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真伪

　　

　　
时间: 2010年03月22日 : 中国经济周刊 期数：2010年第11期

　　

　　3月17日，工人在上海世博园区法国馆施工。新华社

　　

　　《中国 经济 周刊》记者 王红茹 张伟|北京道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竟会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 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争论延续至今年的全国两会，并在此时点骤然升温。如有学者公开撰文“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指责“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并发表“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的挑战性言论。与此同时，有更多学者纷纷加入争论战中，有的明确指出“国企垄断论”的谬误，有的剖析“国进民退”论断的真伪，等等。

　　

　　对于学术界的这场“国进民退”大辩论，也有人发出质疑，如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炒作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些言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国进民退”与“与民争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评说，“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等，是某些学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行为……

　　

　　这一争论对中国经济 未来有何影响？

　　

　　以往实践表明，凡学者一致的观点和判断，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一般较弱；而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和判断，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

　　

　　“国进民退”大论战

　　

　　是“路线之争”还是“伪命题”

　　

　　全国“两会”前夕，一篇名为《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转载。该文称，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这篇文章似乎是对学界和舆论在2009年对“国进民退”质疑观点的汇总和升级。

　　

　　2009年上半年，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国进民退’”；下半年，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偏偏2009年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矿重组”……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称，“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 ”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在今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面对一些学者和舆论界迎面袭来的讨伐声浪，官方显示出了谨慎的态度。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 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面对众多大学经济院系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今天想说的主要是‘国进民退’这件事情”。马建堂表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马建堂表示，中国企业整合、产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唯成分论，要唯能力论；第二，垄断行业应该注意的是严格按照《反垄断法》做事，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将来的联合、整合、重组，既要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还要防止垄断。

　　

　　一个月后，马建堂在国新办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特别提出，希望媒体能平衡道自己的观点：第一，在去年和今年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的个别案例和现象，但总体上不存在。第二，希望大家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中央相关部门官员的谨慎表述不同，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则明确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自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以来，山西省相关官员多次表示，煤矿兼并重组系“优进劣退”而非“国进民退”，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相反，政府希望看到民营企业通过此次整合发展壮大。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针对民航业“国进民退”的说法，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表示，航空业兼并重组问题是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民航局认为只要有利于民航业的发展，就应该积极支持。民航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各个航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多元化的。

　　

　　但很快，反驳的声音就被更多的质疑淹没。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有旁观者甚至认为，涉及“国进民退”的论战已经上升为学术界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纪之争，其辩论和胜负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不得不面对记者的提问，正面回答“国进民退”质疑：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参加“两会”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大多都被问及“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从整体上看，山西煤炭业并不存在社会上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山西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同时，被动成为论战主角的国资委也在“两会”期间，在其官方网站主页醒目位置设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企发挥顶梁柱作用”专栏，集中刊登了《解析“国进民退”论断真伪》《并购是强进弱退而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等一系列新闻道及理论分析性文章，反驳“国进民退”的言论。

　　

　　不论其究竟是伪命题，还是现实存在，“国进民退”俨然已成国民焦点。


　　“央企地王”的“冤案”

　　

　　“央企旗下企业”不是央企

　　

　　国资委呼吁社会要正确看待产业间的重组。

　　

　　国资委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 周刊》：当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释惑”。毕竟这无论对国企改革还是国有企业 发展本身，都甚为重要。

　　

　　“现在大家都在热炒‘国进民 退’，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去年进入世界500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激动。沙钢不是联想这样没有历史包袱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传统企业，就是靠一勺钢一勺钢炼到世界500强去了。沙钢能进入世界500强，太神奇了。媒体为什么不好好炒炒这个事，偏要盯着这些年发展势头不错的国有企业不放？”电话那头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 ，着实无法理解时下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这场关于“国进民退”的大讨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钢看来，中化集团控股的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方兴地产”）的“地王”头衔，是引领 “国进民退”讨论的源头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兴地产在诸多地产大鳄中突然杀出，最终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楼面地价达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纪录，被舆论认为是当时的双料“地王”。

　　

　　由于方兴地产在拿地前后获得了约245亿元的银行授信，也被形容为“拿的是国家的钱”。随后“方兴地产”连同中化集团毫无悬念地被冠之于“国进民退”的典型。

　　

　　方兴地产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旗舰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把方兴地产作为‘国进民退’的代表有点冤。”王志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他曾专门对“方兴地王”事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上市公司是否还是过去意义上完全的国有控制企业。

　　

　　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着它的收益要回归全民。

　　

　　但是国企的本性随着国企的上市悄然发生着改变：只有持国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人才能真正享有红利和收益。

　　

　　据记者了解，作为上市公司的方兴地产，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作为方兴地产第一大股东，持有其7.68亿股股份。

　　

　　“方兴地产之所以算公有制企业，只不过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是第一大股东，而传统国有企业的这种叫法是否适合方兴地产这类企业，需要进一步探讨。假设方兴地产赚了钱，那些钱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给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王志钢向《中国经济周刊 》分析。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方兴地产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为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去参与竞争地块。“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要求，如果方兴地产不去按照股东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团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场上也不会表现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将方兴地产完全划归为国有企业，站不住脚。”

