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

——兼议关于开好十七大的几个焦点问题

张勤德

原编者按：

此文概括了近几年争论的十个问题，列举了“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并对开好“十七大”提出了八条建议，值得关注。现应几位老同志的要求，予以发表。欢迎广大读者参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包括欢迎被此文点名批评的论者，写文章进行反批评。这样，有利于把问题进一步搞清楚。

我国资改派（打着改革旗号搞资本主义的派别）的那些理论、路线和政策，尤其是近年来公开提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纲领，证明他们那一套的不少核心内容，是从苏联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里搬过来的，只不过增加一些中国特色而已。例如，他们所宣扬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等等，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观”高于阶级价值观。这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理念——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相当接近。
不少材料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当前在中国公开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帜太露骨，不利于争夺民心，而应当像当年搞垮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集团（简称“戈派”）那样，统一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进行和平演变，包括搞“颜色革命”。正因为这样，谢韬们的文章受到西方世界的一片喝彩。据美国之音报道，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负责人陈奎德对谢韬的文章表示高度的赞赏。他说：“谢韬在文章中表达了近年来中共内部一些觉悟了的老党员以及党内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看法。谢韬先生我见过，我们在美国谈了很久。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过去也受过很多苦，包括胡风集团等，经历过很多党内的风风雨雨和各种残酷斗争。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做法是完全拒绝了。”“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在世界上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从社会学的角度，比较确切的说法是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创新型中国网》，2007年 3月25日）
民主社会主义，从其纲领、决议和基本原则、基本方针来看，它“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主张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认为党是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共同体，是人民的党、全民的党、改良的党”；“公开声称其指导思想是多元化的”（白平浩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第16页，人民日报社编辑出版）。“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宣言，公开提出用民主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对抗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认为在‘欧洲民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力量。”（《简明社会学词典》第2292页）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帕尔梅说，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来说，“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转引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崇温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2007年2月28日）。谢韬说：“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他眼里，哪里还有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可见，尽管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搞点改良，但在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上，它和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搞民主社会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挂着“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张招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而他们搞和平演变，往往以它为桥梁。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说：“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出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
大量事实证明，我国资改派的不少手法、举措，也和苏联“戈派”是类似的甚至完全相同。比如说，他们同样极力否定过去的成就，否定人民领袖，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同样用各种假社会主义搞乱、取代甚至公开鼓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仇视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同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叫嚷要实行多党制；同样极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样宣传自私是人的本性，倡导“私欲动力论”；同样主张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把他们作为主导力量；同样否认工人的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地位，把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同样搞民族投降主义，主张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妥协退让；同样用理论骗子、政治骗子的手法蒙蔽别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戴园晨曾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中国经济大论战》第六辑）
只要敢于面对现实就会承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全民党”、“卢布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公开性”、“民主化”等等，在我国一些人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相当大。网络上报道，胡总书记明确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毛泽东旗帜》2007年3月9日）他的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虽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给辛子陵（国防大学原正师级研究员）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写的序言，于去年初才在网上看到，但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路线和派别，早已存在。今年二月，《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谢韬的文章和其他报刊也发表类似的文章，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其代表人物也公开出台亮像，实质上表明他们决心公开像苏联“戈派”搞垮苏联那样搞垮中国，也就是说，表明他们决心公开以中国“戈派”的身份打出旗帜，统一思想，组织队伍，大举进攻。就此而言，这个“二月事变”比“西山事件”，份量要大得多。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要民主社会主义，现在已到了我们必须做出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也就是说，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使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在“戈派”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其左翼，主张在不改变共产党名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有限度地逐步推行苏联“戈派”那种民主社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政策；其右翼，主张像叶利钦那样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公开搞资本主义；其中间力量，则主张把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或者叫人民党，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文明资本主义”。此外，还有一些人由于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便跟着潮流跑的。这显然属于一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当然，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扩大影响的，因而我们在对人的处理上要非常慎重。就是说，要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决不能只看说了几句错话就轻易打成“戈派分子”。但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剖析批判，则应从严从重，毫不含糊地讲清是非。这是因为，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一旦解除了思想武装，再强的战斗力也会全部丧失；民主社会主义的欺骗性太大，在中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影响太广；由于我们党具有高度的集中统一性，因而假如民主社会主义扩大了影响成为主流，就会使多数人跟着跑，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就是说，对于葬送社会主义，进而引起新的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方面，民主社会主义是比公开的敌对势力厉害万倍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不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亡中国。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为了揭露“戈派”的阶级本质，联系了这些人的一贯言行；为了使人们认清国内外敌对势力是怎样相互配合的，联系了他们的有关图谋；为了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的罪恶危害，联系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便击中要害，粉碎他们的猖狂进攻。
