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系列之一：窘迫的现实，可悲的结局

　　

　　——评小岗村12位老农民获得“养老补助”　　

　　

　　 　　

　　

　　据新华社　11月9日　电，“（2005年11月）9日，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公司安徽分公司提供，安徽省凤阳县12位曾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手印的农民获得了每人每年1200元的‘养老补助’。”该则电讯称：该省农委主要负责人向新闻媒体介绍说，“1978年11月，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如今这些老人已经陆续过世6位，在世最年轻的也近60岁。为了让这些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农民们颐养晚年，在多方协调下，安徽太平洋保险公司为这12位农民捐赠了这笔‘养老补助’。根据协议，补助将持续发放到这些历史的见证人离世为止。”　　

　　

　　说实在话，在实行分田到户20多年后的今天，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联系到这些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实际过程和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笔‘捐赠’呢？难道红极一时、红遍全国、甚至于享誉全世界的中国农村改革带头村的带头人们还在乎这点儿小钱不成？”每人每年1200元，它不够党政机关干部公款吃喝一顿，更不够当今　富豪的　夫人、小姐们买一瓶进口香水，也只够贪官污吏和富人在高档宾馆里嫖一次“小姐”。可是，实际上这笔钱对于这12位老农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他们从此可以不再为他们个人的吃食发愁了，倚此他们可以“颐养晚年”了。　　

　　

　　至于小岗村的这些老农民在乎这笔钱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曾经红得发紫，却至今并不富裕。不仅不富裕，而且据媒体导，小岗村现在是“穷得不能再穷了”。关于这一点，以下的文字可以作证：　　

　　

　　“25年后油菜花开的时节，记者走进了这个传奇色彩的小村。走在村里惟一的水泥大街上，记者遇见了正在扫街的严俊昌，他就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见到记者，他感慨道：‘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5年未进富裕门！’……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当年大包干另一个带头人严宏昌的家。见到记者，曾经担任村长，现在镇里担任经委主任的严宏昌说话显得格外谨慎。据他介绍，‘小岗村现在年人均收入还不足2000元，有30多人常年外出打工，60%的村民家中负有外债，由于种地不合算，小岗村许多土地又重新撂荒了……村里的瓦房和平房绝大部分都是前些年建起来的。这两年大家手头紧，几乎没有盖过一间新房’。总人口仅为420人的小岗村，除了1070亩土地，没有一家企业，如果没有外援，严宏昌说，他们只能‘从土里刨食’。”现任村主任严德友（严俊昌的儿子）也坦率地说：“看着小岗村这个样子，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作为第二代‘大包干’负责人，我们真不想砸了小岗村这块牌子！” 记者在叙述这一段情况时，用“窘迫的现实 ”这句话来形容。（摘自《今晚》，孙玉松/文 ）既然经济上是如此的窘迫，1200元钱当然就很重要了。　　

　　

　　综合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对于小岗村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上上下下都是怨声载道的。上边的领导，包括众多的新闻媒体，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小岗村之所以如此，责任不在别人，而在小岗村自己。他们指责小岗村人“懒惰”，只会“躺在荣誉和成绩上睡大觉”，“过于依赖上边‘输血’”，等等。 　　

　　