　　

　　另一个遭受舆论质疑的问题是，方兴地产在夺得广渠路15号地前后，该公司获得了来自中国银行的200亿元及来自中国工商银行 45亿元的银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业”，但也由此被舆论认为是拿着国家的钱去买地，并且将方兴地产看做是造成2009房地产市场地价屡创新高的罪魁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信贷剧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国资背景的地产商获得。

　　

　　对于方兴地产获得的巨资银行授信，王志钢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方兴从银行贷款 的钱怎么能说是国家的钱？况且国内好多银行都已经股份制改革了，银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经营目的都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银行永远是‘嫌贫爱富’的，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只要企业好，肯定会给企业贷款，舆论简单地把这部分资金归结为国家的钱，这样说不太公平。”

　　

　　中粮事件的另一面

　　

　　蒙牛险被“外进民退”

　　

　　就在方兴地产以天价拍得广渠路15号地获得 “地王”称号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发布公告，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宗交易。这宗交易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进入中粮这样的国有企业 ，或许就是‘外进民退’了。”王志钢指出，蒙牛跟中粮具有相关性，中粮的理念是做从田间到饭桌的产业链，再加上其董事长宁高宁的管理理念，给蒙牛让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蒙牛进入了中粮。

　　

　　这起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一种正常的重组，“中粮本身的业务就是从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业很正常；从蒙牛方面说，也确实需要中粮这类大资本的介入。这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改变蒙牛自身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化视野。”

　　

　　“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趋势可能还是‘国退民进’，不能拿个别现象来概括趋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 》进一步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国政协公布的数字是：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 同比增加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则下降4.5％。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进民 退’或者‘国退民进’，总得有个标准和一些具体的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标看，当前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不是‘国进民退’。”王志钢对《中国经济周刊 》分析说。

　　

　　尽管数字已经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会不时挑逗“国进民退”这根敏感的神经。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场又涌现出新的“地王”。据悉，北京一日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当天上午，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 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元/平方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天出现的三个“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中信集团 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此时产生新“地王”，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无疑火上浇油。不少人认为，“央企”与“地王”的再次组合，可能让“国进民退”又有了一个新的例证。

　　

　　不知是否是作为回应，国资委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被定义的“国进民退”事件

　　

　　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

　　

　　山西煤炭重组

　　

　　2009 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 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吉林通钢事件

　　

　　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

　　

　　山钢并购日钢

　　

　　2009年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

　　

　　东星事件

　　

　　2008？年至2010？年1？月底，财政部为支持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先后划拨了15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和中航集团分别获得90？亿元、45？亿元和15？亿元资金。但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未获注资，最终破产。

　　

　　　国企是“做大”还是“垄断”？

　　

　　《中国 经济 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道

　　

　　经济历史长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国进民 退”大辩论这段插曲，却让许多人感到郁闷。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接受媒体访谈时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主任的委屈，其实也是国资委的委屈；而国资委的委屈，某种意义上也是国企的委屈。挨骂的国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还是先看看它们挣了多少钱吧。

　　

　　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国企也出现了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今年1-2月，国有企业 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5亿元，同比增长42.4%。

　　

　　这份成绩单，国资委作为主管部门功不可没。但“高增长”也带来了“垄断”嫌疑，并进而成为“国进民退”说的“现实论据”。

　　

　　一些学者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对此反驳说，垄断有两个特点：一是垄断市场，二是垄断价格，两个必须同时体现出来。如果垄断价格不体现，就要细致分析垄断市场是由于自然情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盲目说电力、石油、通讯三个行业是垄断行业的理由不够充分。

　　

　　王志钢举例说，“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亏损的，电力企业在供电方面价格是倒挂的，也就中移动好一点，但要分析到底是因为手机用户增长赚的钱，还是因为价格增长赚的钱，很明显是手机用户增长赚到的钱。”

　　

　　针对不少学者和舆论把中央企业做强做大的努力贬斥为“央企凶猛”。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国企改革 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是产业调整还是“国进民退”？

　　

　　很多学者在提到“国进民退”这个话题时，常常会发生“国退民进”的口误。

　　

　　这并不奇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进行了15年，短暂的时间，改革争论的焦点就从“国退民进”转化为“国进民退”，形势上的迅速变化确实令人回不过神。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进行了MBO （管理层收购）“国退民进”式改革。

　　

　　而2004年展开的“郎顾之争”，被称为“国退民进”的标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主张国家“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

　　

　　格林柯尔的倒掉使得“国企民营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滞。

　　

　　然而，时隔5年之后，与“国退民进”相对应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却卷土重来。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当前的并购重组，到底是产业的正常重组还是“国进民退”？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目前发生的重组案例是一种正常的产业重组，只不过由于重组的双方有国有资本的介入，从表象上看表现为‘民退’，其实‘民’也没有‘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 向《中国经济周刊 》分析，大家众口一词质疑“国进民退”是不对的，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国进民退”现象。