这些年“戈派”和社改派（搞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争论，至少涉及以下十个问题：
（一）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根源在哪里，“戈派”为什么特别重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二）能不能说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在内的改革工作存在失误，应当通过反思、总结，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三）腐败现象不断增多的原因有哪些，什么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四）谁是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罪魁祸首，那种办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和谐问题？
（五）“三农”问题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其根本出路在哪里？
（六）“中国外交没有敌人”的提法对不对，可不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七）“社”和“资”到底谁能做到“三个代表”，“戈派”是怎样用新自由主义歪曲、篡改“三个代表”的？
（八）“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不是客观真理，这种思潮为什么在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九）“庸俗发展观”是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倾向，“戈派”为什么极力反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十）“社会主义服从经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从社会主义”这两种观点，究竟那一种正确？
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关系能不能开好十七大，关系我国会不会陷入一场比苏联党垮台、国解体更大的灾难，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至命运前途，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因此，进一步揭露、批判“戈派”特别是其右翼大搞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和建设造成的罪恶危害，显然有助于把上述问题弄清楚、解决好，有助于防止和反对“颜色革命”。
他们大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罪状，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用新自由主义歪曲、篡改“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它，赋予它什么样的含义。“戈派”正是利用这一点，用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来解释它，极力使它变成有利于补资本主义课的东西。
（1）他们宣扬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极力干扰、破坏经济改革和建设。
首先，这表现在他们大讲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由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权来代表上。新自由主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武器，这决定它必然极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推行资本主义制度。
例如，谢韬公开宣扬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还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写道，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
深圳市体改委原主任徐景安大讲：“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现在，我们要“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中国走向》第3、5、7页）。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讲得更露骨，他说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改变我命运的人》第124页）。
辛子陵认为：“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资本家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阶层，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已载入党章宪法，为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必附马克思、毛泽东的骥尾。要像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甩掉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摆脱先进的政策和落后的意识形态的矛盾，敢于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举起来，成为团结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治国纲领”（《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第4、5、14页）。
我们知道，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露出了叛徒嘴脸。对于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等一系列国家的革命，他们都一概反对。前些年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竟然公开参加侵略原南斯拉夫国家和伊拉克的战争。他们虽然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一些改良，但在坚持私有制为主体和多党制上，是毫不动摇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正是搞“全民党”即把共产党演变成社会民主党，导致发生了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后来戈尔巴乔夫不打自招地说：“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而改革只不过是他达到这种目的骗人手段而已。在苏联的前车之鉴面前仍然大搞使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演变这一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把现代化实质上看成西方化、美国化，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历史观，在不少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都有影响。电视片《大国崛起》受到他们的赞扬就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进行冷战，争夺第三世界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经过学术包装的、为世界霸主服务的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近现代史仅仅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历史，后发国家只要沿着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走，就能实现现代化。它不讲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质，同时掩盖美国霸权和西方列强所支配的世界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之间的对抗关系。按照这种现代化理论搞现代化建设，必然走到使我国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邪路上去。
其次，这表现在他们极力鼓吹产权私有化，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上。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
为了加速推进私有化，徐景安大造这样的舆论：“从我国改革来说，直接私有制必然取代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拨开社会主义争论的迷雾》第1页）。
在赵紫阳当权时期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他所说的民营为主，指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
北京大学教授尹保云说：“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国有企业民营化越快越好”（《强国论坛》2006年12月18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形式非常多，而最明显、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这就是坚持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反之，则就是偏离改革的正确方向。”（《老干部参考》2007年第2期）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把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作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说明他们是在公开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
