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在中国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的茅于轼被禁止出境，原因是去参加所谓的喜马拉雅流域开发国际合作会议（大山也作“流域”的定语，看来我们关于“流域”的传统定义又要与时俱进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知道这以前的茅于轼已被爱国网友尊作“茅厕中的石头——又臭又硬”，那么我把他称作是有又臭又硬石头的“茅厕”该是抬举他了。茅厕么，是品味气质比较特别的地方，连那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的 “茅厕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有关中国胜景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较早的却是这夕照中的“茅厕”（为不引起大家嗅觉的屡屡不适，我下面都简称之为“茅”）。在初中学课文《中国石拱桥》时，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茅以升的侄子茅，是中国极著名的经济学家呢。我也不知他的话是褒是贬，大概是褒吧，反正我当时是崇拜得一塌胡涂，并极嫉妒地想：虎门无犬子，我要是茅以升的侄子也就好了，说不定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家的！但后来我长出胡子了，没事闲上网，才渐渐认识到原来是这样一个“极著名的经济学家”啊！因为唯一能说明他“经济学家”身份的，是他于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列奥尼德·康托罗为奇凭此书还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此看来这本书就不能叫做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这样我对他的好感也褪色不少。再后来我胡子变长了，也知道他与美国原来还有那么一腿，对美国是那么的一往情深死心塌地牛拉不回，为了配合美国围剿中国的目的，他尽散布祸国殃民的言论，直气愤得有时要问候他的老娘，对他所有的好感也荡然无存，反倒化为恶感了。 　　

　　 我没长胡子前，就知道有个叫做毛泽东的人救了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因此老百姓一直没忘记他的好，没忘记他对外抵御美国霸权，对内安定国家形势，让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劳苦功高，千古第一人。而就是茅这个经济大师，得道的经济大师，看见这些情况就很生气，——凡是拜美国为干爹的人，看见这些情况就都很生气的，这即使不是非凡的人也能看得出——便将毛泽东骂成魔头，十恶不赦的魔头，罄竹难书的魔头。并且茅御驾亲征，亲自指导起中国的光明前景来，他所兜售的灵丹就是“市场万能”。茅讲起来这些理论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都分散在他的许多大作里。但我没有看过他的诸多大作，所以也不知道“市场万能”究竟是不是他的核心思想。

推而言之，他的种种理论正被有条不紊地执行着，执政高层终于服下了他开出的有毒药方，一心一意地为人民币服务，全心全意地摒弃了毛泽东思想，实心实意地想着傍上美国这条大款。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不知道国庆节里大员们也懒得去毛泽东纪念堂里去瞻仰这件事吗？咫尺千里，这反映出他们抛弃毛泽东思想已经很远了。其实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中共大会的公和两会的政府工作告里找不着“毛泽东”这个字眼的。他们配合茅把毛泽东思想装进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据说光芒四射能保一百年不变的塔来，这就是“韬光养晦”塔，网友也有叫它“掏光养贿”的，并对这种挥刀自宫式的韬略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他们认为天下本和谐，庸人自扰之，并认为我们一个个都想着做著名人物——堂吉诃德呢。他们只相信“水能载舟，亦能煮粥”这句话的。在此我想把管仲的话转告给肉食者：“百姓为天。百姓与（拥护）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此后似乎事情还有很多，如英雄一声吼只为救“美”人、类似于野猫叫春的“强烈抗议”之类，我现在都记不清有多少这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壮举了。 　　

　　 想不到这也是风水轮流转啊，我们过了三十年毛时代的当家作主的生活后，现在又回到150年前的清朝后期的情形，即“洋人压政府，政府压民众，民众反洋人”的怪圈。所不同的是那时至少还有主战派抗争过，而现在倒好，直接举白旗，而且还是在冠冕堂皇的种种理由之下！

