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来，作为改革研究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建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践行了智库的使命担当。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从过去排斥市场、反对市场、打压市场，到改革开放后逐步认识市场、承认市场、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经历了数十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经历了一次次的思想解放，我们党鲜明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记得1990年7月16—18日，我应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首次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时任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的关中先生在开幕演讲中谈道，大陆仍在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政策主张。他一讲完，我立即举手发言反驳。我以海南为例，讲了大量事实批驳他：“不能把‘四人帮’时期的口号作为今天的现实！”他马上回应：“若迟福林说的是事实，我可以改正自己的观点。”当时，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两岸交流的限制，台湾对于改革开放给大陆带来的巨大变化了解太少了。

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计划经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为什么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彻底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践一再证明，哪里体制搞得好，哪里的市场经济就发展得快，哪里的人民生活就会明显改善。基于这个认识，中改院始终把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为市场经济鼓与呼作为自己的重大职责。

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三个梦想：一是把海南特别关税区做成；二是办好中改院，为改革出思想、出主意；三是创办一个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刊物。

1988年10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创办《新世纪周刊》；1989年4月，这本最早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新闻刊物正式在海南创刊。创刊之初，大家提了一个口号：改革开放走向新世纪，《新世纪周刊》全心全意为改革开放服务。《新世纪周刊》办刊宗旨就这样确定下来，我兼任新世纪周刊社社长。

《新世纪周刊》一成立，就为改革开放鼓与呼。那个年代，我将自己一部分业余时间献给了《新世纪周刊》，坚持为其写社论。1991年我边忙着筹备建院，边坚持写改革开放评论文章。1991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期刊展览中，《新世纪周刊》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在综合评分上名列前茅。1992年2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应海南省委邀请参加海南省委宣传部长会议。会议就在中改院召开，我在午饭时向他汇报，他说：“你们办的《新世纪周刊》不错！”1992年，《新世纪周刊》作为海南省期刊界的唯一代表，参加中国期刊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确定为全国重点刊物。

1992年初的一天，一位深圳的同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我一听，马上兴奋起来。那个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全社会信心大增，备受鼓舞。我在《新世纪周刊》发表了系列评论《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左”也会葬送社会主义》《改革仍需大胆探索》《加快市场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力求高速度》《解放思想换换脑筋》《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实践着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用计划经济的脑筋指挥市场经济》《唯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十个实践问题》《改革要加快》《一切为了发展》等。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新世纪周刊》转让给其他单位了，这是我的一大遗憾。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国在计划和市场关系方面认识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看到这一句话，我说我们搞改革研究的人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从“基础性”到“决定性”虽然只是两个字之差，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突破，是承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突破。

《决定》发布当晚，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邀请我和李扬做客《新闻1+1》直播。借助这个平台，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看到《决定》我很高兴，因为《决定》有一句话，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给了我们两个重大信号：第一，我们坚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交给市场；第二，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不该政府管的，政府不应该管，我们要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而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在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我认为这是2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接受采访时，我正在云南调研。记得有位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的官员跟我说，他听了这句话以后知道了，“今后不该政府部门管的事情，要交给市场了”。

二、向外界介绍海南改革情况

1993年4月，按照中央外事部门安排，以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巴巴尔·康纳布尔为团长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应中国外交学会邀请，在京参加第六次中美知名人士会晤，并于6日上午到访中改院与我们举行座谈。

这个代表团，是由美国政界、经济界、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对海南的改革开放很关注。我介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是靠改革开放支撑自身发展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海南重点解决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允许企业实行真正的平等竞争。第二，建立以股份制为主体的企业结构。第三，价格由市场决定。第四，率先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五，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美国代表团几位嘉宾在听完我的介绍后说：“听了你的介绍，我感到这就是市场经济！通过你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海南的政策和改革是很成功的。我们感到，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建立是很有意义的，它的影响将会是很

大的。”

这早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代表中改院介绍海南的改革成果。中改院建院不久，就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里程碑事件—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

一建院，中改院就成功地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等共同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研讨会，开展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与现实、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革、证券市场发展、经济特区发展等重要课题的研讨，并产出了一系列研究

报告。

在那个渴求知识和思想的年代，这些国内外著名专家、知名学者贡献的学术理论、思想、观点和见解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到底怎么搞？1993年开始，高尚全与我主编，朱华友等几位同事加班加点编写了“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丛书（中英文），一套10本，这是当时正式出版的第一套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

