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满二十，肩膀还没被扁担压出硬茧，揣着一纸调令，踩着没膝的雪进了山。林场的老场长搓着手叹口气，说后山的瞭望哨就一间屋，前阵子守哨的老林摔断了腿，眼下就剩她一个女人家，让我搭个伴，夜里也好有个照应。

　　

　　她比我大五岁，男人前年巡山时被黑熊叼了去，肚子里的娃没保住，一双眼睛熬得通红，看人时总带着点怯生生的警惕。木屋就巴掌大，中间拉了道粗麻绳，挂着块发黄的旧床单，算是隔出了两个地界。她睡里侧，靠着堆得半人高的柴火，我睡门口，铺着硬邦邦的麦秸。

　　

　　头一夜，山里的风跟狼嚎似的，拍得木屋的窗棂哐哐响。我听见她在床单那头翻来覆去，时不时咳嗽两声，带着点压抑的闷响。我想开口问问，又想起场长的叮嘱，说山里的寡妇心细，最忌讳旁人瞎打听，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夜里要轮着起来查火情，我攥着巡山棍出去时，看见她的棉袄搭在绳上，袖口磨出了毛边，补丁摞着补丁。回来时，却见炕沿上放着个豁口的粗瓷碗，里面盛着滚烫的姜汤，冒着白蒙蒙的热气。她背对着我，正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映着她单薄的脊背，像一截被雪压弯的松树。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她懂山里的草木，认得哪些蘑菇能吃，哪些野果能解渴，巡山时总走在我前头，手里的砍刀削得飞快。我则学着劈柴、修栅栏，把漏风的窗户糊上油纸。有人从山下上来，看见我俩进出一间屋，眼神里就带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有天傍晚，场部的通讯员送来报纸，顺带扯着嗓门喊：“有人说闲话，说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成体统！” 这话像块石头，砸得我俩半天没吭声。夜里，她突然开口，声音轻飘飘的：“要不，你跟场长说说，换个人来吧。” 我攥着手里的麻绳，指节泛白：“换什么换？身正不怕影子斜，咱俩行得端做得正，怕什么？”

　　

　　她没说话，床单那头传来细碎的抽泣声。我这才知道，那些闲言碎语，早就在她心上划了一道道口子。

　　

　　那天后，我俩反而更默契了。她依旧会在我巡山回来时，递上一碗热饭；我也会在她咳嗽时，默默给她的柴火堆添上两把干松枝。麻绳上的床单，依旧挂着，却好像没那么碍眼了。

　　

　　开春的那天，山里的雪化了，溪水哗啦啦地淌。场长派人来，说要调我去山下的苗圃。我收拾行李时，她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个用桦树皮编的小筐，里面装着晒干的山野菜。“拿着吧，”她低着头，声音有点哑，“山下的菜，没这么香。”

　　

　　我接过筐，想说些什么，却看见她眼角的红。

　　

　　车轱辘碾过山路的石子，我回头望，看见木屋门口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黑点，融进了漫山遍野的新绿里。后来我听说，她还是守着那间木屋，再没跟谁搭过伴。只是每逢开春，瞭望哨的门口，总会晾着一筐晒干的山野菜，像是在等谁，又像是在守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