　　

　　张世贤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产业重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或者经济实体，在这个时期通过破产重组，既是生产力的一种重新组合，也是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金融危机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表现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重组那些行将破产的、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这很正常。”

　　

　　王志钢更是一语中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产业调整中的‘进’与‘退’是一个过程，而判断‘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应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考量，应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简单谈这个问题，都太偏颇。”

　　

　　“国有企业”概念早已更新

　　

　　探讨国有企业的“进”与“退”，都逃脱不掉国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 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 周刊》，中国的国有经济定位在上述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是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越来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在里面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在当前急需明确。”张世贤说。

　　

　　在张世贤看来，国有经济定位，首先是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国家掌握了这些产业，有利于产业的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高，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其次，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企业办社会，到变成唯利是图的企业，再到现在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说明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增加就业、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作用都是无可替代。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国有企业。从四大银行到中移动、中粮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应该说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张世贤说。

　　

　　张世贤进一步表示，对国有企业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说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附文：

　　

　　到底文件大还是宪法大？

：温暖阳光 2009-12-31

　　

　　

最近X文件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改制”，这说明买办们开始让中国大资本和外资一起抢劫全民。抢劫国企依据的是X文件，反对抢劫全民企业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到底是宪法大还是X文件大有人刚说过“法比天大”，可现在立即让X文件压倒宪法，那到底是谁大呢？难道X文件也比天大？

　　

　　全国人民多数没有得到什么，怎么能同意把全民企业给资本家？全民企业现在有问题，我们要通过民主管理，让它为大家服务，而不是分给少数人，如果产权属于大家，起码国企高管和腐败官员的后代无法继承，如果分了之后他们后代就能继承。原来我们全国人民的后代享有继承权，而现在他们的后代有继承权！现在有的女大学生被迫沦落风尘，有的还是下岗职工的女儿，这是为啥？因为失去了全民企业，不能为自己后代安排工作。我们看，侵吞国企的拥有了企业，而下岗职工失去了企业，失去企业之后的下岗职工的子女就要给侵吞国企的人服务。失去了产权之后，自己的女儿就沦落风尘，这就是抢劫全民企业的罪恶！有人说他们没有杀人，难道用政策杀人没有罪恶？一面抢劫你的企业，让你失去工作，另一面又从抢劫你的财富里拿出一小部分来做“慈善”，还要你感谢他，这种披着“温情”的面纱的抢劫分子更狡诈！
人生存要靠工资，如果全民企业给了资本家，你以后要被资本家控制工资，那你还有自由吗？资本家不能民主，这不是资本专制？只是选举个傀儡领导，而控制你经济的资本家不是民主产生，那这样的改制不就是为了让多数人都做少数人驯服的奴隶？不过有些人也是做梦！有史以来都没有任何压迫者能让人民顺从的接受压迫，压迫者不停的被推翻，你压迫，别人就要反抗，现在想让全国人民顺从的做资本买办的奴隶，你不要做这种清秋大梦了！有些人抢劫了人民，最后要颜色革命，脱掉红色外衣，他们打着“民主”旗号，推翻红色牌子，自己的财富合法。如果他们假民主，那人家就要求公决他们抢劫的国企。你资本假民主，人民就要用大民主对付你的“颜色革命”！你们抢劫了人民那么多财富，人民就利用你们少数人拥有的弱点，要求对你们大民主，看看你还怎么颜色革命！

　　

　　抢劫国企的行为只是根据一些X文件，而否定他们的抢劫行为根据的是宪法，现在百姓虽然没办法，这就像有人拿着枪抢劫了你，等到一定时候，人民用更好的武器来收回自己的企业！
有人说：“宪法虽然说了，但是人家不执行，根本没用了。”大家想，如果没用，他们为啥还要通过颜色革命推掉红色宪法？他们颜色革命根本不推翻实际的，比如物权法、国企改制、否定阶级斗争，他们都不会推翻，只是为了推翻红色牌子，这样他们财富才能合法？如果有现在红色性质的宪法，他们的财富就等于是：自己的财产上写着“抢劫所得”，他们没有道义合法性，只是靠打手维持的，这就无法长久。这就像有人抢劫了你的房子，现在要改房产证一样，那难道不应该斗争吗？他们想合法，人民就要起来让他无法合法。宪法就是这种东西，你如果不用，就没人当回事，你用了，用多了，最后就成了真！如果你用来，给他们带来了障碍，让他们自己打自己耳光！如果总是没人用，他们抢劫不是成功了？如果有人制定法律，他自己却违法，现在没人指出，他就很顺利，而如果有人指出他违法，那他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如果他不执行宪法，那人家凭什么认同他们的“物权法”？他们不遵守法律，那以后别人就会把他们的资本法律当作狗屁！他们为啥要制定法律呢？他们现在抢劫了，但是无法保持以后一直稳定的拥有，只有合法性取得了，他们才能不那么用打手保护财富，如果他们失去了财富的合法性，那以后就等于看谁能力强，谁能力强就谁抢走。呵呵！

　　

