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话交恶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谓蜜里调油。当时，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中苏友谊的宣传画，双方往来密切，苏联不仅派出大批专家援建我国工业项目，还接收了众多中国留学生。然而，这段被称为＂蜜月期＂的美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转折始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举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对于长期以苏联为师的中国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的政治意涵，随即提出＂三七开＂评价斯大林的观点，既肯定其功绩，也不回避其过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的立场。

1958年夏天，一场看似平常的访问却暴露了更深层的矛盾。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提出要在旅顺、大连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这个提议表面上是军事合作，实则暗藏祸心。

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对这两个不冻港虎视眈眈，如今又故技重施。毛主席当即婉拒了这一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提议，但中苏关系的裂痕已经显现。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上台，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当年，我国派贺龙元帅率团参加苏联招待晚宴，却遭遇了令人不快的插曲。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竟狂妄地要求中国效仿苏联＂搞掉＂领导人。这番失礼言论导致我方代表团愤然离席，尽管勃列日涅夫次日道歉，但两国关系的伤痕已难以弥合。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表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他不仅延续了干涉他国内政的作风，还在1968年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这一事件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频频挑衅，根据统计，仅1964年10月至1969年初，苏方就制造了四千多起边境事件。

暮年示好终未竟

进入八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抵制，西方各国对莫斯科奥运会的联合抵制更是让苏联颜面扫地。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困境日益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滑。这一系列打击让年迈的勃列日涅夫不得不重新思考苏联的对外政策。

1982年初春，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外交文件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高度重视。这份文件中，苏联方面罕见地提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四点建议：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放弃对华领土要求，以及在无前提条件下展开双边对话。这些提议虽然含糊其辞，但已经显示出苏联态度的软化。

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首次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认可，并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支持中国。这番表态虽然仍带有施恩的意味，却是其执政18年来首次释放如此明显的善意。北京方面谨慎回应，既没有全盘否定，也未盲目乐观，而是强调要以实际行动验证诚意。

这场可能改变中苏关系的外交转向还未真正开始，就被一场意外中断。11月7日，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天是苏联国庆节，红场举行盛大阅兵。穿着厚重军装的勃列日涅夫站在列宁墓上的观礼台，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坚持了两个半小时。当时没人想到，这会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巧用外交显智慧

勃列日涅夫的突然去世，宛如一道惊雷震动国际政坛。当时气温低至零下十五度，他于国庆阅兵典礼上在寒风中肃立了两个小时，最终不幸倒下。

消息传到北京后，是否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立刻引发激烈讨论：苏联对我国多有咄咄逼人的举动，不去似乎合情合理；可若此时敞开大门，或能在紧张气氛中打开一条通路。面对此难题，邓小平思虑再三，多一个朋友胜过多一个敌人，决定“破冰”前行，选定黄华作为特使。

身为外交部长的黄华久经沙场，却依旧选择乘坐普通航班去莫斯科。他说国家财力有限，没必要再为自己安排专机。

临行前，邓小平与黄华的对话公之于众，其中巧妙分寸令人称道：既在言辞中表现对勃列日涅夫的尊重，称其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又提及过去数十年苏联在外交上的种种做法，暗示中国不会坐视被压制；最后对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给予总书记名号，并释放愿与苏方对话的信号。

黄华抵达莫斯科后受到热情接待：先于遗体告别仪式中被安置在前列，花圈亦摆放在显要位置。葬礼当天，他站在列宁墓观礼台的第一阶，与各国来宾一同送别勃列日涅夫。

仪式结束后，安德罗波夫抽出时间单独与黄华交谈，不仅表示感谢，也暗示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意愿。随后，黄华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面虽不算“推杯换盏”，却足以显现双方“化冰”的诚意。

短短几个小时的谈判，让中苏在边境部署等问题上初步试探彼此立场，也为日后逐步回暖的双边贸易和外交往来奠定基础。

1983年的春天，苏联国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之际，时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毅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场改革初见成效，不仅纠正了以往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偏差，也为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可惜，安德罗波夫的身体早已羸弱不堪，改革刚刚展开，他的健康便急转直下，连起身行走都显得异常吃力。

最终，他只能依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历经短暂而坎坷的一年多时间，于1984年2月9日与世长辞。面对这一重大变故，我方也不忘表达悼念之情，派遣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紧接着，新任领导人契尔年科上任，但遗憾的是，因身体状况同样不佳，仅在位一年便匆然离去，我方同样派人出席了其追悼仪式。

这两次葬礼虽然让苏联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无暇顾及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但却在无形中拉近了两国之间的接触。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交流日益增多，正当苏联局势风雨飘摇之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速调整外交战略，重视与我国的关系。

1986年7月28日，在海参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郑重承诺，苏联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将与中国展开对话，并表达了从阿富汗地区撤军的意愿，同时也表示愿意积极推动解决中苏边界遗留问题。正是在这种互信与对话的基础上，两国开始了新的边境谈判。

谈判气氛融洽，不仅部分边境争议迅速得到了解决，苏联还陆续从边境地区、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军，昔日的种种纷争逐渐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甚至坦言，双方过去在一些问题上都有责任，这种姿态无疑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1989年2月，苏联外长踏上中国国土时，我方领导人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摒弃过去的恩怨，开创中苏关系的新纪元。

几个月后的5月15日，戈尔巴乔夫亲临我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历史性访问，这也是三十年来首位踏入中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访问期间，他与邓小平于第二天上午10点举行了会面，两位领导人握手致意，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了全面正常化。

此次会晤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更为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未来合作展开了深入细致的交流，为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和共同应对国际挑战开辟了新的道路。

尽管仅两年后，苏联因内部矛盾和种种困境走向解体，但这一历史阶段的外交互动为今后的中俄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边界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两国实现了不结盟、不对抗的睦邻友好新局面。与此同时，我国国际环境逐步优化，经济也迎来腾飞之机。

借助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契机，苏联及其后继者俄罗斯在军备领域不得不通过出售武器来改善国家经济，而我方则通过采购先进武器，结合自身的科技研究，不断强化军事力量。正是这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为今日中俄友好合作铺平了道路，也成为我们共同走向未来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