　　小岗村人也许的确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回过头来看，这能全怪他们吗？对于小岗村人来说，那份高到极点又大到极点的荣誉来得太突然，使得他们有些措手不及，做梦一般。对于这份荣誉，他们没有经历过一番奋斗的过程，也没有经历过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发展、逐步上升的过程，是突如其来地降临的。这就难免出问题。此其一。只要查一查当时和后来宣传小岗村的资料，就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地方到中央的领导人的讲话，还是铺天盖地的新闻舆论，都是用最好的词语来颂扬小岗村人的，颂扬那18位农民，颂扬他们“敢冒坐牢的危险”在一纸协议上按下了手印，颂扬他们“给几亿中国农民带了好头，指明了方向”，“创造了好经验”，有的人甚至于说他们是“新时代的圣人”。如此这般地把几个文化并不很高，见识也不很广，长期只是在地里“刨食吃”，当初按下手印也只是出于要改善生存状况的本能、并非有什么先见之明的农民吹得如此神乎其神。可是，却从来没有人提醒他们还要注意什么，要防止什么。这能不使他们飘飘然吗？能不使他们滋生出各种不正确的意念吗？此其二。只要稍稍回忆一下，如果不是太健忘的话，人们大概都会记得，小岗村是所谓历史进入“新时期”而树立起来的全国先进典型，而这“新时期”是与“旧时期”即毛泽东时代相对立而言的。在小岗村大行其时的时候，也恰是“旧时代”所树立的那些典型，如大寨，大庆等极度背时的时候。而那些“旧典型”，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既然是新旧对立，新典型当然就不能再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类的旧皇历了。在当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这些思想，是作为旧观念来批判的，是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要发展就只有引“外资”，靠“外技”，发“外财”，成了社会的主导旋律。即使是今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仍然莫不是如此，“招商引资”的数额成了他们政绩的主要评判依据。既然“滔滔者，比比皆是也”，难道小岗村就不可以依赖“外资”、“外财”来发展自己吗？对于他们来说，最可依赖的“外资”和“外财”当然是乡、县、市、省和中央的财政和物资支援了。此其三。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然而，当小岗村大红大紫的时候，也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外“反毛”“精英”们正得意、正猖狂的时候。他们无中生有，妖言惑众，对毛主席肆意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他们摆出一副与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对着干的架式，几乎毛主席的每一句正确的话都遭到了他们的揶揄、讽刺、嘲笑和批判。在这样形而上学猖獗的背景下，小岗村的农民们产生思想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此其四。由以上四点可以得出结论，小岗村干部和农民思想上的问题，责任主要不在他们自己，而在上边的领导和新闻舆论。小岗村干部和农民的“毛病”，完全是上边给教出来的。可是，今天却把这些全都怪罪在小岗村人的头上，这不仅极其不公平，甚至于是极其不道德的。　　

　　

　　小岗村人也怨声载道。他们埋怨上边把他们这个典型树起来、在全国发生作用后，就再也不管他们了。有的农民甚至于公开责问记者，“既然把我们作为典型树起来了，就应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物资来扶持，让我们提前过上好日子。这样做，大家都光彩。可是各级党和政府却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说各级在把小岗村这个典型树立起来发挥作用后“就不管了”，这也是冤枉的。其实，多年来，各级党和政府对小岗村还是恩爱有加的。因为这毕竟是受人尊敬的总设计师亲自设计的典型啊！有关这一点，下边这段文字可以作证：　　

　　

　　“记者在来小岗村采访前了解到，安徽各级政府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过小岗村。……江泽民1998年来视察之前，……安徽省委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专款给小岗村修了一条　八公里　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在小岗村头，还建造了气派的牌楼。凤阳县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搞‘承包’的首创精神，还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记者了解到，严宏昌曾经是安徽8届省人大代表。1993年2月，在他和其他人大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几大职能部门第一次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当时，省委非常重视这个会，会议确定了大约1300多万元的投资数额，’……（后来）滁州市政府一个红头文件说‘投资已到位661万……’‘当年修路，盖学校和牌楼，最多也就花个六七十万吧，……’曾经搞过建筑预算的严宏昌一脸心痛地说：‘要是这笔钱能全部投在小岗村，我们村或许就不只现在这个样子了……’”（引文出处同前）　　

　　

　　这段文字充分说明，正如该文所说的那样，“安徽各级政府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过小岗村。”这种“包装”至今还在继续。据近日媒体导，不久前在小岗村落成了一座耗资300万元的纪念馆，其中财政部出次200万元，安徽省出资100万元。平心静气地说，除了小岗村，全国有哪个村得到了上级直至中央的这多关注，这多“包装费”呢？值得问一问的是，各级对只有420人的小村庄进行如此的包装，而这个小村庄至今却仍然是“穷得不能再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小岗村这个典型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说得实质一点，它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一个畸形儿，一个怪胎。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前面已经谈到。而下面的这则导也许提供了进一步的答案：　　

　　

　　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村办企业不断增加，除等级面粉厂外，还办起了以食品加工为中心的方便面厂、食品厂、锅巴厂、包装材料厂、养鸡场和中、日、德合资的彩印厂，奶油酥条厂，啤酒厂等26个企业。成立了汽车队，有大型货车160辆，职工增加到多人。农业全部机械化，只用40多人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国家大型企业——中原工贸公司。产品方便面、龙须面、啤酒等获省、部优、全国优质产品奖和国际保健精品金奖。产品销往全省120多个市、县，26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1亿7千多万元，比重新组织起来时的1985年（该村曾学小岗村“经验”分田单干过三年，发现问题后立即作了纠正，重新回到集体经济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上来）增长1170倍。村还是那个村，人还是那些人，思想明确了，路子走对了，他们发展经济的步伐简直是在飞！” 　　

　　

　　“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三次到南街村参观的感言和留言。“包干到户20多年的小岗村为什么连续三次到南街村取经？用当年分田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俊昌的话说：‘原来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来南街村一看还是集体好，看来分田单干就是没有出路。’”（摘自《单干的样板小岗村VS坚持集体经济的南街村》 消息：人民网，愚公）　　

