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百年史话⑳| 反对戴季陶主义
今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一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编者按：
“《中国青年》百年史话”⑳反对戴季陶主义@文/李良明孙中山去世后，全国人民无限悲恸。1925年3月21日，《中国青年》第71期为“哀悼孙中山先生特刊”，共发表四篇文章，其中有恽代英写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两篇，另两篇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为孙中山先生之死告中国青年》和天声的《中山之死与反动势力》。本特刊最后还提出了“本期研究题目”，让广大青年展开讨论，这就是：一、你从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中间，可以得着与革命运动有关系的几种教训？二、“老党员”、“同盟会老同志”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有如何的关系？三、你预料国民党将来要成什么情形？现在我们不应努力谋国民党的扩展么？四、为什么共产主义者这样表同情于国民党的真正革命分子？为什么国民党应当与共产主义者合作？这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孙中山去世的沉痛哀悼。特别是恽代英在他的文章中，简述了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史及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代表全民族而奋斗的精神，是永远不磨灭的”，恽代英还特别警告说：没有主义的党，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呢？然而这种党，总是不久便归于消灭。要是中国国民党也不联合在大会宣言之下，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不到几月便亦会归于消灭的……所以，我们要认清主义；在这种主义之下，竭力去革命，这才可称为能守中山先生的遗训，而继续他的事业的革命青年。然而，这时国民党右派却更加猖獗起来，特别是国民党新右派，毫无顾忌，大肆兴风作浪。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被誉为蒋介石“智囊”的戴季陶这时活跃起来，充当蒋介石集团的谋士，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周恩来分析当时形势说，国民党右派在1925年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地起来以后，始终是反对革命的。“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是戴季陶。”1925年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谬论，要求制定国民党的“最高原则”，以实现“一个主义，一个党”。六七月间，又在上海接连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配合国民党老右派的反共活动，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为蒋介石集团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提供反革命的理论根据。恽代英洞察其奸，与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站在理论战线斗争前沿，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批判了戴季陶主义。恽代英先后写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族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真正三民主义》等战斗檄文，将戴季陶主义驳得体无完肤。恽代英批判了戴季陶的哲学基础——道统论。戴季陶阉割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涵，把三民主义曲解为“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是继承了孔子学说中的“仁爱”道德。国民革命只有用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作指导才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他狂叫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诬蔑中国共产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恽代英批驳说，对待中国固有的文化应和对待外国的文化一样，科学的、有价值的“才有存在的意义”，反科学的则必须“排斥”。所谓孔孟之道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并不是孔孟之道的延续，而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内容。戴季陶所鼓噪的“纯正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而是他自己的主义。戴季陶将三民主义歪曲为是继承封建道统论，其险恶用心是以“纯正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用虚伪的“仁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恽代英旗帜鲜明地说：“马克思的学说虽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但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同样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至于阶级斗争则是客观存在的。他说：任何时候的阶级斗争，都是为的工人反抗剥削的资本家，或是为的农民反抗剥削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有斗争，是从古亦然的，只要一天还有资本家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的事，这种斗争亦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为这种资本家地主做走狗的人应当反对这种斗争。戴季陶宣扬的所谓“仁爱”纯属欺人之谈。恽代英疑问：“假定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竟诱发不起来，他们竟不接受三民主义，或虽名为接受三民主义而不肯切实照三民主义的精神做事，怎么办？”他明确地说：国民党决不能等候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被诱发以后再去组织训练农人工人，国民党在此时应当预备与阻碍农人工人以组织训练的地主资本家奋斗，遇必要时为发展农人工人之组织与训练，便遏制乃至于打倒这种反动的地主资本家，亦是没有不可以的，这种遏制或打倒地主资本家的行为，乃为防止争斗消弭阶级所必需的，这次不可以说是奖励阶级争斗。因此，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发动广大民众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进行阶级斗争。恽代英彻底揭穿了戴季陶所谓“真正三民主义信徒”的画皮。戴季陶之所以还有点市场，主要原因是他披有老国民党员这张画皮。他自诩自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一定要无论如何艰难危险敢与帝国主义奋斗（民族主义）”，“一定要打倒军阀为全体人民争回政权，不许政权落于资产阶级少数人之手（民权主义）”，“一定要很有切实有效的方法，实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不许在中国有资本家地主压迫工人农民的事（民生主义）”。而戴季陶呢？他既不敢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也不敢提“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八个字。“对眼前中国已经有了的资本家地主压迫工人农民的事，闭着眼睛置之不问不议之列”，这种人哪里配得上是真三民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是有意作践三民主义，有意作践我们的总理与我们的国民党罢了”。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所谓“真三民主义”，就我看来，大概是指一种理论，可以反对孙中山先生容纳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的罢？大概是指的一种理论，可以反对孙中山先生承认共产党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与国民党只问共产分子是不是服从纪律不问其他的意见的罢？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当时在上海大学也激烈地展开。