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卅年的回顾与反思——对《吴敬琏全力倡导法治化市场经济》的批注　　

　　

　　原文：邓聿文 ：上海证券 时间：2007-06-04　　

　　

　　批注人：YUONG 时间：2008-09-04　　

　　今年77岁的中国经济学界领军人物吴敬琏有个响亮的绰号———“吴市场”。这顶帽子最初带有贬义，有讥讽他在中国“贩卖”市场经济之意。现在听来，成了对他的肯定。的确，多年来，吴敬琏是市场经济一以贯之、不遗余力的鼓吹者。（注：未见吴敬琏先生对这种评价表示过反对的态度，可以说吴敬琏自己也认为是市场经济一以贯之、不遗余力的鼓吹者。）　　

　　

　　2005年春（注：吴敬琏时年75岁时），凭着这份执着，因在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决策咨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等多个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吴敬琏成为有着“中国经济学诺贝尔奖”之称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四位获奖者之一。这可以看作是对他倾注半生心血倡导和实践市场经济理论的肯定。　　

　　

　　“吴市场”　　

　　

　　吴敬琏的市场经济思想早在中国实行严密的计划体制时期就有所萌芽。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于南京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家庭。但吴敬琏没有走向实业救国之路，而是踏入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1953年（注：时年23岁），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吴曾跟苏联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他1960年（注：时年30岁）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从1979年，吴敬琏把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在中国开辟了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新领域。（注：时年49岁的吴敬琏已经“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在激烈争论。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还在1982年（注：时年52岁），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1984年7月，他参加了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为商品经济“翻案”成功，给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注：时年54岁，吴敬琏们“为商品经济“翻案”成功，给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为吴敬琏后来设计出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基础。）　　

　　

　　但在有着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和数十年计划体制浸淫的中国，传播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反复甚至后退。　　

　　

　　1991年冬天（注：时年61岁），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召开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座谈会，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以各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倒车论调，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同年底，他与学生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在冒着风险、遭到多家出版社婉拒的情况下由中国财政出版社出版，明确提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这一观点。此书后来并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注：吴敬琏不满足于仅仅“为商品经济“翻案”，让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吴敬琏与他的学生刘吉瑞合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冒着风险、四处奔走至中国财政出版社出版，是年逾花甲的吴敬琏老谋深算，小心翼翼地明确地提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是自己知道自己兜售的什么东西。）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吴敬琏和他的主张正式走向前台。这年4月，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被采纳。接着，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告确立。（注：吴敬琏时年62岁，这年4月，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被采纳。接着，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198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到1991年与自己的学生合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明确提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的观点，再到1992年初向中共高层领导建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直至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吴敬琏卧薪尝胆，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艰难历程，同时他也完成了由蛹到蛾他蜕变。至此，中共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告确立。从18岁治学23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具有40年治学从业经历经验的吴敬琏，终于给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正在进行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中国共产党开出了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药方。对于这个药方，时年62岁的吴敬琏，不可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不可说没有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可以说是在黑暗中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摸索，终于找到一条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金光大道”。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什麽关系？西方国家什么时候把市场经济定义为从属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实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中国是否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还是相反，好像既没有人去问也没有人答，我们至今未见到一个完整的交代。稍微有点政治学和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虚假概念——社会主义意味着不搞两极分化，市场经济必然要造成两极分化，）　　

　　

　　吴敬琏对于市场经济的传播不是就事论事的现象讨论，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辩驳，而是建立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基础之上，是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所作的比较为依据的，因而有着理论上的严谨性和较强的说服力。　　

　　

　　此外，吴敬琏还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主张整体协调改革，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探索并推进国有经济根本改造道路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注：时年62岁的吴敬琏，经过深思熟虑，反复研究论证，为国家，为政府，设计了一整套系统严密的改革方案，62岁的吴敬琏毕其一生心血，获得如此重大之成就，当应快慰——此生未曾虚度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　　

　　

　　专业精神与平民情怀　　

　　

　　在吴敬琏身上，经济学家的专业精神与公共学者的平民情怀两者得到了高度统一。当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其精神内核则是一致的。　2001年12月，吴敬琏以他对股市的建言，再度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高票获得该年的“经济人物大奖”。颁奖词说：“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注：从1992年春天到2001年12月，刚好是吴敬琏向中共十四大献言建策后，整个中国在吴敬琏们的指引下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艰难前行、付出整整十年的实践之时，吴敬琏仅仅以他对股市的建言，就再度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高票获得该年的“经济人物大奖”。为什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金光大道”会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疾苦，为什么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要把政府发放的少得不能再少的可怜的卖身钱投入股市的黑洞，中国老百姓的疾苦是谁造成的？怎么造成的？吴敬琏在股市下跌、股民的血汗钱被市场经济的绞肉机无情吞没后仅仅说了几句轻飘飘的话，就成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范仲淹乐？股票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进入股票市场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题中之义，吴敬琏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后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明摆着的嘛。）　　

　　