正是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使“民营经济（包括内资和外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0年已占到55.5%；2005年约为6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正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所指出的：“这说明，私有制经济正在或者已经取代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并且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2007年3月3日在《巩献田旋风实录》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他们搞私有化的“底”，并不至于私有制占主体和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壮大民族经济，而是加强国际垄断资本的垄断，使中国殖民地化。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他们极力主张使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兼并和重组而不断扩大垄断的规模，就可以明白了。
再次，这表现在他们鼓吹完全市场化，把西方式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上。
“我国还要加速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尽快达到欧美市场经济那样的完善程度。”（刘吉，《中国改革》内部版2006年第17期）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式市场经济的嫁接”（徐景安，《中国走向》第5页）。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则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基本制度是决定具体体制、目的是决定手段的。因此，把二者说成嫁接的关系，甚至以西方式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来“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不是蓄意使改革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呢？
可是，当着社会公众参与反思改革时，他们却拐着弯绕到“市场万能论”的立场上。你说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了，他说那不是市场化的错，如果市场化再彻底些就会挺过去；你指出教育改革出现了严重问题，他说教育产业化再彻底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的整个改革难道真的应当笼统地说成是“市场化改革”，自由放任的市场路径这种市场达尔文主义难道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吗？决不是。卫生部长高强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要明确地说，医疗卫生事业不能实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一切以市场为标准”（《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巴德年等九位政协委员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作大会发言时指出：“多年来，我国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会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188位（指卫生公平性由原来的名列前茅滑到前几年的全世界倒数第4位），走到老百姓极不满意，并无法承受的地步。”（《新华网》，2007年3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实行伦理调节、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三手并举”。他说：“一方面，尽可能地运用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市场调节的手段进行自行调节，另一方面，国家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等手段加以自觉调节，而还有一个方面也不容藐视，即强调伦理调节或道德调节”（《“巩献田旋风”实录》第235页）。忽视这些真知灼见而单纯强调市场调节，必然滑向市场达尔文主义。
这种市场达尔文主义如果在我国横行起来，由不平等竞争造成的弱肉强食会因为权力资本的介入而变得更残酷、更惨烈。国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这样。正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所说：“将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城市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的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国企肯定打不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不择手段，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2007年3月5日）这种现象的存在当然可怕，但“中国戈派”的辩解却更可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了任由资本对劳动强食弱肉的发展，而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大厦倒塌的结局。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之所以幸免于这种悲惨下场，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马克思的分析出了问题，而是由于这些国家本身不得不进行一些经济关系调整，以缩小市场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说；“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而“中国戈派”却宣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谢韬高度赞扬在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工人阶级已经解放了”，实现了“劳资双赢”和“共同富裕”，我赞成武兵的以下三点批评意见：（1）从他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尽管这两个地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高一点，然而那里实行的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着资本的剥削。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所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稍微放松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78页）。（2）由于资本剥削的存在，在那里依然是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依然存在着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有数据显示，1980年到1995年，瑞典不平等程度年均增长1．5％，与丹麦、荷兰和澳大利亚持平，比美国、英国略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53页）（3）至于谢韬先生极力推崇的法国小城波尔多市“共同富裕”的“典型”经验，谢韬先生大概不知道我国还有南街村、华西村等一大批（8000多）真正共同富裕的典型吧？这些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的福利制度，要比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的福利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尤其是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像波尔多市还有“庄园主”、“大股东”，这里没有剥削者，自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的弊端。只有这些地方才有资格理直气壮地谈“共同富裕”！
还有，这表现在他们极力鼓吹政府职能最小化，反对党和国家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及宏观调控上。
人所共知，为了促进政府职能最小化，他们千方百计宣扬“不找市长，找市场”、让“看不见的手”调控一切的“市场万能论”，以推进“小政府，大社会”。在政府的职能被削弱，过度市场化导致平民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子女上不起大学；买不起住房之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却以皇甫平的名义，说什么这些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改革不可动摇》第2页）。就是说，还要进一步地“不找市长（政府），找市场”。可是在煽动群众对政府不满时，他却换了一副嘴脸，大讲要“不找市场，找市长（政府）”了。他说，平民百姓看不起病等等，“是社会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公共品供应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同上）。言下之意是，公共品短缺是因为政府没有发挥更大的职能作用。最近他又更露骨地指出：“社会不公平，是公共品短缺、低效造成的，政府应该在自己身上多找找原因”（《东方网》2006年11月）。这无疑是说社会不公平现象，是政府故意削弱自己的职能造成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鼓吹政府职能最小化，究竟是为了什么。知名人士黎明认为，他们明明知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个“毒性极其强烈的‘经济理论’”，却仍然拼命鼓吹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蓄意利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这一铁的规律，在中国制造出动乱来”（《毛泽东旗帜网》，2007年3月15日）。
（2）他们宣扬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极力干扰、破坏文化改革和建设。
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到处宣传：“自1776《国富论》面世，经济人假定（即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作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迄今无人可以撼动。”（《中国改革》2006年第9期）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根本撼不动作为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大厦基石的经济人假定，倒是经济人假定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是正确的、先进的。
