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

1949年5月，曾经长期担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经济委员会的陈云被毛主席调往北平，与刘少奇、朱德一起筹谋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毛主席之所以看上陈云，其实是因为他在东北的财经工作十分扎实，有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

图：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

原来在先前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陈云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接收沈阳的具体工作之上，他对于沈阳的城市经济恢复发展工作作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总结经验。在接收工作之中，陈云总结出五点工作经验：其一，要迅速恢复城市电力供应；其二要迅速解决城市金融问题；其三，交通警察必须尽快上岗，恢复城内交通；其四，通过报纸大力宣扬我党政策；其五，城市居民工资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

图：沈阳城内欢庆东北解放

在陈云的妥善接管之下，沈阳地区长达十多年的通货膨胀终于被迅速遏制住，物价降下来，人民民心也就安定了。有鉴于此，毛主席才将这位长期在东北工作的“经济专家”请到北平，着手准备建立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框架。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薄一波等同志负责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当时，陈云所面临的全国财经工作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由于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巨大的内战经费，在国统区大量滥发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商人囤积居奇，财政金融体系趋于崩溃；1949年夏，全国又遭遇了重大洪涝灾害，导致全国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价格猛涨。据相关资料统计，1949年，全中国粮食产量相比于抗日战争前下降了23%，工业生产资料下降了53%，中国工农业生产处于一片哀鸿遍野之中。

图：国统区滥发的金圆券，这是当时用袋子装金圆券的情景

对此，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纷纷断定：“中国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却不一定能马上治天下。”

陈云指出，旧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后果，但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在当时，上海是全中国经济命脉所在之城市，当务之急是要稳定上海的经济情况。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之后，不法分子和商贩趁机哄抬物价，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7月19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刚刚成立一个星期，陈云就急匆匆赶往上海，狠抓上海物价的控制。在当时，“两白一黑”（指棉纱、大米和煤炭）是居民生活必需品，陈云认为，只要能够稳定这三种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就能够稳住上海的物价波动。

图：陈云同志留影

认真分析之后，陈云认为，粮食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煤炭和棉纱可以从外地调运，而粮食价格则事关上海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当时，陈云发现上海有大批投机倒把的商人，将粮食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牟取暴利，经过调查分析，陈云得出结论：上海每日需供应300万斤粮食才能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为了取得价格战的胜利，陈云先后从江苏、东北、四川、华北等地区调运粮食前往上海，短短一年，上海国库粮食储备量就高达17亿斤，大批投机倒把商人纷纷亏得血本无归，上海的粮食价格终于被稳定了。后来，这些商人私下议论：“没想到共产党内部也有搞经济的行家。”

陈云自嘲身上挑着两个炸药桶：一头是物价，一头是粮食

尽管如此，资本家是不会甘心失败的，陈云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从1949年4月开始到1950年2月短短十个月时间之中，全国物价发生了四次大幅度的波动，陈云对此忧心忡忡，经常深入人民群众生活之中了解物价情况。

图：1954年7月，陈云同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

春节前夕的一天傍晚，陈云很晚了都没有回家，陈云妻子于若木就打电话问陈云秘书发生了什么事情。秘书顿时脸色苍白，急忙派人去查这件事，找了半天才发现，原来陈云是去北京前门附近“逛街”去了。原来，陈云下班之后让司机开车带他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逛一逛，询问附近的物价，当时的陈云作为主管财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并不经常抛头露面，北京市民认识陈云的并不多，因此他才能在北京之中进行“微服私访”。

回到家中之后，陈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自嘲自己现在身上挑着两个炸药桶：一边是物价，另一边是粮食。一旦哪一个出了问题，势必将会影响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物价这匹野马，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没有被完全驯服。据陈云估计，从1949年7月到10月，两个多月的时间，上海、北京、天津等主要大城市的物价已经上涨了1.5至1.8倍，并且还有继续上扬的势头。

图：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制止物价猛涨问题的紧急指示

陈云心中很清楚，物价上涨都是投机商人在其中作祟的缘故，因此在1949年11月13日，陈云起草了名为《制止物价上涨》的紧急指示，在这份指示之中，陈云强调一定要掌握粮食和棉纱的价格调控，并且还提出了遏制投机商人的解决办法：一、当投机商人抢购物资时，我人民政府应牢牢控制主要物资，将冷货低价抛售给他们；二、当物价平稳，商人低价抛售主要物资时，我人民政府应迅速买入。