丛书。

从1993年起，这项出版工程持续到了1996年。当时，前三四本书推出以后，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好评和赞赏，世界银行官员建议我们翻译成英文向国外发行，后来，外文出版社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从初期的海南出版社到中国经济出版社，再到外文出版社加入并翻译成英文版对外发行。这套丛书，成为20世纪90年代关于市场经济的启蒙读物。时任中国加入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对我说：“我们在入世谈判时，这套丛书就是谈判人员的普及读本，从市场经济的ABC说起。”

1993年初，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找到我说：“迟福林，相关部委想把留美留英学经济学的一些博士请回来，中改院能不能做这件事？”我说：“太好了。一是我们需要研究人员；二是我们有责任来做这件事。”1993年2月15日，中改院向国家体改委致函，就即将召开的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理论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正式请示，并很快得到

批准。

同年7月1—3日，筹备多时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现实研讨会在中改院报告厅举行。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有三家：中改院、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学会（英国）。当时，易纲作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负责邀请美国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作为中国经济学会（英国）副会长，负责邀请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我负责邀请国内的经济学家，并且中改院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安志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辅礽，国家体改委原副主任高尚全，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马凯等，还有境外知名学者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张五常，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德怀特·帕金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等，大家济济一堂。这次会议为期三天，国务委员李铁映发表书面致辞。通过三天紧张而热烈的研讨，大家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很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方面获得了新的、更为明确的认识。

这次会议层次很高、插曲也很多。有一件事，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张五常在7月1日上午专题演讲环节有20分钟的发言，虽然会议安排了同传，但是他坚持使用自己带的翻译，并且他说的是粤语，导致严重超时。发言时间一到，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站起来提醒：“你超时了！”张五常教授没有理会，继续发言。邹至庄教授第二次起身，径直走上讲台抗议：“对不起，你严重超时，侵犯了我们的发言时间！”张五常教授没办法只好停止发言并离开会场。邹至庄教授、张五常教授都是在国际上很知名的华人教授。这次学术交流气氛就是如此活泼，大家各抒己见，个性鲜明，坦诚、开放、直率。

三、债务托管方案被采纳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是如何积极妥善地解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大量债务问题。不全面解决债务问题，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国有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都难以迈开步子、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5年11月15—17日，中改院、中国银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等几家发起单位召开了中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本着大胆探讨的精神，我和我的同事向大会提交了题为《以市场化为目标加快中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论文。我们提出了成立债务托管机构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思路。文中提出，从中国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现状出发，迫切需要由政府组织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债务托管机构，用3—5年时间一揽子负责经营、管理和处置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并进而推动国有企业的重组。

这次会议上，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在发言中说：“今天在这里讨论商业银行改革的问题，是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时，讨论一个突出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的合作对于推进中国金融改革会发挥长远的积极的作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经济参考报》等国内媒体对这次会议作出了广泛报道。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还以《迟福林认为商业银行体制改革面临四个难题》为题刊发了内参。同年12月，中改院参考本次会议上中外专家的若干意见，并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以解决不良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30条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并组织专人讨论研究。

四、政府改革和政府转型研究取得成果

从事改革研究以来，政府改革与政府转型始终是我研究的重点。主持中改院工作33年来，中改院多次召开关于政府改革的座谈会和国际研讨会，并且受中央相关部委委托，从事多项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咨询项目，为推动政府改革与政府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提出“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

2003年暴发的SARS危机，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生的一次最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2003年6月，中改院向中央有关部委报送了《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14条建议）》；7月12日，中改院在北京召开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会上，部分专家有不同意见，说：“政府不搞经济建设，怎么叫政府呢？政府不就是经济建设的主

体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与同事继续深入研究，并于当年的12月向中央相关部门呈报了《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24条建议）》；12月24日《经济参考报》以《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标题全文刊发这份建议报告，对政府转型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文获2004年度（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回过头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有效地发挥政府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最具有全局性、深刻性的重大课题。

2.SARS危机后出版《警钟》《门槛》

SARS危机中，海南是“无疫岛”。当时，看到形势十分紧张，大家忧心忡忡。中改院成立课题组，就SARS危机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在SARS危机中，我写了若干篇文章，核心观点是，尽快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后来，我将这些文章汇编为《警钟》《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简称《门槛》）。这些观点，成为2004年我国经济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并逐步在经济学界形成共识。