徐景安强调：“无庸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来说是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进步”（《中国走向》第5、12页）。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刘军宁2006年12月7日在《南方周末》发表《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宣告自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而写，他预言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人文时代将降临中华大地。说什么“以个体为本位而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价值追求，应当以文艺的形式走向大众，以构建民主宪政转型的健康的大众文化。”
财政部副部长娄继伟，说什么中国改革的理论来源是“里根经济学”；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吸收了“华盛顿共识”的精髓（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帆的文章）。人所共知，“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则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制定的规则和政策。不难看出，这样把新自由主义几乎放在了我们改革创新和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伟大旗帜的地位，无疑认为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说：“租界是新文化和新文艺的发祥地”，“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开端”（《新纪元》2006年1月4日）。
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说，西方思潮和中国国文化思潮“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吗？”
事实证明，要让西方思潮接纳中国社会主义思潮，除非把社会主义思潮演变成资本主义思潮甚至殖民地思潮。把这说成“双赢”，甚至说成共产主义的实现，可以想象，按照这种所谓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滑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体育、旅游等方面的改革，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其失误在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它使富人们在骄奢淫逸上不断创新。“中国的富人可以花几千万元买一所豪宅，可以花3000多万买一艘私人游艇。他们还常在国外豪赌，一晚上输100万美元依然情绪高涨。”（《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它使比阔气、讲排场之类铺张浪费的程度不断提高。“中国政府每年铺张浪费折算的损失在3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中国政府每年公用车费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2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主人公论坛》2005年9月8日）。它使黄、赌、毒、黑、邪，坑、蒙、拐、骗、偷等歪风邪气不断蔓延。“中国目前的卖淫嫖娼规模如此之大，恐怕早已超过‘性产业’合法的历朝历代”。“中国‘人口买卖’的规模，已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至于见利忘义、各人顾各人、见死不救，在公共汽车上歹徒当众强奸妇女，数十条男子汉眼睁睁地看着，连个屁都不放之类现象，更是古今中外所罕见。
（3）他们宣扬社会民主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极力干扰、破坏党的创新和建设。
谢韬大讲：“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理论，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辛子陵在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中大谈：“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这“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认为，“劳动者在商品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或劳动过程中所有的地位就只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企业或财富的主人。”（《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2期）
刘吉说：“所谓‘弱势群体’，一般也是落后生产力群体”（《中国改革》2006年第17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在中国社会的10个阶层中，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属于第8 、9 、10的最底层。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出，他们通过否定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等国的革命，完全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他们把列宁、毛泽东都打成修正主义者，这实质上是否定党的指导思想，砍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他们宣扬工人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落后生产力群体”，并且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人；同时宣扬私营企业主是“主导阶层”即起主要的、领导作用的阶层，说穿了是想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党演变成社会民主党即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社”和“资”谁能做到“三个代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认为“资”行“社”不行。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实质上说明的是，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国家用新自由主义搞垮了苏联，搞乱了拉美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正集中力量用它进攻中国。连美国的一家杂志都说，新自由主义教导人民“为了获得重生后的纯净与健康，你必须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被置于死地”。它在第三世界国家“绝无一例成功”（《哈泼斯》2004年第3期）。通过千方百计扩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来引发内乱甚至内战，是西方尤其是美日等国认为搞垮中国非常理想的战略手段。“戈派”鼓动搞新自由主义这一套，是不是积极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的代理人呢？
新自由主义是现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体系，用它来歪曲、篡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质上是在坚持“资代观”（资本主义代表观）。十六大党章把“三个代表”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因而坚持“资代观”还是坚持“社代观”（社会主义代表观），决定着改革的根本方向，决定着我们事业的成败。
针对新自由主义影响不断扩大的实际情况，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部署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刘吉却说什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文不对题的伪问题”（《中国改革》内部版，2006年第17期）。足见这位当年的“红人”是多么的嚣张。
（二）以改革创新为旗号演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四个坚持为什么会成为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为什么会成为立国之本？这是在于，四个坚持所坚持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把它规定为必须遵循而决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是为了防止以改革之类的名义来演变和否定它；把它作为立国之本，使之成为我们事业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才能保证改革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方向，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的巨大动力作用，才能使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真正成为衡量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分资改观和社改观的政治标准。正因为这样，“戈派”特别仇视四项基本原则，拚命加以否定和攻击。这包括：
——用假社会主义甚至公开用资本主义否定、取代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伟质问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什么还体现不出来呢？”（《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第63页）
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2006年9月9日对《德国之声》发表谈话：“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叫什么社会主义呀？讲得难听一点叫专制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
他们还说，我国以前搞的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刘吉，《中国改革》内部版，2006年第17期）。
“我们把斯大林模式写入宪法”（徐景安，《中国走向》第15页）。“中国内地过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弊端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皇甫平，《东方网》2006年12月20日）这是把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党的领导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都作为“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
