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拉美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和趋势，可大致分为“外向—内向—外向”三个主要阶段。

△巴西里约热内卢

第一个阶段，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时期（19世纪初纷纷独立至20世纪30年代）。

此阶段拉美地区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拥有了独立的外交及外贸自主权，能够直接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导下，借助彼时贸易自由化的全球政策环境，拉美地区依据比较优势原则进入国际市场，主要出口资源为密集型初级产品，同时进口工业品。

在这一发展模式下，拉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也实现了城市经济和早期工业的发展，形成了高度集中于有限种类初级产品的出口模式，并进而形成了相对单一且区内各国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模式。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拉美地区经济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外部脆弱性日益突出。同时，在出口方面与国内生产之间传导不足的情况下，拉美出口方面的生产率提高并未产生足够溢出效应，在外国制造品涌入的情况下，对地区本土工业化形成一定抑制。

第二个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

“大萧条”后世界经济低迷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贸易萎缩，拉美地区前期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的弊端显现，其出口受阻，发展进入停滞阶段。50—60年代，“依附论”与拉美本土的发展主义理论的影响日趋扩大，促使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地区开始“向内转”，期望通过以国产制成品替代进口品，实现工业化，从而改变自身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外围地位，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

在对外实施高关税壁垒保护，对内采取产业扶持和国有化的多重政策之下，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全面推广时期，促使拉美地区工业和第三产业均实现飞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出口的升级与多样化生产，地区出口中制成品比重明显上升，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基本上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拉美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两大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一是“小政府”支撑雄心勃勃计划下的“大支出”，导致财政赤字持续扩大；二是初级产品“小出口”支撑资本和技术“大进口”，导致贸易赤字不断增加。两大赤字下，拉美形成了举债发展模式。同时，地区不少国家存在国内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生产部门互不衔接配套的弊病，且因城市化加速和农业部门萎缩造成的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加剧，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社会问题日渐突出。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第三个阶段，新自由主义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举债发展模式增大了拉美外部风险敞口，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欧等国遭遇经济危机，为控制通货膨胀率而快速拉高货币政策利率，促使拉美多数国家的偿债成本陡然上升，最终演变为地区性的债务危机，将拉美拉入第一轮“失去的十年”（1981—1990），也即经济低迷，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叠发的时期。

为获得国际援助以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初期被迫采取新自由主义改革，随后逐步主动推行外向化改革。一是经济自由化，进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改革，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对外资进入的壁垒，放松金融管制；二是私有化，出售国有资产，大幅裁减国有企业工人；三是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强调通过市场和价格配置资源。经过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推行，拉美地区经济发展进入恢复阶段，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抑制，经济稳定性也有所改善。在21世纪初期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中，拉美再度获得有利的市场时机，取得了阶段性经济增长。

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也酝酿了地区发展的潜在风险。一方面，过度开放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没有相对应成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加剧了地区金融脆弱性，致使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汇率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地区屡屡爆发。另一方面，社会发展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改革，未能适应地区中产阶层扩大后产生的新需求，部分国家、部分领域的“福利赶超”与社会投入不足并存，这使得地区减贫绩效不稳定，多数国家社会贫富差距居高不下，社会冲突日益加剧。这些风险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失速、失序而再次爆发，在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中更是进一步放大，拉美近期再度陷入经济增长缓慢的窘境。

△墨西哥城市景观

拉美地区在若干历史时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成就，但一直面临着诸如社会发展不平等、经济外部依赖性强、政治和经济制度脆弱等挑战，未能实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实力的稳定和持续性提升。若这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拉美很难实现长期且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节选自《领导文萃》2025年2月下“高端访谈”栏目《拉美地区发展演变与前瞻——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岳云霞》

特约记者 | 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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