　　某种程度上，这也代表了吴敬琏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在2001年至2002年的股市大论战中，处于旋涡中心的他，因抨击证券市场黑幕而成了大众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当被问到为什么会站出来为中小投资者说话时，他答道：“我们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时，不应忘了还有很多平民百姓，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注：注意，72岁的吴敬琏无意中承认了自己属于“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一族！证券市场黑幕又是怎么造成的？谁造成的？吴敬琏从1979年49岁时开始，到2002年直接建言、指导、参与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20多年并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时，才看到还有很多平民百姓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其眼光何其远大！）　　

　　

　　吴敬琏的平民情怀从他喜欢引用捷克新闻记者和著名作家伏契克的一句话可见一斑。后者说：“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在他看来，“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是“经济学家的本分”，经济学家的专业精神应该是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他所理解的平民意识，则是“经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 （注：对于在“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的过程中出现的对掌权的人们“半买半送”，而一般职工却被“扫地出门”这类背离社会公正的情况，吴敬琏说：“我们应当既严肃、又谨慎地对待，既不能听之任之，纵容少数人对大众进行掠夺，又不能因噎废食，放慢甚至停止改革。”）基于这样的理念，吴敬琏判断事情对错与否的标准是：是否是真理、是否有利于民族。股市中的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国企改革中的国资流失，是走向权贵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立足于公正规则上的市场经济等等，看到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精神；而说出这些问题，需要道德支撑。（注：看到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对当初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反思和检讨？是否需要对这个总体方案进行调整？什么叫因噎废食，什么叫一条道走到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基础之上，是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所作的比较为依据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和背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还是推翻一种社会制度，建立或者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设计这种目标模式的人，难道没有考虑过其目标达成后的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本文邓聿文在2002年9月《新造神运动？——解读吴敬琏》一文中曾这样评价吴敬琏：“一个学者如果不能在根本的世界观上站在社会的弱势群体方面说话，他就很难称得上是社会的真正的‘良心’。由此来反观吴敬琏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不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至少，对于中国弱势群体中最广大的农民来说，吴在公开言论里没有表现出他理应更多的人道关怀。这不能不是吴的一个遗憾。而且，吴在股市之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良心’，也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因此，对于吴是正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崛起的中产阶层的代言人，笔者大体上是认同的。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始终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是一种典型的‘救世主’态度。”）　　

　　

　　然而，成为一个道德符号，似乎又不是他所愿看到的。作为经济学家，他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符合专业精神和市场规律，是不是说的是事实真相。如果是，即使与社会的众意相悖，他也不准备迁就。　　

　　

　　今年两会期间，吴敬琏先后提出的三个观点：城市拆迁补偿要纳税、打压房价会使物价上涨、春运限价不如补贴农民工，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可以说大大得罪了社会大众。媒体特别是网上对吴敬琏的批判连篇累牍，转瞬之间，他从民众的代言人变为不关心民众疾苦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吴敬琏并不想为了讨好民众就丧失经济学家的专业判断，他坚守市场化仍然是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唯一办法。同时，他也不因受到民众的误解和批评而丧失其平民意识，下面这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说，（注：为什么在吴敬琏们参与建言中共领导决策的改革在社会转型时期，非要出现“由于有权力的人们会在不规则的产权变动中得益，而社会集体弱势集团会在这个过程中非要受损的局面？）支持规范的法治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为了使处于弱势的大多数人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知道如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知识分子以理性的态度努力传播真理，帮助更多的人掌握真理。如果思想理论界中人明知故犯，或者只是一味的指责别人，而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那就意味着丧失了职业的操守。”（注：吴敬琏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个漫长岁月中履行一个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应尽的职责了吗？）　　

　　

　　吴敬琏问题　　

　　

　　中国的改革，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是一种市场的供求关系。改革的需求者是渴望变革的社会和它的人民，而改革思想的供给者之一，则是具有专业精神的经济学家。在如何促进改革的供给上，吴敬琏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贡献了一套思想和方向，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吴敬琏就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独特价值，还在于他能“与时俱进”，提出问题，并试图解答问题。　　

　　

　　近年来，吴敬琏不断强调中国社会转型有滑入“拉美化陷阱”的危险，呼吁改革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侵蚀。在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已进入到攻坚阶段时，改革出现了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并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危险：一个是开倒车，不同程度地回到计划经济，具体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权力上收到政府手里，由政府来主导市场和资源配置；另一个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以肥私。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时，就容易由于受到蒙蔽盅惑而发生错觉，把因此而受损的仇恨撒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以及这些学者身上。久而久之，这种民粹化的情绪累积起来，一旦爆发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是不可小觑的，它有可能使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积攒起来的成果毁于一旦。　　

　　

　　吴敬琏的价值就在于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它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吴敬琏问题”。也因此，他近年来着力倡导一个法治的“好的市场经济”，而警惕一个官商勾结的“坏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出现。这也是（注：什么“这也是！”含糊其辞！明说了就是西方的、美国的、现代的、成熟的、在中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后的新的执政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吴敬琏为中国改革设想的彼岸目标。　　

　　