高尚全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接着说“德国希特勒也搞过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内参评论版》2006年第24期）。这显然是把二者等同起来加以批判。并且，还把私有、私营、私享叫作“民有、民营、民享”。稍微了解一点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正是美国总统林肯提出并随之实行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可是高尚全却把私有、私营、私享称作“人民社会主义”（《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要反对“结构社会主义”，实行“功能社会主义”（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2004年12月）。意思是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学习时报》2006年11月13日）。他主张的实质上是不讲公有制占主体只讲市场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
“我们提出了一个体制改革的理论，并以此分析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张维迎，《走资本主义道路：竞争与中国的体制改革》第7页）
“选择社会主义原有制度的自我完善，那么我要说，中国已经作过多次尝试不解决问题”。“我们不得不补资本主义的课”；“由于历史条件，我们实行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徐景安，《中国走向》第45、61页）。
现在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全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欲人不疑必先自信，老这么挂羊头卖狗肉，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看不起你，怎么会对改革开放有坚定的信念呢？！”（辛子陵，《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第10页）
然而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这是连西方国家稍有良知的学者都承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写道：“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妄图用书本上的两句话来否定铁的事实，借口由于生产力落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里暗里推行“补课论”（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右倾教条主义者的僵化真面目。
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提高得不是太快，但这对于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正像一个穷家为了奋发图强摆脱困境需要勒紧腰带过一段苦日子一样。尽管如此，那时的生活不仅比旧社会好得多，而且在总体上是稳步提高的。让我们看一看一位农民是怎么说的：
我是1954年10月在山东农村出生的，兄妹两人，父母都是农民。首先我想说说农产品的价格，以小麦为例。1970年?1980年小麦的市场价格：从“0.35元／市斤”上涨到“0.38元／市斤”，物价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非常稳定。我想说的问题是农民在市场上卖掉一市斤小麦的钱，可以用来做什么？
我妹妹在1970年读小学一年级报名时，只须向学校交三毛钱（0.3元），当时只需交纳书籍费，没有学杂费，是真正的“一费制”。待到开学发书时，两门教材《语文》、《算术》的定价相加也只有两毛八分钱（0.28元），当初报名时多交的贰分钱还是被老师退给了每一个同学。0.28元就是当时整个一学期的费用，当时小麦的市场价是：0.35元／市斤。也就是说，农民只需要卖掉八两（0.8市斤）小麦就足够了。
让我们再看看当时其他内容的一些消费情况：柴油机灌溉或拖拉机耕地所需的柴油价格，每市斤是八分钱（0.08元），也就是说“1市斤小麦”就可以换来“4.38市斤柴油”；当时的公共汽车每次收费是伍分钱，也就是说卖掉“壹市斤小麦”的钱可以乘坐“柒次公共汽车”；当时的公园很多都免费，收费公园的门票也不会超过伍分钱；当时在电影院看电影，一张电影票只需“壹角钱”，也就是说农民卖掉“壹市斤小麦”就可以去电影院“看3.8次电影”。
当时一个鸡蛋的市场价是肆分钱，有人曾粗略地估计说：家里养上一只老母鸡，老母鸡所下的鸡蛋足够供两个学生上学的费用。这话不无道理，我兄妹两人从小学到中学的费用，基本上就是靠我母亲所养的几只老母鸡下蛋，这些鸡蛋所换的钱，除了供我们兄妹上学外，还要供应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之需。
再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农产品的价格，同上，看看卖掉一市斤小麦的钱都可以用来做什么？再看看养一只老母鸡可以供应几个学生上学？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本帐，无须我再一一列举。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究竟是谁在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究竟是谁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当时的农民虽然还须向国家交纳爱国粮，虽然还没有免交农业税，但是农民当时的生活负担要远比现在轻松得多！虽然当时的物质财富没有现在丰富，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国家主人翁！
从网上看，从周围人看，多数老百姓特别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虽然“穷”，但感觉幸福、踏实，过得有奔头。这其中原因很多，有理想，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少，不受当官和有钱人的气，人人相对平等，但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真的很“穷”吗？
4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那时的人们享受着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这些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以现在为参照，一个家庭的这三项福利是整个家庭除吃喝以外的总收入的2.8倍！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的人们享受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其中义务教育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不但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那么，这些无形的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我大概算了一下，可能不太准确，只供参考。
公费医疗：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人年均医疗消费支出为1434元，按平均每户4人计算（毛泽东时代一个孩子的很少），每户年均4302元，1964年人均寿命75.85岁，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为75.85×4320＝435046元。
义务教育：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户年均消费教育支出5510元，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5510×75.85＝417934元。
福利住房：80年代，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6平方米，均价按3000元／平方米（还不算维修等费用），每户一生按1.3套房子，户均1.3×3.6×4×3000＝56160元。
三项共折：435046＋4179345＋56160＝909140元！
也就是说，每户家庭一生所享受的这三项福利91万元！
家庭收入：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一就业者收入为10009元，剔除就业者生活费后，其年均节余5800元左右，每户家庭按1.6个就业者，每个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为35年算，每户一生平均节余5800×1.6×35＝324800元。
每户家庭一生的三项福利是一生所攒钱的909140÷324800＝2.8倍，也就是说攒一辈子的钱还不够毛泽东时代的这三项福利！
毛泽东时代真得像有些人说得很穷吗？这么穷还让老百姓享受这么高的福利？
毛主席去世时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以上数据仅仅是家庭内的福利，还不算国家工业由一穷二白至第六工业强国，包括两弹一星等等！（《搜狐网论坛》，2007年1月10日）
还要看到，中国的贫穷有历史积淀的原因，有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屡次入侵掠夺、破坏的原因，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比较短的原因，等等。而资本主义现时的物质发达，则是其文化、历史、经济制度、通过战争掠夺毁灭别人壮大自己等等的综合结果。然而，在“中国戈派”那里，中国不但是贫穷的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西方不但是富有的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唯一因素导致的。这简直是最大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此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其用心实在是太歹毒了！
“功能社会主义”只讲功能、作用，不讲制度的本质特征，势必把社会主义问题搞乱。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因而不能笼统地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生产力也在发展，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国两制”吗？
把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连高尚全的助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也觉得说得太露骨了。他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我们还必须坚持，如果这一原则都不坚持，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就基本没有区别了”（《改革内参评论版》2006年第27期）。
高尚全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多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明明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建立国有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消灭私有制；明明知道人民当家作主和共产党执政下的公有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却把我们一直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来坚持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和德国法西斯一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可见其阴险到了何种程度。
