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之一　　

　　

三 我们应当从新中国的成长史中长点智慧了　　

　　

对于袁腾飞事件，多数感到愤慨的人，想到的都是如何去惩处一下这个袁腾飞，而少于去追究究竟是哪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这样的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来传播的。至于我们今后究竟可以看清和选择怎样的大体来消解目前中国在道义问题所潜伏着的社会危机，从而让我们的新中国更加健康地成长，我想就更少有人去深思并在反对声中检讨自己了。　　

自从西方的枪炮让中国人开了眼界以来，中国社会有关“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断过。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中遭受到挫折进而在中国社会失势之后，人们看到中国社会因需要恢复到一种常态而返回到了“与狼共舞”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取得了被人高看了一眼的成就，便在一种把“自由竞争”当信条的思潮中，开始拿那种需要为自由竞争开路和保驾护航的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来审视我们的历史了。这就不怪乎那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会去想：既然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中国得到大发展，那要是在中华民国时没有共产党出来搞马克思主义耽误这么多年，或许我们早就象台湾一样实现民主了，而且还不知会发展得比现在有多好。他们真是痛心疾首啊！恨不得一脚把这个共产党踢出地球。其实我们只要去过一过脑子就会知道，这些浅薄的人，已经是置两个历史事实于不顾了。一是中国的社会革命是民族矛盾而非阶级矛盾所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社会的独立自主会怎样去解决？二是中国社会能有如今的发展，它是要以人们在激情燃烧的毛泽东时代，通过勒紧裤腰带所打下的经济基础为底子的。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那段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能让我们走到今天的那些经济底子，有哪些人？以及会怎么样去完成？是象台湾那样依靠美国吗？　　

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中华民国，以及之后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都是缘于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孕育了大量具有侠士人格的华夏子孙。他们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华夏精神，站在历史的风头浪尖，铁肩担道义，舍身救国，收拾旧河山。这已经是在实践着我们如今正在向往着的“民主”了。如今我们在意识形态中所称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好，“资产阶级革命”也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社会主义建设”也好，这都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因所选目标的差异而使用的一些词汇。其实，人们都只是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在那些自以为是的西方列强面前，能够站立起一个不再被人欺侮的强大中国。是他们为我们赢得了今天。他们这样一种要在中国社会去争取“民主”的行为，使其在中国所要施行的“民主”，有着怎样的特点呢？那就是一个还只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中国社会，其在落后于世界这一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民主化运动，它是以在传统人文精神激励下发扬 “路见不平众人铲”这一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为有生力量；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实现民族自强这一“大义”；是以公共的利益为出发点；是把打击和限制那些不利于民族自强的自利行为作为自身前进的目标；是要在维护公众的权益中去限制强势者的私权。这是与西方在保障私权中去限制公权的那一民主制度截然相反的。这是为什么从毛泽东嘴里说出的那个“民主”，要和“专政”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恃强凌弱的所谓“自由竞争”的世界，会跟人们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造谁的反？就是造那些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强势者们的反。　　

但可悲的是，享受到了那些在受到过凌辱的先辈们是为了我们而创造出的这些成果的人，就因为这些先辈们在为了赢得美好明天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为如李敖所说的“被马克思的理论骗了”的经历，如今很多都因为不明究竟了，信仰出现危机了，而一下子只愿或只敢相信那些在西方自由竞争中存在或呈现出的“民主”、“自由”而成了“世界公民”，不去理解中国社会是为了什么而走上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不再是象我们先辈们那样，在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之中，仍坚定不一地为了民族自强的美好梦想而继续为新中国寻求自身发展的出路，反而把先辈们这种要尊严要自强的想法与作法，说成只不过是一种有碍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为此，毛泽东就自然成为他们所要反对的这类人的总头子而欲消除其影响了；并干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　　

例如，今年四月在政法大学中华文明通论授课组主办的“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讲座中，这些共和国培养的博士，这些共和国最有知识的人，他们在研究历史中用了什么方法呢？一个是表明自己就是为自己谋利的，所以只能从常人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是一个自卑的人，大概是毛泽东作为只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在他这样的一个博士面前是傲不起来的；一个是从山地风水去揣摸和比较蒋介石与毛泽东性格，认为毛泽东只是在有着很深很深溶洞的小山沟里长大，其为人深不可测，让人可怕，而蒋介石则有一个风景不错的家乡，为人就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所以中国的失败，就在于蒋介石败了，可惜的就是其作为一个博士，还没有去研究为什么蒋介石会败；一个是将我们先辈们奋发图强的愿望放在一边，终于通过研究发现了毛泽东是没有把民主当作目的，即不是象他那样，是认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照搬过来就万事大吉了，也不知他是视而不见，还是他们完全忘了，中国人追求民族自强的过程，实际就是从主动向西方学习并想着如何将“自由”与“民主”搬到中国来开始的，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拿来主义”。　　