　　2004年至2005年，中国爆发了一场改革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各方都在认真反思改革的成就和不足。作为回应，吴敬琏在去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坦言中国改革存在四大缺陷：第一，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等障碍重重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第四，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提出来也相对晚了，但它由吴敬琏提出来，还是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要想避免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我们不下“地狱”， 用吴敬琏的话说，“问题就在于我们努力的程度。”。（注：78岁的吴敬琏，吴老先生，看你一把年纪，真不想说你。问你几个小问题吧：　　

　　

　　1、你搞了一辈子经济，研究了一辈子经济，但是你搞过经济吗？　　

　　

　　2、你知道如何经营一个企业吗？你知道的一个企业利润是靠什么人创造、如何创造，如何实现的吗？　　

　　

　　3、你这一辈子创造过多少物质财富，创造过多少剩余价值？　　

　　

　　4、你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成本究竟有多大，究竟要工人农民创造多少物质财富往里扔？　　

　　

　　5、你们搞经济理论的，搞出来是叫干经济的人用的，你有几个干经济的朋友？有几个干经济的人用过你那一套？　　

　　

　　6、你们搞的那些理论、方案、思路，有一个是听过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想法做出来的？　　

　　

　　7、上边的人、下面的人都比你傻吗？全中国，全世界就你聪明吗？　　

　　

　　吴敬琏，说句你、说句你你们最不想听的话，我们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就把你们看透了！三十年来，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普通工人农民的感受，你们拿我们当人看过吗？我们也从来就没有拿正眼夹过你们！你们不是把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主人变成改革开放的牺牲品了吗？变成社会转型期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了吗？变成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被迫出卖体力、智力的人力资源了吗现在你们想起他们了，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们干什么了？！吴敬琏，吴敬琏们，我们爱你们！我们爱你们一辈子！）　　

　　

　　诚哉斯言。　　

　　

　　（注：中共十六大以后，吴敬琏看到新一届中央高层对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国务院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决心对国有资本进行整合，逐步加强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好像有点走回头路的意思，改革的路子好像有点偏离了他们既定的轨道，吴敬琏们有点儿坐不住了。　　

　　

　　他们在经济上对中国政府发出诘难：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最近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时对他举行采访时更是向中共高层发出带有威胁性质的疾呼：“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
吴敬琏最近四处奔走，在经济上极力鼓吹其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政治上打着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招牌，希望通过“从建立法治起步，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过程”保护他们掠夺到手的财产及利益。已经到了口无遮拦丧心病狂的程度。他声嘶力竭地呼嚎："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 　　

　　

　　在中共中央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在今年中国发生众多惊天大事之后，党内外无论是高层还是普通民众都处于如何看待30年改革的凝重思考中，在人们对之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结论时，吴敬琏们唯恐中央高层在决策时作出不利于他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吴敬琏们不是不明白，按照他说的路子走，今秋的中央全会必然形成意见向左、阵线分明的对立两派！他四处奔走、到处呼嚎的目的就是造成党内党外以致整个国家的混乱！）　　

　　

　　附1：原文简介　　

　　

　　邓聿文，法学硕士，记者、媒体评论员，曾做过教师，早年痴迷于文学，有若干文学作品发表；现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社，系《学习时》副编审，主要从事国企改革与社会转型研究。邓聿文是一位资深记者，又兼有学者的身份，他善于抓热点问题，又能够深入事物的本质，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区别是能够避免片面性。他能听到不同意见的声音，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　　

　　

　　附2：吴敬琏简介　　

　　

　　吴敬琏 男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　　

　　

　　1948年18岁时，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　　

　　

　　1952年22岁时，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3 年，大学毕业；　　

　　

　　1954年24岁时，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5—1956年26岁时，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27岁，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 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 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960年30岁时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 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文革”中，吴敬琏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38岁时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改队劳动。直至1972年回到北京。这期间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对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1976年46岁以后， 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 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　　

　　

　　从1979年49岁时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52岁时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53岁时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　　

　　

　　1985年2月55岁时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 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做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 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56岁时，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1990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有位领导同志在吴敬琏的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会后人们把他叫‘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　　

　　

　　1989年，吴敬琏写成《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许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直到1991年下半年，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在一份出版批文上签下了各自的姓名——“一旦有事，共同承担”。当年12月，只印刷了7000册的该书出版，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澄清了经济理论界长期的争论。不到一个月，该书便被抢购一空。　　

　　

　　主要工作经历：
1954-1984年 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4年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6-1987年 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0年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85年至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2年起 《改革》杂志主编；　　

　　

　　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济改革问题探索》，1987年，中国展望出版社；
《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恐惧症将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陷入困境》，1989年，《新世纪》杂志；
《吴敬琏选集》，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991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通向市场经济之路》，1992年8月，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1993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
《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1993年，中国发展出版社；
《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199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何处寻求大智慧》，1997年，三联书店；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合著)，1998年1月，中国发展出版社；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1999年1月，上海远东出版社。
　 成就概述：
1. 对世界上各类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 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树立这一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3. 对腐败现象的体制根源、金融市场的发展途径等作出了科学分析，为处理这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方案。
4. 发展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几个关键时刻提出了事后证明为正确的政策建议。
突出贡献：　　

　　

　　与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张(为1984-88年间的反通货膨胀主张，1989-1991年期间的“市场整合解决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