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方面，在2019年4月，中央第一次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因为在21世纪的第2个十年，中国已经达到了金融资本总量最大。若将人民币换算成美元，其总量已超过美元的总量，尽管它仍然不是国际的主要结算货币或主要储备货币，但它也已经上升为足以构成对矛盾的主要方面。

金融资本阶段的主要矛盾是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但中国仍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金融资本阶段占据主要地位的国家是美国。此前，美国在金融资本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欧盟；在21世纪之初，中国迅速进入金融资本扩张阶段，现已演化成为世界金融资本总量最大的国家。因此，中国至少已经成为金融资本阶段的次要矛盾方面，演变是客观的。

如此看来，真正的问题仍是在21世纪中国从产业资本阶段的竞争中升级了。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源极度稀缺的人口大国，用人均来衡量，中国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工业化，而中国却进入了工业化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在产业资本阶段并非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而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当然，这同样饱受批判，因为任何产业资本的崛起都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非常复杂。

中国与西方会发生这么尖锐的对抗性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金融总量需要流动性才能转化为财富。如何增加流动性？一方面，是中国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扩张；另一方面，是21世纪中国的对外投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瞄准了一些资源富集地区。包括短时间内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国，因中国的投资带有些许“土豪性”，所以，占有话语权的其他投资国将中国的这种投资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制造了非洲的债务危机等等。

外债危机其实在拉美国家、在中国、在东亚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中国的对外开放真正始于1971年的尼克松访华，美国宣布解除对华封锁禁令，除了所谓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仍然保持高技术和军事不对中国开放，其他的一般民用领域都开放。同期，中国推行“引进、消化、吸收”政策大规模引进西方投资和企业。于是，周恩来亲自制定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和技术的 “四三方案”，经毛泽东批准后，于1973年开始实施。大量引进外资使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于是就请邓小平来管理经济，邓小平做顺周期调节，引发各地、各部门的普遍不满，毛泽东只好把他再请下来，这就是邓小平的第二次起落。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外债危机。

20世纪70年代，战后西方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于是，通过对外投资将产业对外转移，造成这些从西方引进设备和外资的国家都陷入债务危机。债务危机造成这些国家政权更迭、政治波动不断。只是西方话语对此并未做出客观的解释，所以大家的教科书里也没有这套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