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时的贫下中农

想起儿时的事，就不自觉地想到“贫下中农”这个称谓，因为在这个成分段的人就是属于根红苗壮，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地富，这可是要受到管制，是专政的对象。　　

贫下中农那时是当家作主的，民主公开是落实在行动上的。社员评工分，需要多数贫下中农同意，地主富农的意见不行；推荐上高中、中专、大学，得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入党、当选生产队干部，出身一定是贫下中农；入伍当兵，中农的要控制比例，地主富农连想都别想，总之，贫下中农是社会的主人。　　

当时村里的贫协主席叫郭勤民，五十开外的年纪，中等个，人挺随和的。父亲说他十五岁当兵时，是郭勤民送他到部队的，父亲所在部队在唐山整编，又是他和伯父一道来唐山看望父亲的。所以父亲对他很亲近。要是轮庄稼辈，父亲跟他妻子叫二姐，和他们还连着亲，我叫他二姑父。　　

二姑夫家七口人，他们是第十二生产队的，有两间房子，是六奶家西邻，二姑家的生活不富裕，大闺女出嫁了，二儿子当兵去了（大儿子因家庭困难生下来没几年就去世了），老三在生产队务农，四儿子和小女儿（乳名小鱼儿）在上学。听六奶说，二姑在怀着小女儿小鱼的时候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下小鱼儿就没有奶，小鱼儿是喝着粥米汤长大的。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不像现在亩产千斤左右，一般的亩产四百斤就算多的了，在那时有个提法，就是粮食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上纲要”粮食要达到亩产三百斤，“过黄河”粮食亩产要达到四百斤，“跨长江”粮食亩产要达到八百斤。刚解放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农业科技不发达，农作物种子都是一年一年往下传，有的就出现退化，尽管农民尽量把持选中的饱满，但还是不能解决产量问题。产量低，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加上孩子多，生活水平低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所熟悉并经常在一起玩的是老四，他比我大两三岁，属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类的。家里的钥匙是经常挂在脖子上，每天放学必是挑一篮子菜，回家后先是把米淘好，放在锅里放好水，用火烧开，而后把挑来的菜切好兑上讨米泔水，就去喂猪。吃晚饭才能出去玩一会儿。　　

二姑父在家里帮二姑干不了多少活，天天都在大队里忙，主要是一些事务上的事，比如召集开会，协调事务什么的。二姑父的人缘好，不管是大队书记，还是民兵连长，只要大队干部分付他什么事情，他都会认真去做。记得那时七零年的夏天，我没事都大队部去玩，恰巧二姑父通知生产队队长开会，我在那儿看着他打开扩音机预热就问他干什么，他告诉我要召集生产队长开会，我说我要帮他在广播里说，他没考虑什么就同意了，当二姑父大开广播键时，我突然喊了句沙家浜刁德一的一句台词“不准开枪”，之后向二姑父作料一个鬼脸。对我的恶作剧他没有堤防。听到我的搞恶，在外边玩的孩子们跑了进来要看个究竟，这时的二姑父并没有生气，只是顺手又关了广播键，而后把他那双带有厚茧的大手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待有爱抚地说了句“嘎小子”，看到二姑父的宽容，我感到做错了事情，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那时贫下中农执行上级的指示从不打折扣，有时可以说是近乎盲从。就说每年秋收抢种冬小麦，公社下达播种亩数，而后大队下达到生产小队。指标下达后，夏季播种的作物还没熟透，明知要减产，但上级下了指示就坚决地收割，当然与平时收割不同的时他们会把庄稼连根跑掉，而后立着堆放一遛，好让未熟透的庄稼自己渡上一个时间，以把损失降到最低。到了冬季，上级说大干冬三月。好了，贫下中农冬天就把冬闲变冬忙，积肥的、平整地面的、送粪的，地里是红旗招展，村里是热火朝天，那干劲、那精神面貌现在看不到。　　

那真是个火红的年代，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对没有儿女的社员实行五保户，这对刚从旧社会走过的贫下中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千百年农民的夙望，无后顾之忧所焕发出的干劲是无限的。有的起早拿起自家的大扫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等社员们一起来，发现街道干净了；有的拿起粪叉，天不亮就把社员家的圈粪起了出来，清早一问不知是谁干的，想感谢都找不到人；有的积极要求到最艰苦的海河工地，一去就是三四年；就连下地从地里检到一个高粱穗都不忘送到生产队的场里。　　

