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花与霸王鞭——慈悲的佛教与残酷的农奴制

一、白莲花与霸王鞭的奇特结合

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为慈悲的就是佛教。佛陀教义中的慈悲是彻底的，无论是佛经中舍身喂虎、割肉喂鹰的感人故事，还是“举步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不点灯”的教诲，无论是包含爱护生命、珍惜生命含义的结夏安居，还是泽被三途众生的盂兰法会，都透露出佛教对生命的深深关爱。佛教的慈悲的广泛的，不仅对每一个人要慈悲为怀，做到怨亲平等，而且对每一个畜生、饿鬼、地狱众生，都要慈悲关爱，可以说，佛教要求每一个佛教徒在生生世世都要对佛教世界中的每一个生命慈悲为怀，都要无私关爱，无私奉献。慈悲的本意就是“拔众生苦”“施众生乐”（《大智度论》）。相比较其它宗教经典中对杀戮的称赞，对征服的推崇和对复仇的褒扬，可以说，佛教教义的慈悲空前绝后，达到了人类文明史上慈悲的极致，佛教徒——又成佛弟子，是矢志按照佛陀的教诲去实践、去修行的人，本应成为世界上最为慈悲、最为爱惜生命，一心一意提升各类生命的品质的典范和楷模。圣洁的、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花，成为佛教、佛教徒的最恰当的比喻物。

但现实往往和人的想象出现背离，与大量的佛教徒与其它宗教信徒和平共处、忍让为先、慈悲为怀的历史事例相伴随的，还有大量与佛教教义并不协调的反面案例的存在，其中典型的包括二战期间日本佛教徒对侵略战争的积极参与、包括发生在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深深卷入其中的长期内战，而于今天的中国密切相关的就是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的西藏的农奴制。

西藏，就其历史而言，除了短暂的“黑暗时代”，佛教一直是他的“国教”，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是西藏地区的历史传统。进入17世纪以来，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崛起，该派的宗教领袖，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及其转世化身——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成为西藏地区，乃至整个藏传佛教的最高宗教首领，而达赖喇嘛还作为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领袖对西藏地区享有最高世俗统治权，而达赖喇嘛治下的西藏政府（噶厦）的最高首领也是僧人，而大量的高级行政职务也是按照一僧一俗的标准来配置。一个以佛教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且由佛教的宗教首领来治理，大批僧人来兼任高级行政职务的政府成为西藏地区政治的主要特点。在历史上，佛教于一个地区的政权结合如此之紧密，这种结合延续时间如此之长，都是空前的。

按照一般的理解，以慈悲的佛教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且佛教信仰深入人心，由佛教最高首领来任最高首领、大批高僧出任政府高官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慈悲的政府，应该是一个任何生命都得到最好的善待，不存在伤害、杀戮、侮辱和诽谤，每一个人都力图作为一个合格的佛弟子，以达到最高的涅磐为最终目的的圣人君子，而他们的最高首领——无论是宗教领域的还是世俗领域的，也一定依次为一切政策的依据。每一个生命以最快涅磐成佛提供了最好的修行条件，善待每一个生命应该成为那个佛教“国度”的最大特征。

但是，与人们的想象截然相反的事，恰恰是在最为慈悲的佛教为“国教”的地区，恰恰是在由佛教首领直接担任最高世俗长官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地区，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政治制度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农奴制。5%的农奴主（包括寺庙、政府和贵族）占有95%以上的土地和财富，同时也占有对95%其余人口（农奴）的一切处分的权利，包括杀死和交换，农奴的孩子世代为农奴。农奴不是人，仅仅是会说话的工具，仅仅是两条腿的畜生，在有些条件下，一个农奴的价格仅仅是一个草绳，农奴不仅被驱使进行各种艰苦的劳作，而且被随意当作割耳、挖心、剥皮、杀头等酷刑的实施对象。“黑手高悬霸王鞭”，最慈悲的佛教成为最残酷的农奴制的华丽外衣，成为愚弄、统治、镇压广大农奴反抗的精神武器。白莲花与霸王鞭成为一体，形成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幕。

这一幕，引起强烈的反差而构成人类政治史、文明史、宗教史中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也为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更为深刻地认识政治制度、特别是农奴制；进而更为深刻地认识人类文明和宗教提供了一个历史性课题，也同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二、淤泥与白莲花

