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鹿为马到“指驴为鹿”

　　

　　: 暂时无派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怎样一个现状呢？换句话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也许有人对于这样的问题没有多大兴趣，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自己的日子过好了，这个社会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这却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改革家”们来说，一个能“正”起来的名字，是他们纪念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能够“言顺”的必要条件。

　　

　　
今天的中国不是叫“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吗？的确，是有这个说法。但在我看来，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而且我相信，那些“创新”出这个名词的人，自己都不相信“有特色的”的后面，限定的真是什么社会主义。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它都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社会？最近几年，社会上对此有很多的争论，我本人就在网上发过不少与此有关的贴子。在中国，不同的人说话的“份量”是不同的，一般地讲，只有“主流”的话才算数。让我聊以自慰的是，在反复表达“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很长时间以后，我终于在一家颇有点知名度的“主流”媒体上找到了“知音”。这家“主流”媒体，就是《炎黄春秋》。

　　

　　
在今年的第七期上，这家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辛子陵”的文章：《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这篇文章中，说到：“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人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他接着说，“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他还说，类似今天的中国社会，“美国叫做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这里，告诉了我们这样几点：第一，“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一种包装；第二，这种包装对于改革的作用，已经由原来的正面变成现在的负面，它已经成了“聚集人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的障碍；第三，“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第四，现在已经到了“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的时候了。其实，本文的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名至实归”的“精英”。几年前，在一个人们称为“新西山会议”的精英聚会上，一位贺姓的前北大教授就曾建议去掉匕首上的“图”，不再搞打左灯向右转。也许是因为时机未到，那个建议没有被广泛地宣传。

　　

　　
上述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写文章说向什么什么发出了“挑战”。其实，无论是“贺精英”还是“辛精英”，都没有胆量挑战任何事物。上下五千年的中国，的确有敢于铁骨铮言、向权势挑战的文人和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并不包括改革开放以后被纳入“主流”的现代“精英”们。改革“精英”们之所以被纳入“主流”，并不是因为他们敢于“挑战”什么，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挑战”什么。他们的“精明”，完全表现在不断地揣摩“上面”的意思上，表现在总是试图以自己的小聪明来装模作样地“解读”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创新”理论上。一方面因为那些“创新”理论本身就充满了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也因其自身的理论素养太低，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以教师爷的身份为老百姓指点迷津的“精英”们总要闹出点低级笑话来。就拿上面的那篇文章来说吧，当板着严肃的面孔告诉我们：“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的时候，他忘了前一分钟他自己就说过，这个“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体系，不过是一种用来推销“世界通用的政策”的“包装”。既然是一个包装品，又怎么可能“压住极左思潮”，怎么可能有“权威”呢？

　　

　　
所以，我一向认为，将这些“精英”作为批评的对象，既是找错了目标，也是抬举了他们。他们的确混在“主流”里面，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主流”，真正的“主流”，是掌握着经济和权力资本的利益集团。而他们，不过是跟着喊几句口号，换两个小钱的帮闲。如果说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而是附着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这些“皮”上的“毛”的话，那么，改革“精英”们，就是断了根的、哪张皮硬就往哪张皮上粘的“脱毛”。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重视他们的话呢，也不是。这些自己搧自己嘴巴的话，代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见解，而是他们对“上面”的意思的很拙劣的“宣传”。透过这些颠三倒四的言论，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很简单：那个欺骗了善良的人们三十年的“特色”，开始卸妆露出真容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骗子比受骗的人更痛苦，因为一个谎言要用十个谎言来圆。长期地编造谎言，不能不说是对人的心理的巨大折磨。改革开放之所以是个“创新理论”层出不穷的年代，说穿了，就是因为谎言只能用新的谎言不断地搪塞。这就难免出现所说的现象：“改革者”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左派们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人心聚集不起来，改革开放没人信仰。如果前一段时间有人对“第三次思想解放”究竟要从什么东西里“解放”出来不理解的话，现在他们应该明白了：这一次解放思想，就是从谎言中解放出来。

　　

　　
应该说，这是“主流”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盗亦有道”，搞私有制即使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也不应该长期地用“社会主义理论包装”，这不仅卑鄙，也显得很虚弱。现在好了，占据“主导地位”了，不用指鹿为马，可以放心大胆地“直面”和裸奔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不指鹿为马，就一定是“指鹿为鹿”吗？不一定。承认“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他说的“新资本主义”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吗？不久前，有一个在网络上有点名气的左派学者在一个论坛举办的讲座上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在搞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我猜想，他大概是看出了中国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的不同。但我认为，他也许并没有看出这种不同的实质。事实是，别的国家的确是资本主义，中国却不是。

　　

　　
敞开自己的大门，以自己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来乞求别国资本家开工厂，然后将产品交给人家，污染留给自己，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跨国集团享受超国民待遇，弱小的民族企业和个体商贩却处处受到刁难，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国内外的资本家在中国可以任意剥削工人，而中国的工人却没有罢工的权力，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不是以就业率和GNP（国民生产总值），而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来作为考察经济的指标，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在自己国家的股市上，外国资本和大的利益集团不管是“熊市”还是“牛市”都只赚不赔，而普通股民永远是只赔不赚，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老百姓辛辛苦苦上缴的积累，不用来救中国的股市，而是用来救别国的股市，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在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对外卑躬屈膝，乞求“和谐”，对内压制民主，打击爱国行为，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 政府官员可以为所欲为，老百姓却连上访都被说成是“违法”，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贪污受贿几千万的政府官员，只要不交代赃款的，就可以在两三年内脱离牢狱之灾，而平民百姓只因为“申请示威游行”就被劳动教养，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半点实事求是观点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样的社会是真正意义上资本主义。事实上，这一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

　　

　　
将“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确是指鹿为马，但是，将它说成是什么“新资本主义”却是“指驴为鹿”。

　　

　　
既然想从谎言中“解放”出来，为什么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谎言呢？其中奥秘并不难揭开：有人不喜欢社会主义社会，但也不一定喜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人不喜欢“无产阶级专政”，大概更不喜欢当亡国奴。要构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和谐社会”，一个喜欢私有制的社会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不“指驴为鹿”，这样的社会基础又从哪里来呢？如果说指鹿为马是用来欺骗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党内和社会上的左派的话，那么，“指驴为鹿”就是用来欺骗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白领”以及党内和社会上的右派的。对于前一部分人，“主流”认为可以撕破脸皮了，对于后一部分人呢？也许他们还不能不顾忌“阻力”。

　　

　　
可能有人会说，坚持改革开放，就会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搞“政党轮换”，中国就能避免走上殖民地的道路。我虽然拥护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却也尊重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的人。但是，很可惜，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也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中国都不存在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理由，我将在下一篇《“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里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