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体现富村治村方略的南街人［注］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三

　　

　　 贺普霄

　　

　　 京广做伴，

　　

　　 颍水之滨中州临。

　　

　　 村集团，

　　

　　 一大二公，

　　

　　 中外闻名。

　　

　　 “山穷水尽焉无路”，

　　

　　有工共富红旗扬。

　　

　　党委带领走《宣言》道，

　　

　　志不移。

　　

　　分田地，

　　

　　包企业；

　　

　　复又归，

　　

　　集体营。

　　

　　靠常用毛著

　　

　　坚信马列。

　　

　　“外圆内方”开新宇，

　　

　　三五春秋倍两千。

　　

　　建共产主义小社区，

　　

　　看南街。

　　

　　南街村党委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实行工资（占30％）加供给（占70％）的分配制度，从1984年吃包产到户的“后悔药”，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到上世纪末的15年时间，村GDP增长2 000多倍而引起世人关注。笔者认为这与南街村党委在学习、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中，针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弊端，结合本村实际创造的“外圆内方”富村治村方略和坚持又红又专的“三好”人材标准紧密相关。

　　

　　“外圆内方”是实现一个消灭、两个决裂中国特色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顶不住“一刀切”吃了包产到户的亏后，重整旗鼓走“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党委吃一堑，长一智后，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管黑钱白钱，只要给钱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钱，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钱看”的歪风邪气，甚至要钱不要脸地用“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的不顾国格、人格的怪事、丑事，以及乱引进和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诸多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和大量出现，在全国到处都搞开发区、特区、示范区的热潮下，南街人却创造了既能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败的“外圆内方”真正中国特色的富村治村方略。即通过“外圆”创商海（富村），与市场经济接轨，但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绝不能损害国格和人格，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的严守“内方”治南街——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在创商海的过程中，不仅用“村规民约”和“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且还发动群众来监督和评论干部，以达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群众评论不过关的干部，绝不允许他“带病”上岗，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离岗，绝没有“下不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成员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指挥、战斗，除每天或隔天开碰头会及时研究总结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外，还用定期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消灭在萌芽状态。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开战地动员、总结会和合作化初期开田间地头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如此，还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活动（类似于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对贪污两万元的一名认罪态度不好的会计，经司法机关查证落实后，判了六年刑。当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惊奇地说：像两万元判六年刑在一些大单位能拉一卡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惩治了腐败，而且使干部、党员、村民、职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再教育。当人们痛恨现在的腐败时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颂扬和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放手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能在短期内打败不法资本家和党内腐败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三年经济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现在的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就在于“以官治官”不发动群众，“人民没有‘四大’了，腐败分子不怕了”——腐败分子无压力，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为“二百五”的那种贬义戏称，现在已经成了以此为荣、人人学习和发扬的“二百五精神”，即不怕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认准了方向绝不回头、不受外界干扰、干不好不罢休的认真负责精神。王宏斌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无权公车私用；他爱人不是“跟上老爷当娘子”的夫荣妻贵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杀猪的翻肠子”的村民公仆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村上安排给她的洗衣房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的亲属都是如此。不像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大领导在内，一人升官鸡狗升天，首先将他的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越大，“抬轿子”的越多；“轿夫”的级别也越高；给官员把事办成了，他就提升了。这就是轿夫的“肩上功”。人们在下边经常议论的某某当了大官后，把他的兄弟姐妹、儿子、外甥等亲属都提拔到一些重要岗位，有的也将“二奶”、“三奶”都提到重要岗位。南街村的领导没有任何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铭——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弘扬正气，安定团结，不以权谋私，多少年无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他们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的教导而开创的一个真正中国特色的“外圆内方”的村子，就象战争年代的解放区，参观者则称其为“一方净土”。被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农业部命名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命名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和中国集体雷锋评审委员会命名的“中国第一雷锋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实践、政治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去南街村考查后，兴奋地提笔写下“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1994年5月26日，当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工作时，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结束后，杨德忠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要把它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1998年5月8日，《中国经济时》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体制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正好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它的这种模式有利于我们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克服旧体制遗留的弊端”；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7月则称南街村为：“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都是“外圆内方”创造的的奇绩。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仅能够指导计划经济，而且也能很好地指导市场经济；用它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创造的“外圆内方”，在市场经济中不会走邪。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2009年2月台湾东森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来南街村采访，就是“能让台湾的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了解一个村子是怎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和详细了解“这个一直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村庄”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打算，准备“给加拿大人一个惊喜”。