把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十多个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统称为“斯大林模式”加以全盘否定，是“中国戈派”惯用的手法。尽管这些国家的具体体制程度不同的有需要改革之处，但由于基本制度具有优越性，仍使经济发展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社会主义国家1960至1985年为6%；私有制国家1960至1970年为5%，1970至1975年为3.6%，1975至1985年为4.7%。
被称为仍在坚持“斯大林模式”的古巴，总体上的发展相当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詹武说，据阿根廷新闻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张卫中2006年5月13日和8月22日报道，古巴2005年尽管经历了能源短缺、干旱、飓风和美国更加强化的经济封锁，但当年经济增长率为11.8%。2006年头4个月增幅达12%。而且这种高增长，是在不依赖吸引大量外资、也不大量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依靠本国人民力量自力更生取得的。并且，多种效益俱佳，还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被认为“一直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更愿意保留苏联时代的国有经济模式”的白俄罗斯，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至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6%”，2005年则升为增长9.2%。
反之，有资料显示，仅在俄国最初实行私有化改革的5年中，即“从1992至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国民经济倒退了近20年。”私有化改革使国家遭受的损失在绝对程度上比卫国战争时期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使苏联遭受的损失大10倍。现在俄罗斯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集中在1%的富翁手里，而80%多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幅度下降，至少70%的人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有4000多万人（全国人口为14800万人）。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7岁。此外，还有国家分裂，内战不断。一个在经济上、军事上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下子沦落为一个连二流国家都不如的衰落之国。就连被人们称为“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的盖达尔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是‘官员将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占为己有合法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 美国经济学家科兹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苏联的强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苏联经济90年代初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近十年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老百姓在十月革命后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少数蛀虫侵吞。”
由苏联分裂出去的十几个国家，情况与俄罗斯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不如俄罗斯。乌克兰私有化以后，失业者达数百万之多，占工人总数近一半的人出国打工谋生。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职工收入每月低于100美元，农业工人每月不足70美元，并且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已成为普遍现象。
事实胜于雄辩。在正反两方面铁的事实面前，“中国戈派”完全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客观真理，公开宣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宣传“补课论”，这能骗得了谁呢？
——用假人民民主专政甚至公开用资产阶级专政，来否定、取代人民民主专政。
“暴力革命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破坏主义，以暴易暴，打倒一个旧皇帝，打倒一个蒋介石，出来一个新皇帝，新皇帝更历害。”“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历害”。人民民主专政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李锐，《德国之声》2006年9月9日）。
动乱精英刘晓波在海外讲：“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间的自觉，需要自发的持续的且不断壮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也就是说，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不追求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是通过渐进的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
“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不仅应成为“主流价值观”，而且要“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刘军宁，《南方周末》2006年12月8日）。
谁“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谁“就属于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刘吉，《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22日）。可见在刘吉看来，我们党和人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进行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就成了“敌对势力”。
吴敬琏说，由于“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还说，“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旗帜文萃》2004年1月号）。人所共知，这种宪政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改革实质上就是变人民民主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知名学者鄢烈山发表在2006年4月18日《杂文报》头版的文章说：“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给人民大众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加以恶毒攻击和反对，说明他们骨子里是主张“精英民主”即精英专政，反对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民主专政的。
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威胁道：“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第37页）这是公开煽动要用和平演变或暴力两种手段，推翻人民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列宁之所以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毛主席之所以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道理就在于，离开了它，政权马上就会被敌对阶级夺回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即就会丧失。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社会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导致了党垮台、国解体，就是明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连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不懂的庸人；把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当作进步潮流，不是十足的右倾幼稚病，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用假共产党甚至公开煽动用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来否定、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许耀桐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体制。具体地说，就是撤销政权系统中的党组织。”（《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年第2期）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党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是反对的”（李锐，《德国之声》2006年9月9日）。
“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应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茅于轼，《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去年3月4日的“新西山会议”上，不仅大讲共产党非法，胡锦涛的职务非法，必须实行多党制，而且突出强调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可见他们很明白，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中国戈派”夺取政权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他们为了否定和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特别重视改变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这个关键问题。