大黑坨村没有太大的地主，那些地主富农大多是土财主，在农忙时也跟着雇工干活，吃饭是家吃什么给雇工吃什么，贫下中农与地富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据老年人说划分成分、土改、平分等阶段，是严格按照政策进行的。由于贫下中农读书少，思想比较偏激与狭隘，在事上爱打小九九，以至于把别人也害了。九队有一个叫赵印中的，家是地主，念中学的时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了八路军，抗战胜利后他已是营长了。从求学到抗战胜利已是十几年没回家了，1946年他请假带着警卫员骑着马回到了阔别的故乡，到家后同族的兄弟一看，就说咱爷这辈就没他爷有出息，到了咱这辈他又当了官，不能叫他压着咱们，几个没出五府的同族兄弟一商量，竟以贫协的名义给部队写了一封举报信，说赵印中回家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部队接到这封举报信一看，这还了得，不容赵印中解释就对他进行了组织处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见赵印中双开，他的堂兄弟倒是挺开心的，赵印中的前途就这样被葬送了。不过赵印中回家后并没和他们计较什么，相处得还是和睦。1980年的时候赵印中的问题得到公正处理，部队按副师职待遇给他办了离休。　　

在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的一篇“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他说贫下中农“自私自利、为一个工分打破头”的是有的。但拿这一点说事，未免太偏激了。从潘晓心理上来说，只不过是他下乡冲动之后，对农村乃至对农民的一种鄙视，他压根看不起贫下中农。他是想逃脱农村，但是他走不了，属于急火攻心把怨恨都泼在贫下中农身上了，如果他真是卫道士，为什么不把他那“良好的道德”传授给贫下中农，还用得着在报上痛哭流泪的对上山下乡说三道四，对贫下中农指桑骂槐呢？贫下中农的纯朴、宽容、善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又理解多少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的诞生是贫下中农用生命换来的，为了土地他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打跑了国民党，建立了工农政权，从此贫下中农当上了国家主人。在艰苦的斗争中，贫下中农养成了坚强的执行力，党号召什么他听什么，从抗日战争，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再到抗美援朝，他们为了理想中的美好生活，舍弃小家，儿子上战场，他们在家支前；孩子牺牲了，又把小儿子送去参军。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更多的是行动支撑着自己的理想。　　

在九队有一个被人们称为“红管家”的赵印成老汉，1946年把不满18岁的独生子送到部队。在减租减息、土改斗争中，在平分、成立互助组，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他的身影都留在了为大伙操劳上。用他老伴的话说：“自打来了共产党，家的活他就没干过，公家的活没拉过。”　　

公而忘私、公私兼顾这在农村是常见的。人民公社的社员很少因家里的事不出工。那时候集体活动多，学文化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组织农田改造突击活动，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不批准，写请战书的、闹情绪的都有。就说根治海河，一到冬季青壮劳力都申请参加，村里选好后报到公社，而后按连排班编成，组成突击斗，那干活场面个个都像小老虎，场面激烈、热烈、活泼。九队有一个叫徐殷刚的社员，在大跃进年代，为响应党的号召十七岁就投身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他向党支部写下申请，要求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每天加班加点，小伙子积劳成疾，他仍然坚持“轻伤不下火线”，长时间的体力透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有人说他“傻”，他却说“我愿做为祖国建设出力的傻子”。　　

当然，忙里偷闲搞点小副业，弄个恶作剧的也有。九队有个叫“各色”的小伙子，喜欢打个鱼摸个虾而后卖个钱，那时虽然割资本主义尾巴，只要不在农忙时买就行。一次他到胡家坨村买乌虾，正好碰到公社税务部门的，就把他的乌虾按市价拍卖了。这家伙没好气，第二天就找些白薯渣滓对上些乌虾，又到胡家坨村税务所跟前买，结果又被拍卖了。由于拍卖的价钱都比副食商店的便宜，来买的人也多，大家一看又是他，认识的就说：“各色邪，昨天的乌虾不错，今天又送来了。”他乐呵呵地一边应酬一边给他们称“乌虾”，等买完了，他高兴地骑上车子和大家摆摆手说：“叔叔大爷，今天的和昨天的不一样，你们到家吃好白薯渣去吧”，这时大家才知上了他的当。过后这就成了一段笑话。　　