佛教为什么可以为这样一个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或者为什么在佛教占统治地位，佛教首领出任最高首脑之后，这种制度反而更加巩固，这不得不从佛教教义本身来寻找原因。佛教的理论，和任何其他的宗教理论一样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是解释世界，即把佛陀证悟到的世界真想告诉众生，此领域的佛教教义包括“性空缘起”“因果报应”“四圣谛”和“三世轮回”等内容。这部分内容详细解释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即世界（包括每一个生命）空无自性，宇宙万有乃因缘和合而成，并且刹那生灭。万事皆有因缘，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三世轮回无有终期，每一个生命本身具有佛性，只是由于妄想执著认假为真，烦恼无量，不能证得。外部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是每一个生命自身的感化，“依报随着正报转”，等内容。佛教的这一理论据说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得知，并且此后的许多高僧大德的也程度不同地达到了这些境界。由于佛教认为世界是苦的，使每一个主体自身的变现，每一个主体自身又被无量烦恼执著层层包裹，不能认识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从而在生死苦海中相互伤害，轮回不止，痛苦不止，因此佛教把世界（首先是我们居住的阎浮提示杰）视为五浊恶世，各种污秽不堪，罪孽汇集，痛苦不止的世界，始众秽交织的“污泥”。

而佛教提出的改造世界的方案就是佛陀指出的“解脱之路”。这一部分的佛教教义包括“五戒十善”，250条比丘戒和348条比丘尼戒，是按照佛陀的要求慈悲地对待一切生命，乃至一切非生命，要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不存在任何恶的念头，并在此基础上做到没有善恶、对错的二元对立，最终达到佛陀的境界，实现成佛的美好未来。成佛之后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愿望来继续教化苦难中的生命，最终实现每一个生命都得到解脱、成佛的美好结果。如果说佛教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污泥”的话，那么，佛教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解脱之路的阐释就是他们认为“百千万劫难遭遇”（《开经偈》），出污泥而不然，能够使生命真正解脱的唯一的“白莲花”。

佛教对世界的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佛教徒认为这些理论不同于世俗的学科知识，是佛陀“观察”到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并且历史上有许多高僧大德已经按照佛教的指引达到了“解脱”的境界，证明了佛教理论的科学性。当然，对于非佛教徒而言，由于没有接触、没有相信佛教理论，更没有按照佛教理论进行修行，所以对于佛教的理论没有办法证实，当然也没有办法证伪。对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而言，佛教对世界的解释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都应该是自己人生的信条，可以说，片面的突出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真正的佛教徒。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不仅仅是白莲花，而且是包含着埋藏着白莲花根部的污泥的整个的莲花，仅仅看到白莲花，或仅仅看到污泥都是不对的，片面的。

三、白莲花与霸王鞭（滴血的白莲花）

按照佛教的理论，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都是由于各种原因以及适合的外部条件结合而成的，因此每一个事物的出现都有自己的合理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点和任何能够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具有相似性。而关键在于，现实世界的合理性不能否定现实世界的罪恶性，污浊性，每一个生命都要在顺应现实、逆来顺受的同时（随缘），积极地修正自己的心理、言语和行为，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生命层次，为自己的最终解脱不断努力。从这一意义上讲，佛教并不特别的支持和反对某一个政治体制，每一个政治体制都有自己存在的因缘，都同样是当地当时众生感应的结果。每一个佛教徒，无论出于任何政治体制下，都应该顺应现实，积极修行。反抗、革命都只能在对付自己的内心、言语和行为的意义上存在积极意义。

西藏，作为藏传佛教的中心，西藏农奴制政府自然也知道佛教理论的这种“政治观”，因此在解释自己“合法性”的时候，采用了佛教的理论，不断地告诉普通的农奴——也是虔诚的佛教徒，自己的处境（牲畜）一样的处境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面对现实只能安分守己，用自己的苦难来消除自己的“罪孽”，换取来世的相对幸福的生活，如果不顾佛陀教诲，心怀不满、企图反抗，只能在现实得到各种酷刑的惩罚，并且在来世到达比现在更痛苦千万倍的地狱去受苦。这种说法，由于农奴的文盲状态，自己不能直接阅读佛经而成为佛教的主要内容。而要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众生，也仅仅成为广大农奴们的片面义务和责任，农奴主们则可以随意地享受自己“过去世中修来的”各种福报，包括对农奴们是以各种酷刑，直至剥夺他们的生命。佛教的慈悲成为农奴主（和各“高僧”们）用来照亮农奴义务和责任的“手电筒”，自己并不受到这些戒条的束缚，虽然他们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并且据说是“更纯粹”的佛教徒。

在这里，佛教（藏传佛教）成为农奴制度的合法依据，成为农奴制度的保护伞和消毒剂，应该说，在这一结合中，佛教本身也受到了扭曲。这体现在：其一、佛教的慈悲、平等精神不见了，看见的是残暴、等级、贵贱等一系列和佛教建议截然相反的残酷现实。其二、佛教的解脱不见了，看见的是祈福、祷告等追求福报的短期行为。佛教教义虽然也承认这些行为可以带来今生或来世的福报，但佛教反对追求这些，认为这些是“不了义”，是不究竟、不彻底的，福报享尽必将还会重新堕落。这些行为不可能带来佛教所追求的解脱、涅磐等目标。在这里，看到的仅仅是污泥，没有污泥之上的水，更没有洁白的白莲花。其三、佛教的真诚不见了，看到的仅仅是虚伪、妄语。佛教不仅告诉人们现实的苦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佛教徒）明白如何修行来早日实现自己的和众生的解脱。而在藏传佛教统治下的西藏，看到的仅仅是对现实的承认，维护，却失去了正确的修行。普通农奴的逆来顺受，不可能达到解脱的境地，而农奴主、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也于佛教中的解脱大相径庭。其中最为典型的转世活佛体制更是经不起佛教理论的深入推敲。佛教传入西藏，并且形成藏传佛教之后，在和政治结合之后，变成了统治阶层为自己辩护、压制和禁锢广大农奴们思想的统治利器，洁白的白莲花上染上了腥污，“滴血的白莲花”成为维护西藏农奴制的藏传佛教的最好的形容。

