世家子弟更依赖皇权。正如曾巩在《宜黄县学记》中所写：“天子养士，譬如农人治田，必去秕莠而后嘉谷可成。”

历史的吊诡在于，这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曾氏。

二十年后，苏轼卷入“乌台诗案”，曾布成为王安石变法急先锋，程颢的理学埋下思想革命的引线……嘉祐二年的进士们，用各自的人生将大宋推向辉煌与裂变的临界点。

而那场轰动朝野的“六人同榜”，不过是时代巨轮转动时溅起的一粒火星。

参考资料

网易号. 《1057年，一家六口进京赶考，竟然全中进士，朝野为之哗然》

网易号. 《古代历史上特牛的一届科举:1057年,人才大爆炸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进士》

搜狐号. 《1057年，一家六口进京赶考，发榜之时朝野哗然，六人皆考中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