我们是拿到现在也没有拿来的。但即使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拿来，人们能想到的还是“去拿”。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要尊严要自强的志气与追求不利于“普世价值”的推广吗？不是的。正是这种天真地认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照搬到中国来，我们就一定会发展得跟西方一样发达的简单化的思想，才使得我们在中国的自由民主化的进程累累受挫。这是因为西方那既成的，所呈现给我们的所谓“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它是在人们自身有着“自由”的权利这一社会基础为条件的，是以保障个人权益而限制公共权力为特点的。这就如同我们商量在这个假期是去黄山还九寨沟一样，可以说它是“自由”之后的“民主”，可以指定你有什么权力，他有什么权力；而我们要在一个原本专制的只有一个私权在行使社会管理公权的社会来实行“一切权力归于人民”的“大家作主”，则是以我们自身原本就没有什么“自由”的权利可言为前提的，我们只是在“民主”的号召下通过公共利益的诉求，来为自身寻求“自由”的空间罢了。当我们只是拿着在“自由竞争”中所呈现的那一所谓“三权分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入主中原时，对于在中国社会的专制的权力结构中体现为唯一的那么一个既是“私权”又是“公权”的拥有者来讲，你的“自由竞争”式的争权争利，其性质是以“私权”换“公权”，必然会遭到原本也有着“私权”的强势者们对于自身既得“公权”的维护而顽强抵抗。因为他也是“自由”的，他也要“民主”。你能找一帮人“民主”，他就不能找一帮人来“民主”吗？从而这种简单化的，拿来主义的，企图照搬西方式民主的作法，必然是在原本只有着唯一“公权”的社会，演化出无法在人们的“民主”名义下去区分出欲夺权者是要的“公权”还是“私权”这样一种结果，从而带来大家都只是以“民主”为名义的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你要搞这一套，我要搞那一套。如果不是把政治当儿戏，就只有枪杆子出里面政权了。如今一些要“民主”的人，不也是指望共产党下台吗？他们是不能想象如何象台湾自由主义者李敖所说的那样，“与共产党交朋友”的。　　

社会的“民主”，是要以我们有着自身的“自由”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要让中国社会能够民主化，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公共利益的诉求中去为自身首先争取到可以去“自由”的空间。这是一条在社会公共利益的诉求中通过限制私权来获得公权的道路。用李敖的话讲，就是“内求诸于已，外求诸于宪法”。由于这个过程，我们是无法逾越的，所以西方社会作为其发展结果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一依靠私权去限制公权的民主制度，如果你想搬来，至少是一夜之间不能完成的。与此同时，“民主”的目的，是要发展我们的“自由”。从中西方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来看，我们所要走的民主之路，也当且应当是一条需要维护好公共利益的通过限制私权来保障公权的民主化道路。即一方面我们在公共利益的诉求中通过限制私权来获得“民主”这一公权，并为自身获得“自由”发展的私权的；而另一方面，随着我们在“民主”中所获得的“自由”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所获得的去“自由发展”的私权，仍然将是在“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中，拿来为着自身仍然需要的在公共利益的增进中去继续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目的，而选择保障公权而限制私权的道路，向着更加文明的方向迈进。这种通过限制私权来保障公权的民主制度，虽然已经与西方依靠私权来限制公权的民主制度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可行性，却是各得其宜的。因为这种“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正是我们传统人文精神中“识大体，顾大局”这一观念在新时代下所获得另一形式的体现。即这两种民主形式的不同，只是一种西方人在“自由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需要唯得是图的价值观，与中国人在多次“入主中原”的“激烈竞争”的历史中，认为一个人总得讲一点礼义廉耻的价值观之间的差等。而就这两种民主形式的联系而言，我们则可以拿有一个人的变化来予以说明，这就是我们曾经以“经济伦理”之名为人们的自利行为鸣锣开道的茅于轼先生，现在为了政治的昌明而又希望共产党能与他“养成讲理的风气”了。这是一个进步。但给人的感觉，他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中国人是讲理的，也是靠讲理来为自己获得康宁的。这种崇尚“讲理”而在道义中生活的文明，是与西方人崇尚“权益”而在契约中生活的文明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它是以不论你是否认识到它而自身存在着的。中西方文明类型的不同，我们可以分别用两句话去表征。即华夏文明的特点在于“我们是人，不是畜牲”；而西方文明的特点则是：“上帝会宽恕你们的！阿门”。我们需要宽恕的精神吗？我们是非常需要的。但中国人能相信上帝会保佑他吗？我只能说早在我们的文明开始，我们就已经“绝地天通”了，或者说，我们的文明就是从“绝地天通”开端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我们作为讲究“志于道，据于德”的中国人，在意识到自身落后之后，是应当虚心向西方学习的。不过，从“拿来”的意义上讲，我们去“学习”的正确方法，不应是生吞活剥生，死搬硬套；而应是深刻认识，消化吸收。如果是消化吸收，那我们与自身有着的历史文脉就还是相连的；如果是死搬硬套，则不仅可能我们去学到的东西，只能是其肌体中的一些皮毛，而且还有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头脑里只能装进能够一以贯之的东西，让我们是拣了些芝麻，却又丢掉了西瓜。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　　