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国民党右派发起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在上海大学右派学生中发展组织。上海大学内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则组织“中山主义学会”与之对抗。他们出版《中山主义》周刊，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反击。1925年12月27日，恽代英在上海大学作了题为《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的演讲。这篇演讲在上海大学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恽代英批判戴季陶把孙中山比作孔子，将他的思想偶像化、宗教化的荒谬立论后大声喝道：“没有平等思想的，不配称中山主义的信徒；所以一切资本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走开！”“没有革命精神的，不配称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所以一切戴季陶主义者走开！”1925年8月20日，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国民党右派势力暗杀。廖仲恺（1877—1925），广东惠阳人，原名恩煦，号夷白，字仲恺，追随孙中山革命，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担任常委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等职。孙中山去世后，他是国民党中“真能继续孙中山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之首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罗亦农在《向导》第130期发表的《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一文中如是说：“他的死，不但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恽代英在1925年8月2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90期上，发表《悼廖仲恺先生》，在充分肯定廖先生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后，号召全国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继承孙先生的革命精神：哪有一个真正革命家不为反革命派所忌恨的呢？哪有一个真正革命家能够免于为反革命派所诬蔑诬陷暗算的呢？革命的青年！勇敢些罢！他们有他们的鬼鬼祟祟的计谋，我们有我们的堂堂正正的战斗！让我们更勇敢的继承着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宣传组织农工群众，自然我们有力量压倒这些鬼鬼祟祟的反革命派，以完成廖仲恺先生未了的志愿！然而，国民党右派却幸灾乐祸。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森、居正、邹鲁、谢持、张继、叶楚伧等十余人纷纷由广州或上海跑到北京，麇集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正式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个反革命的会议通过了所谓“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等议案，取消了李大钊、毛泽东等9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党籍。戴季陶千方百计与这些老右派相勾连，也出席了西山会议，后因与老右派冯自由产生矛盾，中途退席，跑到家乡浙江湖州进行活动。但他发表书面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会议决定。西山会议后，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也就成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激烈斗争的战场。恽代英对戴季陶和西山会议派公开揭櫫反革命黑旗、分裂革命阵营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他写信给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先生，无情揭露戴季陶勾结西山会议派的伎俩：现季陶、楚伧等以怯懦褊狭的心理，竟至不惜与一般失意无聊之政客为缘，在北京聚会对广州中央机关为非常之处置……季陶等自己不在革命的前线上奋斗，反躬亲导率反革命势力掀起党内大波，诚所不解者也。恽代英已看出西山会议派与戴季陶这伙政客，“各有所利”，“决难合作”，但是“惟际此时，群情摇动，受惑者愈多，则革命的前途受损失”。所以他要求柳亚子先生运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写出书面意见，投入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以壮我声势”。柳亚子先生仗义执笔，力持正论，用恽代英提供的材料，在《中国国民》第十五期上，发表了四千字的《告国民党同志书》。柳亚子先生大声质问戴季陶：“自己不肯站在革命的前线上奋斗，反而去勾结反革命的势力，甚至于去领导反革命的势力，要掀起党内轩然的大波，图谋倾复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产生的国民政府，至少亦减损其威望，增多其纠纷，以为快心之举，这不明明白白地叛党叛国叛总理吗？全国同志，人人得而声讨之矣！”柳亚子先生的文章给新老国民党右派以沉重的打击。这件事也使柳亚子先生难以忘怀，后来，他写了《哭恽代英五首》。其中第三首为：党论纷纭甚，西山莽寇氛。下聊鲁连矢，谕蜀子云文。我未当仁让，君尤劝进殷。伤心桑海后，难觅捉刀人。长期以来，上海执行部内国民党右派视恽代英、向警予等共产党人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经常背着执行部内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秘密活动，并扬言要解散执行部中恽代英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和向警予负责的妇女委员会。后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上海《民国日报》也成了他们的喉舌。1925年12月18日，国民党右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启事，宣称：“近闻有业经解职务之恽代英等到处招摇，淆惑视听，本会恐外界不明真相，特用登报声明所有该恽代英等言论行动概不得认为有效。”12月20日，他们又将恽代英等“共产派分子”开除党籍。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獗活动，经广州国民党中央同意，上海执行部内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召开各区党部联席会议，决定由恽代英和共产党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干事刘重民，共产党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干事张廷灏三人负责，筹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行上海执行部职权。1925年12月18日，恽代英和张廷灏等联名在《申报》上刊登启事，谴责西山会议派设在上海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非法的。1925年12月底，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第一届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西山会议派召开的所谓四中全会是非法的，开除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9位国民党党籍和其他议案，都是不能成立的，并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建上海特别市党部，由恽代英担任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茅盾（沈雁冰）为宣传部长。随后，他俩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从此，恽代英离开《中国青年》编辑部，由李求实接任《中国青年》主编。“《中国青年》百年史话” 专栏《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一）：刘仁静与《先驱》《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二）：施存统与恽代英关于青年运动，施存统刘仁静曾争论什么？《先驱》停刊，《中国青年》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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