四、天上或者是人间

佛教教义承认现存的一切事物（包括杀戮、压迫）的合理性，哪怕仅仅是相对的合理性。佛教为每一个身处各种不同体制下的信徒提供了解释一切的强大工具。按照佛教教义，佛教徒的根本使命是解脱，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一切制度都是而且仅仅是自身本质的外化。因此，佛教，就其本质而言，是平等对待一切政治体制的，是源于自己的因缘和合理论来为一切政治体制来提供解释的。既然如此，佛教、佛教徒就应该按照随缘不变的理论观点，关注与自身的修行，关注与佛法的弘扬，按照佛教的慈悲原则来处理一切事物。

但是，佛教为了便于自己的普及，常常借助于王力，即政府的力量、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力量，而在佛教有一定影响的地区的统治者，也常常会借助佛教教义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自己前世修来的，自己确实比其他人高贵），二者的结合，常常导致佛教要为统治者辩护、祈福，而统治者也常常借助佛教教义而宣布自己是神、是菩萨。在历史上，佛教和政权相结合的形式有三种，其一是佛教的首领直接担任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如西藏，这是二者结合的最紧密的形式；其二是立佛教为国教，佛教首领（法王）享有很高的特权，如泰国，其三是佛教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没有成为国教，政权对佛教事务具有最高的决定权，佛教出于某种依附地位，如中国，这种结合的程度最浅。佛教和政权结合得越紧密，就需要更多地为世俗政权的不完美、甚至是罪恶来辩护和解释，从而形成某种保守的力量，阻碍社会的变革，当新的社会变革来临时受到株连，也违背了佛教的根本教义（如上所述，佛教的教义是承认无常，承认任何现实，包括对现实的改变的）。而从佛教对社会的影响来看，与政权结合得越紧密，对社会的反面作用就越大，社会制度就越黑暗，而社会一旦变革，对佛教的伤害也越大。

任何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佛教的行为，都在带来佛教传播的同时带来对佛教教义的伤害（或歪曲），并在最终的意义上，伤害佛教教义的完整性和解释力。依靠“王力”来宣扬佛法，只能是与虎谋皮、南辕北辙，并最终沦落为维护政权的工具。佛法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来弘扬，宗教只能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走捷径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五、达赖喇嘛：佛教首领，还是叛教者

西藏的政教合一（有学者称之为教政合一）就面临着这种困境。当社会变革到来之时，当人民觉醒之时，就会发现这种制度是最不慈悲的制度，这种制度的领导人（也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往往是佛教教义的弯曲者，佛教教义的背叛者。由于很多的佛教徒和旧友的政权结合得太紧密，为了维护自己旧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在解释和利用佛教教义时就不得不谎言不断，谬误百出，从而暴露出自己作为旧社会制度维护者的真面目，而是自己虔诚的佛教徒的画皮脱落下来。

从1959年的叛乱，到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游走于“自治”“高度自治”“半独立”“独立”之间，妄图在“大藏区”的名义下实现更大范围（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统治权，成为西藏分裂主义者的行为轨迹。一个妄图通过叛乱、祖国敌对势力的支持、暴动、“起义”来实现和扩大自己的残暴统治时，还自称（冒称）自己是慈悲的、和平的、非暴力的、珍爱一切生命的佛教徒，确实有点滑天下之大稽。

在“3·14”暴乱之后，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秘书长帕洛普·泰阿利指出，“真正的佛教徒不会诉诸暴力，更不会为了实现自己的诉求去伤害别人”，那些参加暴乱的“佛教徒”应该“用心学习，回归心灵的平静，领悟并传播佛教的真谛。”该秘书长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佛教教义规定僧人不应参与政治”“僧人的职责不是参与政治，而是静心修行”。这等于是指出这些佛教徒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不是好的佛教徒，没有真正领会佛教的教义。同理可证，达赖喇嘛作为这次暴乱的策划者、指挥者也不是真正的佛教徒，更不是什么佛教领袖，而只是一个冒充佛教徒的政客，或者是佛教的叛教者。是做一个铁竿的民族分裂主义者，还是一个不干预政治的真正的佛教徒，二者必居其一，而现在看来，达赖喇嘛选择了后者。

作者：姚洪越，大学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