　　 X关于外资企业可以参与抢劫国企的文件违反宪法，难道X文件也比天大？一面说“法比天大”，一面公开违反宪法，可见这种事情的虚伪，可见他们的虚伪！极右精蝇说话还不如放屁！

　　

　　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到政府说：“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说过之后，政府就兑现了承诺，那时候是人民革命留下的政府传统。那为啥现在政府就不敢这样承诺？人民以前为啥被抢劫？这是因为以前革命的政府说话算数，人们眼里的革命政府有信誉，而骗子打着革命政府的旗号骗了人民！有人爷爷说话算数信誉高，而他的孙子利用爷爷的信誉骗老百姓！说改制好了，结果经过改制大部分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子了；说反腐败搞好国企；结果国企都给了资本家；说给腐败分子和自己留了100口棺材，结果棺材给了下岗工人用；说“法比天大”，结果公布的X文件违反宪法；说国企改制为人民，结果资本家笑了，工农哭了。

　　

　　工人掌握这企业，如果有人依据X文件来抢劫国企，那工人可以依据宪法保护，并且正当防卫。如果有人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大范围修改宪法，那人民就要求在人民宪法和资本宪法之间公决！人民当然要把企业收归人民所有，而不是让少数资本抢劫去！宪法大于X文件，所以所有的抢劫国企行为都是非法的，现在就像流氓抢劫了你的东西，你暂时没办法。但是现在还在工人手里控制企业，绝对不让流氓抢走！

　　

　　有人问：“产权这么重要吗？”我们想如果不重要，那些人为啥拼命的抢劫？为啥通钢那样了，他们还不后退？我们想，如果我们的工资被资本控制了，那以后不是就只能服从他？这还不重要？

产权如果是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可以监督；人民可以决定利润怎么用；可以决定企业总经理的任命；以后建立全民企业可以解决就业；而且现在人民的后代还可以继承些权利，这就等于产权遗传给全国人民的后代。而改变产权之后，官员和资本家后代可以分享利润，跟全国人民没什么事了！这说明产权没用吗？经过这改革，他们后代可以合法继承了！（你们反毛泽东公有制，不就是因为后代无法继承？）如果现在立法规定某个私企属于全民了，那么这个私企的主人可能跟你拼命，如果产权真的没用，他为啥要这样？既然没用了，你为啥非要把全民企业产权改成资本家？所以改变产权就是让我们后代失去了对企业的监督权和分享利润的权力，以后只有官、高管、资本家后代可以监督、分享利润了！我们想，如果通钢不是全民产权，如果是资本家个人的企业，那工人这么闹能行吗？就是因为有产权，工人反抗抢劫国企才可以！一些侵吞国企行为因为被工人反对，而没有成功，如果是私企，可以这样反抗吗？为啥呢？因为工人是依据宪法，而抢劫国企依据的是X文件。如果产权改成资本家的，你工人这样闹，那你就属于犯罪行为，你能占领资本家的工厂吗？工人反抗侵吞国企取得了胜利，都是因为拥有产权，这个产权被宪法保护！如果你有宪法规定的产权，那他用警察对付你，就是违法的行为，如果没了产权，你在资本家工厂里闹事，你就属于犯罪行为！有了产权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们当然愿意自己和后代都有产权，没有了产权就失去了权力。工人反抗本质就是争夺产权。有些人貌似公允的说：“工人不在乎产权，公平就行了。”真的吗？你的后代能继承这些权利，别人不能了，这是公平吗？这纯属掩盖他们抢劫产权的本质。我们就举例说，如果中国石化现在样子，虽然没完全全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提意见、监督、对它提意见、要求中石化不能乱花钱、监督它的行为、可以反对任命某人做总经理；中石化高管如果敢公开拿利润给高管那就属于犯罪。如果分给了资本家，那我们和自己的后代就失去了这种权力，并且永远不可能分享利润了，分全民企业给中石化高管、官员、资本家，他们分利润属于正常合法的。没了全民企业，以后我们都要去私企打工，以后血汗工厂是唯一的出路了!你死我活争夺的本身就是产权！难道争夺没用的东西？李荣融们做了这么多，不是要把产权给少数人？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争，到底是人民拥有产权还是少数地主和资本拥有产权，所以极右就等于在掠夺人民革命的成果！如果蒋介石时代，我们把现在的宪法公开拿出来实行，这可以吗？如果蒋介石时代，说这些企业产权属于全民而不是资本家的，那就有可能被枪毙，这不就是产权问题吗？因为宪法承认的产权，本质就是靠牺牲了无数革命烈士的生命带来的!现在保护属于全国人民产权的宪法，就是在保卫革命成果！国共反革命和革命，就是争夺产权，革命一个目的是让多数人拥有产权，反革命的一个目的是让少数人拥有产权，这才是最本质的问题！推翻革命成果，让少数人重新压迫，也只有获得产权！为啥喜儿悲惨？因为没产权！为啥要去血汗工厂打工，而不能要求分享利润？因为没有产权！为啥不能占据资本家的工厂？因为没有产权！为啥通钢工人可以占据工厂？因为有宪法规定的产权！产权是革命成果。看着宪法上那些关于产权属于全民的文字，都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换来的！蒋介石领导的大地主、大资本，革命的共产党领导人民，为了产权属谁的问题争的你死我活，这就是产权的重要性！产权属于谁，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性质！现在可以公开要求全民产权；可以公开反对少数人侵吞；现在宪法规定产权属于全民，这都是经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得到的，如果没用，蒋介石们会不要命的争夺？产权属于谁这就是中国人民革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李荣融这种行为本质就是在向革命反攻倒算！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对土地、企业指手画脚，都是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如果没有革命，你能对属于地主、大资本家的产权指手画脚吗？李荣融向革命成果进攻，人民就要起来保卫牺牲了几千万烈士换来的革命成果！　　这就是产权的重要性！如果不重要，他们有必要这么阴险的欺骗吗？
　　　　