现在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这茅的被打倒。我经常在《凤凰网》上看见茅那破破烂烂的老脸配上他的歪作，虽说图文并茂，但心里就是不舒服。我又看了他近一阶段的博客，发现他仍然是相当地坚持他的灼见，除了坚称“18亿亩耕地红线不必要”“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等外，又炮制出喜马拉雅“流域”、钓鱼岛水域交由中外企业家共同开发等新思维。这我就是有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到他所热爱的美国土地上去摒除政见、莫谈主权、都能获利地去开发呢？他为什么总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打主意，操心思，想办法呢？同时他还恬不知耻地发布所谓《喜马拉雅流域合作开发会议建议书》，无非是向美国主子遥表忠心，学着洋人耸耸肩惋惜道：“sorry,这我可没有办法了。”然后再低头啃主子扔过来的骨头了。提到骨头，我想用“狗衔骨头往外甩”这句话形容他应该不过分吧。真不知道这茅的别墅能不能容我们共同开发，并且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会遭受损失的”呢？茅虽口里说这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典范的，但他愿这样做么？ 　　

　　唉！我们纳税人花重金养了这样一个吃里扒外的茅，也真够倒霉的。但茅还未必稀罕我们所称之的“重金”的，因为他自有美国干爹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巨额美金。

现在，他居然被禁止出境，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长城内外、各大论坛，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博友网民，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可有谁为他抱不平，不怪他大坏蛋做得太不像样的？

经济学家本应该不只要念好自己的正经，而且还要心怀天下苍生，维护国家主权利益。19世纪法国科学家也是微生物之父——巴斯德就曾说过：“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他自己的祖国”，而茅不但不爱国，而且还处心积虑地盘算着如何更贱价地卖出国家利益，你说奇怪不奇怪？更可笑的是，他的几个粉丝给他镶上一副金面罩——“经济学界的鲁迅”，他也欣然享之呢。我想这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周海婴干吗去啦，你还不到法院去告他泼污给你父亲！顺便提一句，网上有恶帖臭骂鲁迅是卖国贼的，看了这句话大概也有些愤愤不平了。为什么呢？只要你想想他不称自己为“经济学界的秦桧”的原因就知道了。 　　

　　 听说，这次有关部门也怪茅太多事，以致民怨“煮粥”，就限制了他的出境。这样的危险分子，不但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倒遥想他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想勾出我们的眼泪。我从心眼里鄙视他这个伪君子。在当年的划右派中，确实有些人被冤枉了，但他却不是，他多次说过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大右派”，说“卖国无罪”也不止一两次吧。我对于有关部门所作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较满意，认为办得还算不错的。但可惜还没有打倒他，因为他始终有着一副赤裸裸的冒着热气的卖国心肠！我本来是想写《论茅的倒掉》的帖子，但只要一想到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也就知道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更有网友认为要借此来清算一下国内的汉奸败类，但我认为“他的愿望切近，我们的愿望茫远”，清算这事我们活动一下心思是可以滴，但在现在的情况下是万万做不到滴！

和谐阳光高照时节，却照不彻中国许多阴暗的角落，照不出中国多的是的汉奸卖国贼，也照不到那远在瑞士银行中的5000个中国秘密账户。古语说“大盗则篦，大官则剃”，难道古人还真有推背的能耐，能一语道出几百年后中国现在官员的贪婪本性？想想也是，大盗不会月月年年来偷你家的吧，但那些官员们则能坚持做到，并及时暗送到国外珍藏！也正因为他们贪婪成性，利令智昏，才有了他们对外的一再韬光养晦、软弱无能，让国民也尽享了叫耻辱的这种美味。我沧海氏曾说过“法不严则邪不畏，内不修则外不举”的话，我自己还想说：诚哉斯言！据此推之，正常情况下下一届政府应是“习李”组合，但我认为习李如若仍是不愿实行阳光法案，不能率先垂范，不肯公示出自己的财产，私利心太重，上梁不正下梁歪，则只会变成“戏你”组合，忽悠人组合！我这话立此存照，以后验证！ 　　

　　我之所以希望茅的倒掉，而不仅仅止于他的被禁止出境，主要原因还在于茅乃当今中国的众奸之首，他若一倒则众猢狲即使不散也大有收敛，则国民幸甚，国家幸甚。有网友这样表扬他：“他挟洋自重，丧尽天良，用心歹毒，祸国殃民，上愧列祖，下祸子孙，人神共愤，何不及早除之，以告天下。茅氏若尚存一丝良心，立马引颈，以谢国人，或能赢取一滴同情之泪！”这是我们正义网民的如涛呼声！