在陈云强有力的措施之下，新中国的物价终于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全国批发物价指出从1950年3月的100，降低至1952年12月的90.6。

据当时曾经和陈云一起工作的薄一波同志回忆，当年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曾经夸赞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十分得力，毛主席听了之后没有说话，只是拿过来旁边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一个“能”字。

图：1943年12月，陈云（中）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

看到这个“能”字，他不禁想起了三国时期著名人物诸葛亮在《出师表》之中所写的一段话，于是情不自禁的吟诵道：“‘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是说这个‘能’吗？”

毛主席对他会心一笑，默默点点头。

1953年国庆节，陈云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出现在了天安门的城楼之上。可是，天安门晚上绚烂的烟火陈云却无心欣赏，此时的陈云正在和毛主席、周总理进行紧张地探讨，讨论如何解决全国的粮食问题。

先前曾经说过，陈云将自己担任财经工作比喻为“挑着两桶炸药”，此时物价这桶炸药已经被陈云基本平定了下来，可现在粮食的这个炸药桶却已经开始“冒烟”了。

图：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左为刘少奇

当时的新中国，还没有超级杂交水稻，袁隆平博士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因此困扰全国4亿多人的问题自然还是粮食。在当时，全国已经有了不少以收购粮食为行业的“粮贩子”，他们经常扰乱市场的经济秩序，哄抬物价，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抢粮现象。

陈云经过认真分析，他发现现在中国粮食的流通规律是这样的：粮食首先由国家或者商人从农民手里收购，然后再由国家或者商人出售给农民。要解决粮食问题，首先就必须处理好国家、农民、商人、消费者（市民）四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经过认真思考之后，陈云提出了“征购配给”的办法，也就是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而对这些粮食采取“配给”措施，这也正是新中国“凭票供应”的开端。在当时，由于新中国物资匮乏，粮食供应紧张，这种对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手段有力地保障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严厉打击了投机倒把行为。后来，这一计划被称为“统购统销”政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票据涌入了人民的生活之中，是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语出惊人：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财政经济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建国不久之后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新中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援朝前线，这就要求财政部门“勒紧裤腰带”，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对此陈云深以为然，他心中很清楚，自己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也没有上过专门的财经学习，因此在日常生活之中，他首先以身作则，注意搞学习调查研究，以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

图：李先念与陈云

除了加强自己的财经知识学习之外，陈云还严格要求中财委的同志们要“一毛不拔”。陈云说：“现在国家正处于经济建设时期，我们不该花的钱就应该坚决不花，对于其他单位提出的不合理的预算，我们要理直气壮的予以拒绝。”

陈云在日常生活之中，严禁自己手下的干部同志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他曾经要求干部们“吃完饭要照镜子”，一时之间传为美谈。所谓“照镜子”，是指吃饭的时候不仅仅要把食物吃光，还要将餐盘拿起来对着镜子检查，要做到盘面如镜面才算合格。

图：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一起

1951年，苏联政府为新中国领导人送出五辆吉斯防弹轿车，这种轿车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最豪华的汽车了。有关部门接受捐赠之后，打算将这些车送给当时的“五大书记”，陈云也有份。可看到新车之后，陈云觉得这种配置实在是太奢华了，说什么也不肯要，硬是将车退回给了相关部门。

图：斯大林赠送毛泽东的吉斯110轿车

又有一次，一位军区领导找到陈云汇报工作，拿出了家乡的两盒葡萄送给陈云，可陈云说什么也不肯收。在军区领导的坚持之下，陈云为求“十全十美”之意才勉强吃了十颗，剩下的原物退回。陈云曾经对身边的人说：“凡是向我们送礼的，就是有什么特殊要求，要是收下的话，最后办理的事情肯定就会出问题。”

除了对自身要求严格之外，陈云还经常担忧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党员的革命觉悟问题。面对之前一些同志“摔了跟头”的问题，在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年仅49岁的陈云在这次会议上语出惊人，说了一些很大胆的话：

图：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参会者合影

“我认为，‘毛主席万岁’可以算一个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没有什么错误，但如果从生理上来说，毛主席是不可能‘万岁’的。虽然说毛主席不能万岁，听起来有点不好，但我们共产党都是唯物主义者，没有谁是长生不老的。”