　　

　　
最近有媒体到处宣扬说：“现在是官员保护国企，是腐败的，而资本家代表人民要求国企改制。”、“民进国退”。真的是这样？到底是官商勾结抢劫人民，还是官商对立？是“民进国退”还是大资本家进而人民退？
X的政策是“国企改制”，说明国家就是要把国企私有化，只是因为人民反对才停止了；官员李荣融、高尚全、官方媒体都宣扬私企先进，等于也要搞垮国企；中青、南方周末、财经等政府办的纸杂志都鼓吹“国企改制”、“国退民进”，说明官方本身就是要把全民企业给资本家的；通钢也是官员要分了它，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他们编造的“政府为了搞好国企，故意让国企垄断”！上面我分析了官员根本不想搞好全民企业，所以他们不可能故意用国家机器来搞好全民企业！他们自己还想分呢，能想搞好吗？可能吗？我们通过通钢事件可以看到：如果国家真的要“垄断”搞好全民企业，那为啥还会派警察去强行让通钢变成私企？极右们编造“政府为了利益，所以保护国企垄断”的谎言，被通钢事件！他们说，“政府官员为了利益，所以保护国企垄断，”而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为了把国营企业“通钢”变成私企，用警察去摧毁全民企业。看到上面这些，证明“官员垄断搞好国企”纯属是谎言！明明是官商勾结抢劫全民企业，不仅跟中国大资本家勾结，还跟外国资本家勾结。他们是具有官僚买办性质的一种集合体！
把官商抢劫全民企业伪装成“官商对立”的样子，似乎是商从官手里抢企业，这更具有欺骗性！自古以来都是官商勾结，官为商保驾护航，而商通过官来得到经济利益，进而商在用经济回官。就现在的官员，你相信他不愿意官商勾结？现在官员还可以自己偷偷办“民企”，或者家属办“民企”，可能官商对立吗？他们这次让资本控制的媒体把全民企业骂做“官企”，似乎官员要保护全民企业，而资本家代表人民夺取全民企业。官商真的能对立吗？我们要从他们利益上分析一下，如果把全民企业搞好，官员最多得到工资，而没法因出卖企业得到巨额贿赂；官员没法得到企业股权；全民企业就算腐败也要把利润交给国家，官员无法把利润归自己；他们后代无法继承企业。而瓜分国企之后，官员可以拿到股权，甚至自己吞并全民企业；让大资本家得到企业，可以得到资本家巨额贿赂；侵吞以后利润变成自己的合法收益；后代可以继承。我们对比一下，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也愿意分了国企。而资本家看到搞垮国企有以下好处：国企福利好，这样有了高标准，总是有工人让他们提高工资的压力，一个奴隶工厂当然希望正常企业消失，这样他们就不用提高待遇了；而且大资本家侵吞了国企，就没有人民跟他竞争了。所以官商从自己利益出发都愿意瓜分国企。所以他们说：“官僚愿意保护国企，而资本家代表人民”，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他们看到第一次官商抢劫人民过于暴露，这次他们装作官商对立，那些内奸官员故意装作代表全民企业，把全民企业的产权说成是官员的，然后资本家装作对立面，这就好像是抢劫了官员的企业，他们玩双簧把全国人民排除了。这就像官员和资本家要合伙侵吞故宫（说故宫形象一些），第一次他们抢劫不成功，现在一些资本家骂：“故宫是官员的，我代表“民”要收回”。然后官员装作故宫就是他的，要保护故宫，这样看起来是资本家要抢官员的故宫，最后官员装作被迫把故宫给了资本家，看看这个过程，没有老百姓什么事了！第二次的特点是把资本家私人的企业说成“民营企业”，然后把官商勾结抢劫全民企业说成“民进国退”，然后一些资本家媒体攻击说，“政府保护全民企业”，接着官员主动要求改成“民营”，这就是他们第二次侵吞的阴险把戏。
骂人家靠“垄断”得到利润，那你靠没福利、偷税漏税、压榨职工、国家不让罢工、奴隶工作带，来的利润好象是值得炫耀？垄断？全国人民掌握企业算垄断？有些人为了抢劫人民大骂全民企业“垄断”，而对大资本抢劫全民企业、外资控制我国大豆、威立雅垄断我国自来水等真正的垄断却不作声，难道是国际资本的走狗？我国现在鼓励奴隶制是先进的？极右们，不要替你们大领导吹他的模式了！　　　　