从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来看，自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社会中，只有孙中山与毛泽东这两个人，是站在历史的前沿，通过自身对于西方外来文化的理解，而在结合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有关中国未来文化的独到的见解的。由于他们的见解，根置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所以受到了人们的追随，刮起了一阵东风。而在余下的时空中，不论是大陆还台湾，都是在追赶西风以求取经济发达的经世济用中，接受着如今的价值观念与我们原有的历史文脉之间的那道裂隙究竟应如何去予以愈合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孙中山和毛泽东对于未来中国的把握，都因其在吸收西方智慧时所受到的历史局限而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际擦肩而过，但也唯有他们才在弘扬了传统的民族精神的新价值观中唤起了中国人的团结努力。　　

中国人的团结努力，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所走过的六十年历程中，为我们上演了一场从道德至上到道德沦丧的历史剧呢？这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其西方的价值观及其文化土壤的局限而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缺陷之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在“拿来主义”的思维惯式的影响下，因为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缺乏深刻认识而没有能够让其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在中国社会的出路上得到很好的运用和发挥。这个问题，是通过中国文化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应当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得以体现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现在有许多人在研究，观点各有不同。比如海外新儒家杜维明先生，便认为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与其在对西方的批判中可以满足我们民族主义的需要有一些牵连的。而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表面。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主流的一个反思，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下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名言，体现的便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可以与儒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观念进行对接的，既符合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可以让人预想到将它拿到中国来的可行性。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它们究竟应选择怎样的融合？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其直接影响，是俄国革命的成功；而第一推动力，则是国民革命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的失败。马克思对于西方的批判，我们是只能用来理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什么会那样坚定。由于当时中国人的眼睛是一致向外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所以在有意识的拿来思想中，未来中国的文化，就在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里的误区在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国化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受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限制而失去自身的灵活性，而且也让丰富的中国文化简单化和单一化了，丧失了自身本有的生命力。其实，我们如果是要真正做到在中国社会中合理地吸收马克思主义这一优秀文化给予我们的思想资源，就应当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脉，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融入到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中而成为自身的血液，对此，我们可以称着“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个用语，似乎是将中国文化简单化和单一化了，而实际上，由于其保存了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所要解决的只是我们将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以及怎样的方式来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所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化”则只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发展方向罢了。　　

从后来人们对于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来看，虽然毛泽东自己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用词，但从他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的探索来看，我是相信，他所实行的，实际就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才会在人们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存在错误之后，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表述所存在的自身缺陷的局限和困扰，并在其没有文化高度的经验主义的艰难探索中，一方面给人们带来思想的混乱，一方面也因其作为理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定格而让自身的努力在名不正，言不顺的各种失误中失信于民。　　

那么，假若我们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考虑中国的问题会怎样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考虑中国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在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存在错误之后，就那么轻意地放弃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就可以将马克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价值观念，作为我们去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为了在中国社会能够保障其“一切人都以促成每一个的自由发展作为自身得以自由发展的前提”成为现实之风，就必然要以“共同促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需要大家共同担当的社会道义，并在表现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穷则独善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这么一种侠士精神的社会土壤中，发扬人们的自主自强的创造热情，去建立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明道正谊”的以“对话协商”为特点的社会民主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用李敖的话讲，就已经“跟马克思说再见”了。而从其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权益来看，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与何新所倡导的“国家主义”，而不是与马克思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我们所要反对的，只是那些置“共同促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社会道义于不顾的自利者。因为“政治”这两个字，在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是在权益的博弈中去作为“经济的延续”的来理解的。所谓“政者，正也。”虽然其中少不了权力的争夺，但总体是以行王道，正人心为基本内容。即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手段去树立天地之正气，替天行道，这才是中国人所讲的“政治”。　　

总之，中国人要在世上活出尊严，是必须做一个不愧为中国人的中国人的；而要做一个不愧为中国人的中国人，则又必须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对自身文化有一个认识和把握，进而占据一定的文化高度。对于中国的美好未来而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应做的，就是借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树立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的毛泽东志气，发扬不畏强势，不怕困难，不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毛泽东精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