　　

　　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的“三好”人材教育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从村办企业发展的实践中，特别是要实现“外圆内方”的富村治村方略，深知科学技术和人材的重要，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与培养人材的关系。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村办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人材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材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材，这种片面的唯学历论的人材观对南街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人材观的办学要求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的“三好”人材标准并特别强调对三好的要求：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在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材观和人材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引进、培养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材，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和适应“外圆内方”的干部队、技术伍。在普及中专教育的基础上，现在在全国各类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这既不存在上不起大学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不难看出南街村的人材观和办学方针已从“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材”的水平。为使下一代从幼儿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设备齐全的一流现代化的南街村幼儿园、南街村学校（小学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项的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从幼儿园到大学（含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费用全部由村上供给。中小学大门口矗立着基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古人云：“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器。”“德”是指品德情操，“才”是指聪明才干。德胜过才是君子，利国利民；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这已经把德与才的关系说清楚了。古人的“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与王宏斌提出的“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这“危险品”必然“害人害己”。仅用全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自古对人材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备。南街村的这种提法，既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德才兼备的人材标准，也符合我们党对人材又红又专的一贯要求；还体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和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告里提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笔者理解，“德育为首”和“德育为先”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让人非常遗憾和费解的是，我们提了多少年的又红又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我们国家自上而下的文件、领导讲话和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则将其已深化得从有到无，现在几乎看不到、听见不见了，和人民公社一样被废除了。难怪小平同志早在1989年就说过，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上的失误。失误就让它失误吧，连《准则》对又红又专，“红”、“专”的标准都不要了，那教育不失误不滑坡还行吗？然而竟然也有将又红又专说成是“左”的产物，并用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否定“红”。只要有技术就是“红”，不管姓“社”姓“资”为谁服务，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这种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现在培养人材的大气侯就是对为谁服务这一手太软了，有多少学校的领导把党的教育方针能说清楚。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就在于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宣扬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来否定政党和国家的阶级性，到戈尔巴乔夫则宣扬笼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引向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实为私有化，最终赤裸裸地道出了：“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对人类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有经济越来越少，在商业流通领域，除了行政机构的牌子外，在大小城市的商场、超市基本上看不到，或者没有国有的商业了；即使有招牌，也是在国有外衣下个人承包了。但在南街村、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等这些地方是不行的。南街村尽管也有与日本、德国合资的几个企业，但主权都在南街村手里，绝不把土地和企业卖给私人和洋老板，让村民给他当雇工而过着殖民地生活。这就是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必须有“外圆内方”的一方净土；要保持“外圆内方”这一方净土，必须有又红又专的“三好”干部队伍和科技人材队伍。这就是笔者文章中提到社会主义时，在其前边加上公有共富的定语，以与官商勾结、化公为私、把集体分了搞单干也在喊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因而，进入牛年的南街村就真的“牛”起来了，党委确立了体现集体的优越、体现集体的温暖和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三个体现”的工作指导思想。“三个体现”的核心是“体现”二字，实质是真正认识到集体的“优越”和“温暖”，作用是要培养、强化和发扬好“集体主义精神”。这才走的是真正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三个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未能引起我们新闻媒体的注意，却引起了尚未统一的宝岛台湾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关注而前来来采访。这就值得国人深思！深思！！再深思！！！

　　

　　［注］本文摘自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共富村之路》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