　　

　　
所谓的“民进国退”是什么货色呢？
有人说：“我这是让民都能投资，不让官方投资。”真是这样吗？他们说的“民”只是少数富豪，不是多数人。就说一个简单的，比如开采大油田，我们普通人或者一般小商人根本没能力投资，而全民模式投资大油田我们能监督，这是我们唯一能投资的形式，我们如果很多人发起集资投资油田，那能全民集资吗？还有，就算全民集资，那也愿意有国家机器保护，难道资本不愿意有国家机器保护？如果不能全民这种形式投资，只有大资本家能投资，这不是为大资本家限制别人？就说期货公司，规定只有很资金才能投资（是为了防止诈骗，但同时也限制了普通百姓），如果国家不能投资，却用规定必须有大量资金才能投资，（如果你说市场，就放开任何资金门槛，都随便）不让国家投资，却有明显的资金门槛（没那么多钱，怎么投资？）这不是只是少数资本家能做？这里为的“民”是人民还是大资本家？大家想，全民中的多数人都无法投资那些项目，只有少数富豪能投资。他们表面上为民，其实是为少数资本家。他们不让全民企业和资本家竞争，等于不让人民跟资本家竞争。不是反对独裁吗？怎么只让少数富豪投资？比如李四要求：“把故宫卖给民众，但是政府不能买。”李四说自己这是“为民请命”。大家看，除了少数富豪以外，只有政府可以代表老百姓买故宫，然后大家民主管理故宫，这样民众都可以得到好处。如果政府也无法买，那只有少数富豪可以买，所以李四说“为民请命”实际上等于为少数富豪请命。投资也是这样，如果政府不能代表人民投资，只能少数富豪能投资，这不等于只让少数资本家投资，而多数百姓无法投资了？不是反对垄断吗？怎么只允许少数富豪投资，而不能让全民投资？我们看，我们永远不能对资本家民主，而我们却可以对政府民主，起码可以监督政府，资本家投资不把利润分给我们，我们为啥要只让资本家投资？政府会有问题，但是谁没有政府呢？比如黑社会不希望有警察；资本家希望政府权力小，没了政府，他们就成了社会上最大的力量。多数百姓是希望强大的政府为自己做事。如果有人反驳，那请问他们，民主不能让政府好吗？实现了民主，却非要政府权利小，那是为了谁的利益？南北朝时代很黑暗，为什么呢？那时候豪强（有势力、有土地的大家族）力量很大，而政府力量相对弱小，等于百姓身上多了很多压迫者，那时候豪强力量就不希望政府力量过强!那时候政府我们没法民主，而现在可以了，却不让政府为百姓办企业，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国企产权不清，这纯属胡说，难道上市公司产权也不清楚？上市公司那么多股东，属于谁呢？国企没法管理吗？

　　

　　
在山西煤矿问题上看极右们为谁叫嚣

　　

　　：温暖阳光 文章：

　　

　　极右们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发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篇幅不短，但归纳起来大概意思有：山西政府以为自己收回煤矿的行为得到民众支持，结果现在很多媒体骂政府，连国有媒体也骂政府，所以说明收回煤矿“不得人心”；很多大资本腐败，都是不得已，所以他们没错，只是体制的错；要保护煤矿主的私有财产，山西省不合法，不能打土豪分田地；用童工的煤矿主本身没有错误，这都是社会逼迫让那些童工家庭穷，他们被迫让自己孩子做童工，这跟矿主无关。极右网站基本不发反驳的意见，关起门来自我陶醉！　　

　　

　　 大家看，极右网站的文章，经常说不自由，根据极右的逻辑，我们可以推理出：不自由，所以媒体不代表民众。再看，没自由，可极右网站却可以在大陆公开营业，这说明极右是被权贵支持的。根据极右的理论，“金融时”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可以随便说话，那说明“金融时”这些为煤窑说话的言论，也不代表民意。既然我们主流媒体不代表民意，那极右“很多主流媒体都反对山西省政府，说明山西省政府收回煤矿的举动不被民众支持”的逻辑就是错误的。主流媒体既然不代表自由，那如果主流媒体反对山西省政府收回煤矿，说明主流媒体反对山西收回煤矿，是反民众意愿的，说明很多支持山西政府的民意被主流媒体封闭了。极右这样代表资本权贵的媒体，就经把支持山西政府言论封闭。既然没有新闻自由；主流媒体都反对山西省政府，说明很多支持山西省的言论被主流封闭，说明更大的“官学商”势力控制主流媒体反对“山西收回煤矿”，这就证明“金融时”想法是错的！我们看，郎咸平当年反对侵吞国有资产时候，主流媒体都站在资本立场上来反对郎咸平，而民众大部分支持郎咸平，所以山西省政府这次看到很多主流媒体都反对自己，说明山西省政府这次得到了民众支持！根据极右的逻辑证明，极右关于“山西省政府收回煤矿被主流媒体批评，就说明山西政府收回煤矿不得人心”的说法是错误的。　　