流亡美国的自由化分子胡平在《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中说：“民主就意味着政党轮替，民主就意味着领导权的开放竞争”。“中共一方面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把民主的公认定义和标准撇在一旁而自己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这实际上是否认民主的普适性，也就是否认民主本身。”胡平的上述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集中为一点，就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体现“民主普世价值”的唯一模式，以是否接受和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制度模式作为判断标准，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吴敬琏在向2006年9月25日召开的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实施宪政民主制下的法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著名法学家”江平也在这个会上说：“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宪政的社会主义。”
“新西山会议”认为，鉴于现在到了“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当务之急是“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通过“颜色革命”夺取领导权。联系贺卫方所说胡锦涛的职务非法；《中国改革》主编新望所说“现在这种反对市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政府（广义的政府）”；张维迎所说“现在是绝不允许你犯错，你可以不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红旗论坛》2005年1月7日）；张曙光所说“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辛子陵所说“经过一次大的动乱，中共（包括半途而废的改革派和顽固不化的‘左派’）将像苏共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给中国共产党新的理念和新的生命”，不难看出，他们是在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改革”的潮流为借口，鼓动叶利钦式的人物夺取最高领导权，从而达到否定和取代共产党领导的目的。
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7月号发表社论，希望共产党“开党禁”，“最后和平体面地退出政治舞台”。并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真正等待的是共产党自己来掘自己的墓”。
逃亡到美国的民运骨干王丹、王军涛等为了配合“宪政改革”，成立一个“中国宪政协进会”，并建立了网站，宗旨就是“利用各种形式，发动各种力量，制造各种条件，推进中国大陆和平开放转形为宪政民主国家”。
他们主张“宪政改革”，即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由宪法规定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模式，一条重要理由，是这样才能遏制腐败。但事实是，苏联东欧国家实行多党制后，腐败更加严重了。俄罗斯已经多次公布民意调查，认为现在青年人的爱国心、责任感、敬业精神和道德水平，远远不能同他们的祖父一辈、父亲一辈相比。而在古巴、朝鲜、白俄罗斯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腐败现象则比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少得多。
2006年11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用了一天时间集体观看8集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观看后，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学忠谈到，苏共垮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主要出在党内。最根本的原因是，背离、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放弃了党的领导。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戈尔巴乔夫更是把宪法都修改了，否定苏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否定苏共在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最终是自取灭亡。他的话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用假马克思主义甚至公开用资本主义理论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解决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实际问题上，应当休矣”（《中国改革》2006年第9期）。
他们还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李锐，《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
上海“著名历史学家”朱学勤谈到，唯物史观是“人吃人史观”。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放弃了五个社会发展阶段”，体现了“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是“很大的成绩和进步”（《南都周刊》2006年10月10日）。
“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茅于轼，《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
“没有必要在个人生活的层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学习时报》2006年月12月18日）。
“马克思理论的矛盾；既说资产阶级好，又要消灭资产阶级”。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能丢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就错了”（辛子陵，《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第1页）
过去“指责人家（指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当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还当作神物供养着？当作旗帜高举着？”（谢韬，《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还有一些人，采取更隐蔽的手法宣传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是全世界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正是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之一，就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直把自由、公正、相助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之类价值观念，是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概念。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时取得的成就。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为了通过民主社会主义使苏联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便把社会主义概括成这样一些价值观念：“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同时宣扬：“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转引自徐崇温同上文章）。可见他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并要为之奋斗的。这样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吗？
事实上，不同社会里有不同含义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没有一种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统一的价值观。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也会赋予这些概念以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网络上报道，胡总书记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毛泽东旗帜》2007年3月9日）这实质上是要求我们抵制和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周新城说：“西欧有的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执政几年、几十年以后，自己也承认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很快就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一事实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它是资本主义，只不过主张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第2页）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反对民主社会主义，说穿了就等于自我演变。
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伟大真理。“戈派”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胡说八道。因为它带来的是国资大量流失、腐败大量增加等和平演变危险的不断增大。要说倒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过头去搞数千年前就存在的私有制，才是真正的倒退。这种倒退，只对极少数人有利而对绝大多数人有害，所以才是真正的没有出路。反对演变，拨乱反正，才有出路，才能进步。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人民的这种怀旧是倒退吗？”他说：“第三世界人民怀享有本国主权、民族独立的旧。苏东人民怀没有失业、倡导道德高尚、平等地享受物质文化福利的旧。无所不在的怀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全球倒退的铁证”。“人民的怀旧正在成为历史进步的垫脚石”（《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