　　

　　“分田单干没有出路”，“还是集体好。”小岗村的村干部，包括当年带头分田单干的老农民，三次参观学习南街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发人深思。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嘛。到是希望与小岗村处于同样贫困地位的全国村庄，能听一听小岗村村干部的这些话，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今后当何去何从。国家的有关当局更加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以便负责任地给几亿农民找出一条可靠的出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怕错了不认错，或者知错不肯纠错。　　

　　

　　最后再回过头来说一说那12位老农民的“养老补助”。新华社的电讯说，他们的这笔“养老补助”，是“在多方协调下”才得到解决的。这说明，至今“多方”都还是在关心着他们的。他们的功劳，就在于写了那份分田到户、实行单干的协议，并别出心裁地在上面按了血手印。他们事先没有料想到的是，他们的此举正适合了上边决策者要否定农业合作化、否定人民公社制度、让几亿农民分田单干的需要。这种需要，就其戏剧性来说，与当年张铁生的那张“白卷”、小靳庄的那些农民诗因符合了上边某些人的需要而被利用是一样的。这种纯高层政治斗争上的需要，成就了这十几位农民，成就了小岗村，使他们一举成名。现在，他们又得到了这笔“补助”。这说明，他们当时的血手印是没有白按的，因为正是这个血手印，才使他们获得了这笔“捐赠”；否则的话，他们将与全国其他数以千万计的贫困老农民一样，是任何补助也得不到的。就保险公司而言，虽然这笔钱归根到底是投保人的钱，是人民的钱，但是它毕竟出自安徽省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荷包。该公司愿意捐赠这笔钱，也还是值得称道的。他们这样做，大概就是用实际行动来“为改革作贡献”吧。耐人寻味的是，这12位农民，当年是那样的大红大紫，现在却落得需要靠保险公司的捐赠才能“颐养晚年”的地步。这种结局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令人发出一声叹息。但是，他们毕竟又得到了这笔钱，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又是幸运的。须知，那些极希望得到却又根本得不补助的农民们，当年正是听了小岗村“18人冒着坐牢的危险而决意分田单干”的“动人”故事，在上边强力的诱导下，自愿和不自愿地学了小岗村的“经验”，实行了分田单干，从而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啊！　　

　　小岗村系列之二：小岗村：记住不如遗忘　　

　　近日（　1月21日　）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一则新闻。说的是有三位大学生自愿到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落户，要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帮助该村走出贫困，实现小康。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已经被改革的精英们严厉斥责为“极左”而遭到彻底否定，在由于错误农村政策导致城乡差别空前加剧的历史条件下，在各级各类的大学毕业生都将到农村去视为畏途乃至屠途的今天，竟有三位大学生自愿到小岗村这样贫穷落后的农村落户。他们的行为实在是有些另类，有些“反潮流”，有些不合时宜。　　

　　

　　他们的这种另类表现亦即“反潮流”的举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种种疑问。比如，此举到底是出于他们的真心自愿呢？还是别有原因？对此，因为该新闻没有明说，因而人们是不得而知的。又比如，凡事有开头就总会有结局，他们的开头已经被权威的新闻媒体所导、所肯定，他们的结局将会如何呢？他们能够达到导所宣称的目标么？他们会不会像小岗村那样当年被吹捧得天高后来却跌得很惨呢？对此，不仅别人难以预测，恐怕就是他们自己也是难以预料的。　　

　　

　　撇开上述种种疑问不谈，透过那则新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清楚地告诉人们，执政当局及其新闻舆论，仍然还牢牢地记得小岗村，记得这个曾经红极一时、却又至今没有摆脱贫穷困境的小村庄，记得它多年来的尴尬处境。同时也表明，执政当局及其新闻舆论时刻都没有忘记设法帮助这个小村庄摆脱难堪的处境，即帮助它富裕起来。　　

　　

　　对于当局的这种对曾经的“功臣”总是念念不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决意要让它重新站起来即富裕起来的执着态度，有的人也许是要大加赞赏，甚至于是要肝脑涂地、感激涕零的。然而，我却并不以为然。不仅不以为然，我甚至于认为，对于小岗村这个地方，与其时不时地弄一些事情出来让人们记得它，到不如让人们把它逐渐地遗忘的好。　　

　　