　　

　　现在有一种媒体，他们代表资本说话，他们说他们代表民众，他们资本就是代表民众？ 比如封建时代，有时候政府也可能代表民众处罚奸商，那这个时候百姓是支持政府的。我们能说和政府一样的就是错的吗？比如极右就支持政府的物权法、国企改制、私有化，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极右是什么？比如有时候你代表贩毒分子和政府对抗，那你当然是错的，但有时候你代表多数百姓反对官商勾结，那你就是对的。我们看判断ZF做一件事情的好坏，主要看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比如这次政府和资做的事情，资本只表他自己获得利润，这时候政府就是再有问题，他也代表更多的人，因为政府怎么样，他也要把利润一部分用到公共事业，而资本的矿山利润都是自己的。煤矿是全国人民的，政府也不缺技术、资金，那为啥让少数人牟利？比如山西煤矿，如果少数人私有煤矿，那他的利润都是他们自己，如果收归国有，起码我们可以监督，就算有腐败，起码还能有利润给民众做事，那说明收归国有起码比让少数人牟利好！我们看，如果煤矿私有给了少数人，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分享利润，而收归全民，我们就有理由要求分享利润（最起码山西人民有）。有的人说全民煤矿没有让大家分享利润，那我们应该要求分享利润。想想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有这种心理？自己得不到，不是想办法让自己能得到，而是要求分给少数人？极右们装作代表民众，那我们就看看他们的想法可能代表民众吗？我们来分析一下正常民众对山西煤矿事件的想法，在对比一下极右那些“民众”的想法，看看他们符合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我们根据他们的人是自私的理论分析一下普通民众的想法，普通人会想：那煤矿我得不到一点好处，再说那是国家的，为啥让少数人得到好处，起码收回来我们还有可能得到一点，让那些人私有，我们根本没好处，而且那些煤矿剥削矿工很厉害，凭什么全民财富让他少数人暴富？那我们自然支持收回少数人占有的煤矿。这就是普通人的想法。而极右网站上一些所谓代表民众的想法是：煤矿私有给少数人出严重问题我不管，现在国家要收回，我宁愿自己什么也不得到，但是我就是支持少数人拥有，国有有问题，我不是说让他变成真正的国有，我反而要求分给少数人，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就是愿意让那些矿主暴富。我们这样对比一下，极右那些所谓“民众”的想法根本不符合一个平常百姓的心理，那他们能是代表谁呢？如果是正常民众，怎么会支持把山西煤矿的利润给少数人？煤老板有可能具有和极右媒体上“民众”一样的想法。国有和少数人私有比，国有腐败可以大家通过民主监督治理，百姓可以分享成果（有的人会说，我得不到，我不管。可是这也不符合常理呀，你得不到，你就希望给少数人？我们正常人如果现在得不到，就要求以后得到，而你却要求把得不到的东西给少数人，这符合常理？）而把煤矿给少数人，利润都是他自己的，我们一点成果都不可能分享？这明显证明把矿产给少数人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大家看，最近有些大资本出问题，极右拐弯抹角为他们辩护，他们的意思是：他们都是原罪，都是政府腐败造成的。大家想，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下岗职工也是改革造成的，那是不是下岗职工收回工厂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也算“原罪”？怎么你们不说他们是“原罪”？我们看，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下岗职工子女都是被腐败逼迫的，所以他们不管做了什么事，自己都没责任！为啥不这么说呢？如果你说你出问题都是被逼迫做的，那为啥你不说你企业取得的成绩也是体制造成的？我们看，如果没有腐败，他们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财富，那这只能说腐败给他带来了好处，这能说都是别人的责任？比如美国官商勾结的，也要官商都处罚，不能说只处罚一家吧？比如有人因为喜欢吃生肉而得传染病，那能不能只是戒吃生肉，却不去杀死传染病菌吧？如果说体制，那为啥下岗职工犯罪要处罚？你的成绩怎么不说是腐败造成的？用这种逻辑忽悠百姓，其实就是为了权贵的利益，他们目的是：把问题推到体制上，最后自己不负责，最后推掉红色牌子，自己财富完全合法。体制被他们说成，只是选举不选举的问题，似乎选举就代表是一种体制。其实体制是生产关系和政治框架、法律的整体。如果你们要换体制，那就把整个体制包括抢劫得到的财富都拿出来公决吧！生产关系带来的问题能不负责吗？有人认为，现在改革的成果都是他们私有化带来的，那如果成绩是你的，为什么问题你不负责？　　

　　