这老妖公麾下有“一小撮”徒子徒孙，蚁聚了诸如盛洪、樊纲、张曙光、张维迎等一大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带动了诸如李稻葵、胡祖六、陈志武等一大批少壮派“海龟”精英跟随他的未竟事业。他们则继续高举美国特色的霸权主义理论，坚持学习山姆卖三块手表的思想，深入贯彻奥马驴的胡谐太平洋发展观，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开花结籽，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他们已在中国窃居高位，成为主流上层精英，指导着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也正是他们十几年如一日，拿出“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盖世武功，使中国在与美国的经济战中屡战屡败，更多的是不战而败。盛洪、樊纲、张曙光、张维迎等老油条大家应该知道得比较多，在此不重述。在这里我要说说他们新生力量的典型代表。为珍惜网友时间起见，也只略述： 　　

　　1、李稻葵：现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学术成果为“转型经济中模糊产权理论”、“增量民营化理论”，讨论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看到这两个理论，再联想到中国近几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与变化，我感到很瘆人，同时我虽够愚笨的，但也悟出了其中的一些玄妙。

2、胡祖六：曾任世界金融霸权生态链顶端者之一——高盛的执行董事，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他语重心长地提出“担忧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实现其操纵或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企图，实在是杞人忧天”；又于2007年提出“中国把绝大部分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元上是非常符合逻辑的”的高见；他在2008年7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声称：“从原油需求、工业技术、地缘政治等多个角度考虑，国际原油价格依然会上涨”，他还提出高盛有关“未来6到24个月油价愈来愈可能升至每桶150-200美元”的预测从目前来看并非危言耸听。事实是原油价格于2008年7月见顶每桶147美元，随后一路狂泻，到2008年12月触及2004年初来最低点每桶32美元。中国政府和许多公司为此交上了一笔高昂的学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另外更令人回味的是，胡祖六本人单从高盛投资工行这一交易中就获利逾3000万美金。应该说这个中美国人是伙同高盛做局中国的非同一般的人物。试问：他到底有没有理直气壮地出卖国家的利益？ 　　

　　3、陈志武：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他的代表性观点有：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进一步私有化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夺、单极秩序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攫取私人产权等等。陈志武同志竭力鼓吹中国私有化和推进中国民主化，这一方面是为他的特殊对象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的某些政治力量服务。正因为如此，他在中美两国都有强大的保护势力，从中国近几年的政策转向看，陈志武比茅做得更加成功，他对中国私有化政策的推动力比任何人都大。中国私有化政策正在向所有的领域进军，除非以后有人校正，否则，陈志武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这三个香蕉人（黄皮其外、白瓤其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在美国名校读过书，取得过学位，罩上不少光环，最后又被美国空运到中国。中国高官如获至宝，直接重用他们，要不就是当上了央行的常委，要不就是成为了著名专家教授，直接指导和参与中国经济的运行。他们到底是为美国政府尽忠还是为中国人民效力，这不会是一个谜吧。既然这样，我等大众又岂能放心得下？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来看，他们的功劳与能量已经超越茅了。因为大家对他们了解还不深，恨他们的人也比较少，他们潜伏的深度已超过了他的前辈，茅现在只能算是他的“护驾者”之一了。他们一个个都既会单飞，亦能合伙，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和团队，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极其深远。问题又在于，他们能在中国翻云覆雨，干出许多勾当，高层一点担当的责任都没有吗，他们脑壳中装的不是脑浆？非也，超越国家民族利益的私利使然！并且他们铁了心要凿沉中国这艘大船，哪管我们百姓的死活！他们还像鳄鱼一样挤出一颗黄豆大的泪珠满怀同情地对民众说：这是经济转型的阵痛，这是华丽转身的必然。哼！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其实你们的华丽转身我们早已看出来了——类似于开屏的孔雀一转身——露出大臭屁股啦！ 　　

　　我在这里又要说，将来的习李组合如果不能痛下决心，拿出壮士断腕（无奈的实情）的勇气，清理高盛等投行、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形形色色的美国基金会等在华的势力和代理人，则中国离真正的灭亡就是为期不远！美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是被逼成仇敌的，奋起反抗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在多条战线上拼个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