在重要会议上说“毛主席不能万岁”，陈云的胆大可见一斑。不过陈云话里的含义还有更深一层：不仅仅是毛主席不能“万岁”，新中国第一代所有领导人也都不能称之为“万岁”。由此及彼，陈云谈到了他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如何防止党的领导权落入野心家的手中，这段发言的主题是“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陈云特别提到一个现象：“同志们，你们的头脑在面对掌声时要保持清醒。大家鼓掌的时候，被鼓掌的人可以有两种状态：谨言慎行和昏昏沉沉。若是后者的话，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革命道路上摔筋斗。”

陈云因病不出，毛主席感慨“国乱思良将”，多次想请他出面工作

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陈云为国家奉献出了自己的宝贵健康和时间，而自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1959年，陈云被查出患有冠心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进行休养。但事实上，陈云的身体也绝非只有这一个毛病，用陈云妻子于若木的话来总结的话，陈云的身体可以用八个字来精准概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图：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

陈云幼年时期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母乳哺乳不足，很小的时候就断奶改吃米粉，这就导致陈云天生营养就没有跟上，小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陈云曾经开玩笑地形容自己就是一辆行走的“木炭汽车”。到了后来，为了预防感冒，陈云的衣服总是要比别人多穿一些，成为了一种习惯。

参加革命工作到延安之后，由于延安的冬天很冷，外加工作紧张，陈云的烟瘾也越来越大，他边工作边抽烟，脸色愈发苍白，不过当时陈云还算年轻，身体也没出大毛病。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妻子于若木几次三番劝说陈云戒烟，陈云的意志力很顽强，说戒就戒，终于戒掉了抽烟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这可能也是陈云后来长寿的秘诀之一。

图：1960年6月，陈云在上海留影

到中南海工作之后，陈云主管财经工作，压力很大，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虽然有副作用，可陈云却说：“不管怎么说，睡眠要放在第一位，吃饭要放在第二位，只有吃好睡好，才有精力投入工作。”

1959年陈云生病之后，曾经多次到南方各地休养，中央财经工作全部交给了李富春等同志。虽说是“休养”，可陈云也没有闲着，每天都坚持收听广播电台新闻，阅读各大报纸，他每天都在病榻上关注着新中国的发展。

在陈云因病休息的日子里，毛主席对陈云的情况十分关心。据毛主席的秘书李锐回忆，当初毛主席在湖南与王任重等人谈话时曾经感叹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去年的经济计划没有达成，要是陈云同志在就好了。”李锐趁机提议：“财经工作还是请陈云同志挂帅吧。”毛主席身边的同志们也连声附和。毛主席回答说：“依我看，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很在行的，让他来主管财经工作比较好。”

图：朱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合影

后来，毛主席为他们讲起了这句话的典故：“所谓‘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出自《三国志·郭嘉传》，当时曹操在北方争霸，曹操吃了败仗，但郭嘉已经不幸英年早逝，因此曹操十分怀念。”

于是在1959年年终的时候，毛主席特地给陈云写了一封信，问候这位他十分信任的老同志：

“陈云同志：听闻你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再谈，时间待定。要保持心情愉悦，准备打持久战，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这三年的“休养”过程之中，陈云多次前往各地搞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陈云的工作作风便是如此，便是用“百分之九十”的调查外加“百分之十”的决策，就算最终做出了决策，也并不着急推广，而是先“试点”。

图：陈云、邓小平畅游颐和园

1962年，毛主席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这次会议由7千余人参加，因此也被称为“七千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提倡“出气”，毛主席在大会上这样说：

“这次会议，我鼓励大家‘出气’。不管是正确之‘气’，还是不正确之‘气’，我们都要听一听，保证不打击、不报复、不记账。”

此外，毛主席还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在经济建设工作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之中的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至于农业，我算比较懂的，但也不算懂得太多。”

图：1961年，毛主席和陈云在一起

在这次会议之中，毛主席曾经点名邀请陈云发言，希望他能复出主持经济工作，陈云深知，这不仅仅是毛主席的期望，更是全党领导的期望。可是面对毛主席热情的邀请，陈云却谦虚地拒绝了：“现在我还没有把问题摸清楚，以后再说吧。”由此可见，陈云喜欢三思而后行，把问题想清楚了再讲话。

这次大会结束之后不久，陈云在1962年6月8日的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热情地称赞了毛主席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毛主席的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只有我们党内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才能改正错误，坚持正确的道路，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无敌于天下。领导干部们在平时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如果我们只说优点，不说缺点，我们的革命事业就难免会遭受挫折和损失，肯定不会顺利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