　　 金融时的某些“民众”认为，煤矿雇佣童工，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出问题造成童工家庭穷，童工家里被迫让自己的孩子去当童工，所以煤老板不负责，应该社会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是不是社会产生流浪女，那有人雇佣流浪女卖淫，也不犯法？看看，按照他的逻辑推理：谁让社会产生流浪女让我雇佣？现在极右要追究谁造成的这些社会问题，那我们看看，为啥会出现为了吃饭去做童工？因为没有社会福利。为什么没有社会福利？因为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反对社会福利。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福利？因为新自由主义是少数大资本拥有工厂，而百姓不愿意给别人劳动，为了逼迫百姓给大资本劳动，所以要取消福利，只有没了福利，百姓为了生存，才会给大资本打工，如果有福利，谁会去？看因为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煤矿雇佣童工问题！解决问题如果说体制，那就要取消新资本自由主义（本来在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风险和利益共担，所以成绩是你新资本自由主义的，那责任你当然要负责了。

　　

　　 极右“民众”认为，煤矿问题夺了人家的私有财产，是打土豪分田地，不遵守法律。我们看，现在他们又用一贯伎俩，说“法律”了。我们看看，宪法规定，煤矿属于全国人民。煤矿既然属于全国人民，凭什么给少数人牟利？如果你租用煤矿本身就是违法的，那你的什么是合法的呢？如果说法律，那剥削了那么多煤矿工人取得的利润，也应该分给山西人民呀！你把山西人民的财富变成你的利润，这样算来，你反而欠山西人民了，那人家收回怎么违法呢？你有产权吗？再说了，你私有化工农、私有化全民企业的时候是合法的吗？另外，打土豪分田地怎么了？那是革命，当然合法，因为你用你的体制压迫百姓，你成了土豪，人家有权利推翻你压迫多数人的生产关系，这怎么了？你谈法律，那你当年土豪的政府制定法律，而革命的人民群众同样也制定法律，那谁的法律算呢？你的法律说你合法，人家民众的法律说你不合法，那应该按照什么法律？土豪说不让分田地是法律，那民众说让分田地是法律，应该遵守谁呢？不被多数人认同的法律不能推翻？当然能！如果说民主，那多数人要打土豪，多数人可以制定法律，这怎么不合法？如果按照你的法律说法，日本土改、美国建国、辛亥革命符合以前的法律吗？私有财产的范围本身就是由法律规定的范围，这应该按照谁的法律呢？如果算算原本属于全民的利润都归你了，那你还欠了全民的，本来就是你掠夺了全民，所以根本不存在你的什么私有财产。全国人民的矿山，你租用它，经过主人同意了？你开始违法，怎么现在又讲法律了？那我们看山西煤矿，本来那些利润就于剥削矿工，他们得到了矿工的劳动成果，怎么他们损失了呢？你违反宪法抢劫全民企业，那人家同样可以革命的“打土豪”！你能剥削，人民就能革命！　　

　　

　　 矿山给少数人本身就是反人类的，我们看欧美国家都是由家族企业变成上市公司，这趋势也说明由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向多数人拥有变化，而我们把全民的资产给了少数人，这明明是跟人类趋势相反的。分给他，他就有积极性，那工农失去了企业，为啥有积极性呢？　　

　　 极右认为，政府行为就代表不了民众。是这样吗？其实政府有可能代表民众，也有可能不代表民众，政府的行为不一定不代表民众。但是极右们们代表资本，那更代表不了民众！你代表资本和人民对抗，你能说你代表民众？极右支持“物权法”、“国企改制”，这不是支持政府？山西省收回了人民的煤矿，多数百姓为啥不支持？极右们的逻辑符合常理吗？　　

　　 极右们认为，收回煤矿是“国对民”。这纯属谎言！我们想，那些煤矿能代表民？他们为自己利益就代表多数了他们只是单个公民而不是人民，也不代表人民。这只是国和私之间的对立，最次也是政府和私之间的对立，政府就算有问题，也比你煤老板代表的人多吧？政府本来就是要代表人民的，如果说政府不代表民，是独立的，那要政府做啥？你们说民主，民主政府是独立的？如果按照民主全民公决原则，多数人会同意那些矿山给少数人？如果你说你的私有受物权法保护，说明你承认政府代表你，怎么现在又说政府不代表？你们抢劫全民企业时候，就“物权法”，现在煤矿时候，就不要宪法了？政府就算有问题，那你煤老板也不能代表民呀？我们想，ZF如果不代表人民了，我们还有权要求他改革，而煤老板不代表人民，我们根本没法让他改变，那我们为啥不支持山西省人民？我们能改革政府，现在政府收回煤矿，以后还可能把他变成全民的，如果给了少数人，我们不可能让煤矿回来了！政府对资本，就是“国进资退”！ZF如果不能代表民，那资本更不能代表民。老百姓要求矿产属于全民，而不要它属于少数人，让政府收回更有利于让矿山为全民服务！极右给我们的逻辑是：因为政府腐败，所以我们就要把全民资产分给少数资本家。有腐败，我们就反腐败，而不能因为自己打碎了茶杯，就要把自己的家产分给别人！极右们和百姓都骂腐败，可想法却截然相反，我们普通百姓的想法是：他腐败，我们就想办法不让腐败，收回自己的财富；而极右想法是：我骂政府腐败，是要求把那些资产分给资本家。人民反腐败，同样也反资有，资有不代表自由！极右们不要替少数人继续替贩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