呜呼！如若不然，到那国破家亡时，就是连日本皇军士兵也像南京大屠杀中那样，在中国民众狼藉的尸体上狠踹两脚后再泼上汽油，并狞笑着恶狠狠骂道： 　　

　　活该！！

附记：写出这些文字后，我感到周围环境是阒无声息，死一般的静寂；连我家的司夜犬也不吱声，但我分明听到不远处山林中豺狼从白森森牙齿缝中发出的凌厉的嚎叫。抬眼看看窗外，景致很特别，一个字——黑！唯有一线弯月孤零零地无力散出极微弱的光，于是又有所感，遂叹曰： 　　

　　独月一钩挂斜空，孤舟一叶簸江中。

　　

　　 江中礁牙拌流涌，舟上歌舞伴笛笙！

　　

　　——本帖中有部分文字选自孙锡良老师的《中国人需警惕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特此致谢！

　　

　　附文：

　　

　　 茅于轼——老年斑掩不住的汉奸嘴脸
：北海

　　

　　逛书店的时候看到了茅于轼自己的盖棺论定，那是在一本由“青年学人”为他庆寿而专门发行的征文小册子上。猩红的腰封上罗列着为他加封的几只高帽子，第一顶就是“经济界的鲁迅”。鲁迅先生是最有骨气的文人，向来是汉奸的死对头，但他不满意也没有办法。反正茅于轼看来是满意的，照着鲁迅先生的样子摆拍了照片作为封面。只是把脖子抻得那么长，老褶子都几乎抻平了，不免让人怀疑那脖子是否受得了，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难受，只需要再有一撇小胡子，也就很像了。　　

　　

　　孔子曰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惜圣人只活了七十三岁，自然没有关于八十岁的总结，这多少是个遗憾。然而如今茅于轼终于活到了八十岁，他有自己的总结。　　

　　

　　这篇《八十回望》，起头便是“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我自己倒没常想，但既然茅于轼已经想了八十年，不光在“最近有了结论”，并且“确实有所不同”，一定值得一看。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茅于轼是多次出国了，因此他“懂得应该靠右边站”，可是他不知道由于效率低下，并且可能给老人孩子带来危险，香港地铁现在是“不建议在自动扶梯上行走”。如果他能从福特基金会多申请点钱，在西方多走走看看，就会发现有的城市是禁止在自动梯上行走的。其实北京机场的自动扶梯旁，都有宽敞的步行通道，茅于轼偏偏不走，这说明他并不是着急赶路。不着急赶路却还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说得好听点就是为了显示自己跟美国主子学来的“素质”，要说实话就是脑残。　　

　　

　　如果有人由此嘲笑其浅薄那就错了，人家茅于轼还有“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如果这是五年级孩子的作文，会被夸为有个性；如果这是中学生的作文，会被骂为有毛病，但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这是第二顶高帽——认为自己异乎常人之处，这种匪夷所思的境界，远远不是装B的问题了。　　

　　并不需要特别的留意，你就会发现茅于轼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么一些共同点：他们大名鼎鼎，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背着一长串的头衔，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一忽儿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一忽儿又是匪夷所思的研究成果。　　

　　

　　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共同点——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各种资助。凡事总有开头，他们的开头是这样的：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并不是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就是汉奸，就像不接受其资助仍然可以成为汉奸一样（这并不是指任志强，虽然他为茅于轼等人的某些活动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但我们需要了解福特基金会的一点底细。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踏上贼船之初，或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因为国内当时的环境不容，还是比较小心的，最起码没有公开跳出来。如今自知行将就木，苟延残喘之际，想起主子的交代还没有完成，正如那个同样受美国中央情局资助的喇嘛一样，急惶惶扶着着棺材站起来，可惜已经端不得枪，上不去马，能做的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喊。就让我们看看他喊了些什么：　　

　　

　　欢迎殖民论：“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喊着喊着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要保卫有同胞的国土，一会儿又欢迎殖民了。别的汉奸们只顾跟着起哄，也不帮他兜着点。　　

　　

　　放弃钓鱼岛论：“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此论，估计能气得他父亲和伯父坐起来。他这话看起来是同时对中日说的，貌似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配合他的日本主子的，那边已经把钓鱼岛围得铁桶似的，这边喊别争了别争了，自然是喊给国人听的。　　

　　

　　汪精卫救世主论：“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既为汪精卫翻案，又把贬岳飞一番。茅于轼急了眼，居然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　　

　　

　　茅于轼虽然说起话来倒三不着两的，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改写中国历史，首先要从年轻人入手。　　

