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历史教科书一直告诉我们，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柳条沟。其实，这是错误的。

近几年来，有人专门做了考证，这柳条沟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叫柳条湖。

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关于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真实情况可能和我们以前教科书上看到的事实略有不同。

北大营，座落在沈阳城北面四公里处，这个北大营修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有感于奉天乃清朝“肇兴之地”，为加强对沈阳城（当时称奉天）的防务，倡导修建了北大营。

1931年9月18日夜里，北大营住着东北边防军的精锐第七旅6000多名官兵。这天晚上，皎洁的月光，如银辉一般洒落在大地上。秋虫哀鸣，万籁俱寂。

距离北大营七八百米处，有一个地名叫柳条湖，附近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红高粱。在这片红高粱地旁边，有一条铁路线，这就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

在这条铁路线附近，这些天日军一直在进行军事演习。日军的演习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一直在持续进行，至少已经进行了五十多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进入当年九月份以后，这种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而且由原来的空弹演习，逐渐发展为真刀真枪的实弹演习。

附近的中国军民已经长时间习惯了日军这种虚张声势的军事演习。反正日军演习他们的，中国军民日常生活依然照常进行，似乎谁都不妨碍谁。

或许这正是日军想要达到的目的：麻痹中国军民，让中国军民完全丧失警戒之心。后来的事实也的确证明了日军的狼子野心。

1931年9月18日夜10点20分，沉闷的爆炸声在附近响起，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放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过了几分钟以后，日本军队张牙舞爪扑向东北边防军北大营。

睡梦中的第七旅官兵被外面的枪声炮声呐喊声惊醒。他们在惊慌中从里面跑出来查看情况，才知道大规模的日军向北大营冲杀过来。他们慌忙向值班军官报告，值班军官立刻想办法联系第七旅旅长王以哲。

旅长王以哲这天夜里不在军营。值班军官无奈，只好直接打电话向沈阳城中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驻扎在北大营的官兵现在究竟该怎么办，是抵抗还是撤退。

这件事实在太大了。荣臻潜意识中感觉到事态严重，不敢擅自做主，便急忙打电话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荣臻被告知，张学良正在陪着英国公使一起看京剧，暂时联系不上。

面对这种危急事态，荣臻心急火燎，但又无计可施。可是，事情不容许他犹豫不决，北大营的几千官兵还在等待他的决断和他的命令。于是，荣臻脑海里浮现的是张学良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的严令。于是，荣臻着急慌忙给等待消息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命令：“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这时候，住在北大营军营里的官兵，大多数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官兵们有的急急忙忙冲向军械库找武器，手里有武器的利用附近障碍物抵抗冲进来的日军。因为大多数人手里没有武器，只能眼睁睁被日军开枪打死，有的士兵甚至在睡梦中就被打死了。

接到荣臻的命令以后，大多数士兵往大营外撤退。但是在混乱中，有的拿到武器的士兵不愿意执行命令，依然在抵抗冲进营房的日军。日军增援部队越来越多。很多东北军士兵被打死。

东北军官兵们当然不明白，其实向北大营扑来的日军人数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他们不明白，这些以前经常见面的日军为什么要突然攻击他们。他们还有一点不明白，面对这些敌人，上司为什么发出这种古怪的命令。命令不是让他们抵抗，而是让他们离开军营逃生。这些本该保家卫国的军人，在上级的奇怪命令下，莫名其妙地成了逃难者。但日军并不理睬这些向他们表达和平的军人，而是冲进军营，见人就杀。

王铁汉团长的620团没有能够及时接到撤退命令，面对毫不留情的日军，他和他的部下士兵只能进行自卫性的抵抗。这也是这天夜里在北大营里中日两军最激烈的交火行动。

19日凌晨接近6时的时候，日军占领北大营，第七旅官兵付出阵亡149名、伤173人的代价后，撤退到了东大营。不过，东大营随后也被日军占领。

后来赶到的王以哲旅长，只好穿着便衣带着这支被打残的部队辗转到了锦州。

一夜之间，北大营及张作霖号称最大的兵工厂、炮厂、火药厂及仓库中封存的十五万支步枪，三百万发子弹，二百五十门重炮，十万发炮弹，全部成为关东军的战利品。此外，日本关东军还占领了飞机场，缴获飞机170架。

紧接着，日本关东军占领了奉天（沈阳），这就是震惊中外“九一八事变”。

就在九一八当夜，参与这场阴谋的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18日晚十时半许，暴涙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半小时以后，他再次发了一个电报，继续撒谎：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机枪野炮，日军兵少，陷入苦战。

旅顺，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接到报告以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与会参谋们大多参与了九一八事变阴谋，他们立刻纷纷表示，关东军应该必须立刻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强烈打击，着手占领东北所有军政中心和战略要害。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这位曾经长期担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的老牌军国主义者，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些部下的建议，下令关东军立刻全面投入作战。就在当晚，本庄繁就把他的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动到沈阳，以方便就近指挥作战。

在北大营遭遇日军攻击的同时，日军第二师团第29联队向沈阳发起了进攻。第二师团主力则袭击沈阳的督军公署。他们遇到的抵抗非常轻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次日清晨六点半，日军占领沈阳内城，控制了各政府机构、警察所、通讯设施。北宁路车站也被占领，掐断了关内关外的交通。

和沈阳遭遇同样命运的南满铁路沿线的大小城市，一夜之间，就全部轻易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出乎意料的顺利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原先的预期。一个主权国家，一夜间失地千里，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事，同时也是中国军史上的奇耻大辱。

如今，在沈阳竖立着一块纪念碑，名为“残历碑”。碑上的累累弹痕中镌刻着一个醒目的日期：九一八。近多少年来每到这一天的夜晚，沈阳上空便会响起尖利的汽笛警报声。

与此同时，每到九一八这一天上午，全国各地都会响起尖利的汽笛警报声，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牢记历史，和平安宁的日子并非凭空而来，我们要时刻牢记，上世纪1931年九月十八日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