贫下中农在关键时刻是敢于挺身而出的。1975年秋假，生产队的劳力都去抢收抢种去了，队长叫我、赵福安、谷连强和副队长谷相信跟着烧窑。烧砖窑是一个又苦又危险的活，窑住火以后，要在窑的顶部做一个盆状的蓄水池，而后注上水，浇水慢慢地向下渗，这时已经烧红的砖遇到水就急剧降温，到一定时间红砖就变成青砖，这个注水过程大概三天，如果顶部的盆状蓄水池漏水，水大量流入窑中遇到烧红的砖就会瞬时产生大量蒸汽，砖窑可崩塌。那天我们做好蓄水池，就开始向上担水，就在蓄水池的水快满时，险情发生了，只见在蓄水池中间的地方出现了漏点，这是最危险的，因为中间的地方漏水水可直接漏到窑的中部，中部温度高达一千多度，闹不好窑可瞬间崩塌。这时顺着漏点喷出的水蒸气高达一丈多高，谷相信见状大声喊道：“你们快离开”，我们在窑边不知所措，听到他的喊声知道出事了，就跟着他冲到窑的顶部，只见他拿起已预备好的堵漏坯向中部的漏点砸去，砸到第十块的时候，漏点终于堵住了。没事了，谷相信却瘫坐下来，嘴里一个劲地说：“叫你们离开你们还上来了，太危险了，要是窑崩了，我们都要变成糊家雀，怎么向你们家交待。”　　

贫下中农也有怕事的。1974年麦秋假，队长派我牵牲口给谷子上垄，这次牵马，心里挺高兴的，在耕到第二个来回时马突然向后撩起蹶子，我拽着马缰绳不让马乱跳，这时那马竟向前窜去，我还是仅仅的拽住马的缰绳，如果这时护犁的把犁深深地向地里插下去，那马就跑不动了，但是他仍了犁并跑到了一边，这时我这危险就大了，要是被马甩开躲不好就会被犁划伤，旁边干活的有的叫我不要撒手，有的叫我赶快撒手，大家在惊呼着，我已被马拖出大概十多米了，就在这紧要关头，我想不能被这马拖着要不会有危险，我看着马向没人的地里跑去，不知哪来那股劲，拽着马缰绳身子往前一纵，跟着马跑几步就向旁边一跃，那马带着铧犁就紧擦从我身边飞过，那马在谷地里又跑了大概50多米停下了。原来耕到地头时护犁的不小心把绳套弄到了马屁股底下，这马有个毛病，只要套到屁股底下就非惊不可。事后队长狠批了护犁的，并说：“要不是孩子机灵，今天非出大事不可。”　　

农村妇女过日子精得很。就说农村媳妇们，过日子善于算计的事就很多。割豆子时，有的孩子妈一到休息的时候，她就会在豆杆上剥豆粒装在口袋里，到家后就熬咸菜。有的妇女从地里擗个玉米棒往腰上一掖，即便是护秋的小伙子看到她也不在乎，因为在腰里别着小伙子不敢搜身，要是碰到愣头青小伙，那她们就说接手钻到高粱地去，叫你没办法。邻里间的篱笆是一点不能歪的，要是歪了两家女主人非闹别扭不可。有趣的是丢蛋的鸡是主人很在意的，早晨她在松鸡窝之前要抓到丢蛋的鸡摸摸有蛋没有，如果有的话着女主人就看着这只鸡下蛋，鸡跑了就得把它找回来，发现到那家下蛋哪家又不给，打架骂街是少不了的。　　

农村很讲人情、讲礼貌，无论是孩子、大人彼此之间相处礼尚往来事经常的。有的生产队分瓜果梨桃，分的队的社员就会给没分的队的社员送上一点尝尝鲜；家里炖肉、包饺子，也要捡上一碗给左邻右舍尝尝；那家有病号了，走得近的就带东西瞧瞧病人；那家有个大事小情自己办不了的，乡亲们都会伸出援手，互助友爱可以说是一种时尚。　　

农村人喜欢讲面子，在一起开玩笑不能伤自尊心，要是触动自尊心，有肚量的人会提醒你，肚量小的就会拳脚相加，会让你感到莫名其妙；喜欢搬弄是非的长嘴婆，人前人后都喜欢嚼舌头，也爱在背后讲人坏话，喜欢挑人的小毛病，喜欢拿人起笑，甚至讽刺人，与她们在一起你会体验到什么是市井、泼皮与狭隘；即便是大老爷们，在闲暇之余还有拿老实人取笑的时候，记得在队里有一个姓谷的老中农，这人挺老实但不愿走动，家有一个神经不好的孩子，这个也就成了人们的笑料。要是两家或两个人有了矛盾，各自就在小圈子里攻击对方，你要是为对方说句公道话人家就不认你这个朋友了。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揭露时常见的，闹得不可开交时就会大打出手。唉，可怜的贫下中农，就是在这琐碎小事中无休止地给自己增添着无谓的烦恼，以至于引起无聊的口角和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