《警钟》曾被媒体称为是“非典疫情结束后，来自学术界的专题研究报告”，书中有几点概括。第一，改革远未到位。面对SARS危机的压力，应当对改革的现状作出客观的评价。第二，改革要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SARS危机逼迫我们深刻地反思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取向。第三，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SARS危机逼迫政府加快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第四，社会结构失衡。SARS危机逼迫我们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社会文明的建设进程。记得当时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主持的节目《有报天天读》就以“SARS危机给改革敲钟”为题对此作了较长时间的解读。

2003年以后，我沿着政府转型的改革思路，对行政体制改革、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等政府转型领域更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2003年5月—2005年9月，我把很多精力放在关注与研究政府转型问题方面。并将自己在此期间发表的关于政府转型的文章集结出书，书命名为《门槛》，意在说明政府转型是改革攻坚的必经之“坎”。下一步，我国改革攻坚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跨过政府转型这道“门槛”。

3.“建设服务型政府”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04年10月18日，我参加了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专家座谈会。在会上，我当面向总理建议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总量与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特别是要逐年加大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比重，政府要担当起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很高兴地看到，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

服务”。

2006年２月６日上午，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重点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我在这次座谈会上建议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建议“及早组织力量研讨‘十一五’时期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总理当场表示，“报告中改革的分量要进一步加强，关于改革的内容不要吝惜笔墨”。令我高兴的是，“十一五”规划纲要，用较大篇幅叙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来，“建设服务型政府”逐步进入中央的

文件。

五、建言行政体制改革

2006年前后，我与中改院相继提出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对相关决策发挥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在我看来，行政体制改革不突破，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1.“放管服”改革：社会智库第一次参与国事评估

2015年7月，中改院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承担“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独立第三方开展评估，社会智库只有中改院一家。这是社会智库首次参与国事评估。

中改院高度重视，立即组成调研组，分别赴广东、湖南两省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召开政府相关部门座谈会、企业家座谈会，深入政务服务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查阅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文字资料，随机走访企业、群众。此外，中改院评估组在北京先后与商务部、教育部、中央编办等相关部委座谈。

简政放权的推进，在服务业领域相当不容易，尤其在教育领域的市场开放上，多方面有不同的意见。记得我担任国务院第三方评估组组长到教育部调研，举行座谈会时参与的有十几位司长。当谈到教育要不要开放时，一位资历比较老的司长马上站起来，说：“教育不能谈开放，这涉及意识形态。”我说：“是在中国法律制度下、按照中国的要求允许国外高等学校来办大学涉及意识形态呢，还是我们的孩子到国外的大学去学习更涉及意识形态呢？”在我看来，我国教育改革开放程度与教育发展不相适应。职业教育是我国的教育短板，但发起设立一个职业教育学院，面临着行政许可、土地、资金、人事制度等一道道难关。为此，中改院一再建言要推进教育二次改革，优化民办教育发展环境，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形成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2.完成“行政权力结构调整”重要课题

2015年1月26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在这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建议。总理当场表示希望我所在的中改院深入研究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总理在这次座谈会上提到，如果连权力结构都没弄清楚，就给市场“发号施令”，代企业规划，这是政府“不该做的工作”，很多甚至可能根本就是讲空话！

这次座谈会后，我和我的同事加班加点，于2015年6月30日形成《面向2020的行政权力结构改革（60条建议）》和《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记得当时人民网记者采访我时，我把行政权力结构调整形容为“政府自己给自己动刀子”，“会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深化，推动经济转型”。

后来，李克强总理批示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如何充分利用“60条建议”。中央编办发专函对中改院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这份报告中建议的“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移民局”“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都在后续的机构改革中有所反映。

六、10年政协委员尽心履职

2008—2017年，我担任了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以一名政协委员的身份，在人民政协的平台上尽心履职，为改革建言献策，我将这段经历视为宝贵的人生履历。这10年间，我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提案46份、口头发言9份、书面发言13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每次发言中，我都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主题，积极建言改革。

记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2014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结尾，我由衷地说了一句：“各位委员，我们有责任为推动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全面改革尽心竭力！”发言结束后，不少委员笑着说：“老迟，你最后这句话很动情呀！”也有一些熟悉的委员对我说：“你坚持研究改革30多年，在海南岛待了27年，不容易！”还有的委员说：“老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你这个改革研究学者，就是要多讲讲，多发出点声音。”我很感谢大家的鼓励，这也是我的肺腑之言，作为研究改革的学者，需要在建言国是的重要场合多争取机会，多发表有价值的建议。

（作者：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转自《百年潮》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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