　　我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完全是从爱护小岗村、爱护某些当年的当事人出发的。因为，正如毛泽东所多次说过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记忆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也有二重性。举例来说，如果是正确的东西（包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作法等等，下同），人们记得它，就是记得正确，进而就会增强对提出和坚持正确意见的人的信任感和好感，提高他们的威信，提高对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的信任度和执行的自觉性。反之，如果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人们记得它，就是记得错误，进而就会减弱人们对提出和坚持错误意见的人的信任感和好感，就会损害他们的威信，降低对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的信任度和执行的自觉性。可见，一个事物，究竟是让人们记得它好呢，还是让人把它遗忘的好呢？这就要看那个事物是属于正确还是属于错误了。一般来说，如果是属于正确，那么，记得就比遗忘好；反之，如果是属于错误，那么，记得就不如遗忘的好。　　

　　

　　具体到小岗村的问题上，是让人记得它好，还是让人把它逐渐遗忘的好呢？应该说，二者都其好处；但是，相比较而言，记得不如遗忘的好。因为，让人们时时地记得它，就自然而然地会引起许多人的种种联想。比如，它会使人联想起从前在农村（包括农业、农民，下同）问题上曾经有过的尖锐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会使人联想起后来围绕农村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会使人联想起小岗村身上所曾经附着的种种理论的和现实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分田单干”，“分田到户，一分就灵”（或者叫做“包产到户，一包就灵”），“分田到户，一分就富”，等等，会使人联想起以小岗村为榜样，在全国强行推行分田单干后中国农村很快即陷入新的更大的困境，虽经当局和全国数亿计农民和农村干部多年奋力挣扎，却仍然不能摆脱困境，终至于造成全国规模的空前突出的“三农问题”，当然更会使人联想起“一分就灵”在小岗村自身就并不灵，不仅不灵，而且深受其害，深受其苦，即快30年过去了，它至今还仍然在贫困中挣扎，于是才有前述三个大学生到该村落户、力图帮助其脱贫致富的导。说实话，以上这些记忆都不是什么好记忆，以上这些联想也都不是什么好联想。既然是不好的记忆，是不好的联想，为什么要让人总是记得它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这不是哪把壶不开偏要去提那把壶么？这不是诚心要跟某些人过不去么？所以，对于小岗村而言，记得不如遗忘的好。　　

　　

　　进一步地说，让人记得小岗村，就是让人记得它曾经的大红大紫，就是让人记得它自那以后一直以来的困境与尴尬，就是让人记得在两种关于农村不同意见的斗争中究竟属对属错、谁是谁非，一句话，就是让人记得小岗村榜样的失败和破产。而让人们逐渐地忘记小岗村呢？让人忘记它，小而言之，对小岗村自己有利。古人说：“高处不胜寒。”十几个祖祖辈辈种田爬土巴的农民，文化程度都不高，见的世面也不多，就凭那一时的冲动一人按下了一个手印，就那样地立即地成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典型。说实话，那也太过荒唐了。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种状况，对小岗村本身而言就是一种包袱，一种负担——对此，有权威媒体就曾导说，小岗村不能脱贫致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背上了“全国先进典型”的包袱。与其背上这样的包袱，还不如放下包袱，让他们轻装上阵的好；让他们轻装上阵，极有可能很快就富裕起来了。大而言之，对曾经把小岗村奉若神明，捧上了天的那些人也极其有利。这可是双赢的事啊。　　

　　

　　再说了，不是说要“向前看”吗？要“摸着石头过河”吗？客观公正一点地说吧，社会主义是个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当时树小岗村作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也许是出于好心，估计至少不会有恶意。从实践上看，既然小岗村这个典型不成功，是错的，它后来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20多年来各级政府没有少为它操心，许多单位也没有少为它出钱出力，仅从外边输进去的“血液”就已经将近一个亿，可是它仍然贫困，仍然像一根扶不起来的猪大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向前看”一下，却硬要企图让它作为分田单干的典型而起死回生呢？为什么不换个路径“过河”，却硬要死守着那个过不去河的“渡口”呢？这样做到底是要维护什么呢？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么？　　

　　

　　还有，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对小岗村为什么就不能实事求是一下呢？不行就是不行，错了就是错了。为什么就是不承认呢？我们党有“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根据这个优良传统，数十年来我们党纠正过许多前进中的错误，弥补了许多工作中的不足。为什么在小岗村的问题上就不能发扬一下这个传统，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错误就纠正呢？过去为小岗村所作过的那么多的努力不算，这一回又弄几个小青年到该村去，让他们搞什么“知识扶贫”。就算他们把小岗村真的搞富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分田到户的正确么？能说明曾经附着在小岗村身上的那些理论和政策的正确么？能为小岗村神话挽回一些面子么？恐怕是不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