　　

　　他趁着到处演讲的机会，诅咒愤青们抵制日货“愚蠢”，而他不抵制日货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就没有好处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损害别人，何苦呢？”看来茅于轼不知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要改写世界史了。　　

　　

　　为了颠覆青年们的价值观，茅于轼诱导他们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为“享受人生”。“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前几天又看了一集《我的兄弟叫顺溜》，顺溜为了完成狙击日本将军的任务，眼看着日本鬼子糟蹋了自己的亲姐姐，杀害了自己的姐夫。茅于轼一定是不屑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假如日本人骑在他姐姐的身上，日本人享受，如果他姐姐也享受，他就不能去破坏别人的享受的；如果他姐姐痛苦挣扎，他一定会像汪精卫一样，“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劝道：“太君且慢，我来铺上块垫子”。无耻的汉奸！　　

　　

　　18亿亩红线错误论：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看到最近有官员接受采访，倒是斩钉截铁宣布坚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然而对于茅于轼所唱的反调，该官员只是认为属于“学者认识不足”，居然还亲自跟茅于轼讨论此事。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相对于汉奸们的包藏祸心来说，官老爷们的麻痹大意可能危害更大。　　

　　

　　粮食安全是不是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茅于轼到齐国故地山东淄博去，街头上随便找个小学生请教两千多年前管仲在粮食问题上如何“三策兴齐”的，孩子们会准确地告诉他关于服帛降鲁梁、买鹿治楚、买狐皮降代的故事，齐国不费一枪一弹，收降鲁、梁、代三国，而楚人降齐者十之有四。美国人可能不知道管仲，但他们在控制中国大豆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市场上的做法，跟管仲如出一辙，现在玉米、蔬菜都出现了类似的迹象。郎咸平教授已经分析得很透彻。　　

　　

　　基辛格有句名言世人皆知——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全人类。连美国人布朗都早在1994年就写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告，可茅于轼还是咬牙坚持“粮食安全不是问题”——“我问了很多英国朋友、美国朋友，包括日本人，我说你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靠什么保障？你们是不是有一条什么红线？他们都没有的。”美国对粮食生产采取巨额财政补贴，这比任何红线都要厉害。日本人即使把每一寸土地都用上也只有40%的自给率，他们不是没有红线，而是把红线划到了国外，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疯狂囤积了超过国内面积3倍的农田。　　

　　

　　然而这就是茅于轼的逻辑——他问美国人有红线吗？没有！再问日本人有红线吗？也没有！美国日本都没有，中国还有什么必要有？由此我们知道天则研究所所谓的一年的专题研究是怎么做的。　　

　　

　　恩道尔在《孟山都阴谋》里非常明确地指出，福特基金会是为美国转基因、种子巨头杜邦、孟山都充当开路先锋和吹鼓手的。看看郎咸平教授的研究，你就会知道孟山都等外资公司是如何一步步控制中国农业的原材料、生产和加工的。茅于轼拿出这样一个“研究成果”，仅仅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是站不住脚的。弱智的狡辩并不能掩盖汉奸们企图影响国策、为害中国的祸心。主子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叫。至于叫完了被人骂，并不全是坏事，以此向主子撒娇，主子看怪可怜见的，又甩过来一沓美元。　　

　　

　　茅于轼完成了主子交代的任务，却没有料到，自此之后，他的“学术讨论”的面具就再也戴不上了，透过层层叠叠的老年斑，汉奸的狰狞面孔已经暴露无遗。　　

　　

　　中国历史上向来是不缺汉奸的。大汉奸里面，远的有秦桧，近的有汪精卫。茅于轼们干着汉奸的勾当，却又不甘心落个汉奸的骂名，于是一面当婊子，一面想方设法立牌坊。立了好多“主流经济学家”之类的牌坊也遮不住，还得把这两个大汉奸的死尸扶起来，自己才好躲在后面。只是秦桧一直在地下跪着，他们就想办法把岳飞拉倒，岳飞倒了，秦桧自然就没必要再跪着了；汪精卫分明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就把耻辱柱打扮成十字架，把汪精卫描绘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主。　　

　　

　　秦桧死后才被人铸成跪像，汪精卫也死在抗战胜利之前。茅于轼八十岁了，人们诅咒汉奸，我却希望他活着，活到人民审判他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