（三）抵制、反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于光远等人就大肆宣扬“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那一套。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则极力宣传为了发展生产力甚至为了把经济指标搞上去便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这样以物为本，以至发展到以钱为本；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而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就逐渐把发展是硬道理演变成GDP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成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由于一切事物都有个如何发展的问题，一切发展都要靠发展观来指导，所以这种以物为本，片面、失衡、不可持续的庸俗发展观，必然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周瑞金很清楚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已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突出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但他却仍大讲：“‘效率优先’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同时，宣传“‘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改革不可动摇》2006年3月13日）。
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公开批判“有人要以其他发展战略来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2005年9月19日）。
高尚全、盛洪等人前几年便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散布，现在是处在“暖冬中的寒日”，有些人在“用发展压改革”。
刘吉最近在《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一文中大讲，近几年“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造成了一个20多年改革开放有问题，方向错了的社会心理状态，结果社会不是和谐了，而是引向对立；人气不是高涨，而是低沉愤懑”。“采取了一些措施关心弱势群体，使国家和民间建设的投资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最近，他则更赤裸裸地狂喊：“目前的社会差距是好事。没有差距社会怎么有动力呢？”（《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
显然，这是对根据以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原则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否定。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首要的就是“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当代中国发展新理念》第2页）。我们知道，“一元主导”，就是经济上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政治上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否定了它，就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就谈不上事业的科学发展，这当然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正确理念。
资改观、资代观、庸俗发展观，是民主社会主义即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革、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反映，所以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必然是全面的、根本性的。
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的空气、水等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健康和社会成本。这样一来我们的发展便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靠我们健康的、廉价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带动了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损害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包括统领改革，就是要防止把极少数权贵的利益作为改革的目的、动力、标准，而保证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真正成为改革的目的、动力、标准。张文木教授认为：“所谓‘效益’的立场，实质上就是资本的立场、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驭。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驭，中国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2007年3月8日）为什么这几年一些群众对某些改革措施有意见呢？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一些同志在对“涉及到群众利益的改革”和“涉及到权贵利益的改革”的态度上“落差”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改革在怎么对待“群众利益”和“权贵利益”这个问题上，必须真正地体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注意体现在对“权贵既得利益体制改革”的攻坚上。

一个改革措施导致的同一结果，对于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检验标准）来说，成功与否是有截然不同的结论的。就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来说，出现今天这种结果（作为发展中国家中人均收入中等偏低水平的中国，大学生学费却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得多），如果抛开目的来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也说不清。教育部的一位高官在为教育产业化改革辩护时说：“没钱就不要读清华北大”。这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国家的全民教育方针引向精英教育路线，让有钱的人接受教育，继续成为强势集团成员；没钱的人就只能永远做“弱势集团分子”。这样联系目的看实践，就看出问题来了。
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往往以权力作资本，以个人利益为导向，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参与改革、改造改革。这在农村被称为搞“干部资本主义”，在城市则被称为搞“权贵资本主义”。前面提到的深圳一些老领导在看完《居安思危》后还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可是有些政府官员是一门心思地站到资本家一边，并且振振有词。有些官员就是让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边成了第三等人，没有权益。普遍的问题是根本就不跟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对此竟不管不问。”这样下去，怎能不使改革变质呢？“真正犯众怒的是，‘精英’们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医院做阑尾，后来却发现医生竟然乘机偷偷割了你的肾拿去卖发了大财，那你愤慨不愤慨？如果你的这种愤慨被说成是‘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自己没本事却敌视成功的人’，那你会作何感想？”（黎阳，《》，2007年3月11日）
有些学者说，一些权贵在改革中不断“自我觉醒”，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多种领域，并极力按照自己的逻辑架构“新体制”。例如，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它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使“化公为私”到“化私为公”的循环进入加速阶段。近几年中，在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它的疯狂性展露无遗。与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相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出口，而对推动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1%。如此巨大的差距，说明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体制性循环障碍。
这种体制，实质上就属于庸俗发展体制。我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就要大力改革这种庸俗发展体制。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更在于这种体制本身是否就是造成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能不能把这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作为改革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庸俗发展体制正是“百病之根”。不把革除这种体制作为改革的关键性环节来抓，是谈不上树立科学发展观的。
有的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过去我们吃的是窝窝头，现在天天吃大米白面，这不证明庸俗发展观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吗？”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但问题在于，这些大米白面是怎么来的。就拿借债来说，前些年引进外资5500多亿美元，合人民币47000多亿元；再加上都可数以万亿计的股票、债券、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质上“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元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月12月7日）。就是说，全国男女老少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的债。这等于说，20年来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都是借来的；今后10年每人每年要还1000元的债。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乱子就出在债台高筑上，我们万万不可上“戈派”的当，盲目大量借债，寅吃卯粮，“断子孙路”。否则，是后患无穷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