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上班奴谁来解放？

司马平邦

让富士康公司的深圳员工，最流地的词汇是“上班奴”们，一个接一个，一共11个，跳楼殒命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若在10年前，是个新鲜得不能再新鲜，阳光得不能再阳光，高尚得不能再高尚的词汇，当年，当杰克·韦尔奇从通用电气CEO的位置上光荣退休之后，中国企业家才知道“企业”这两个字可以和“文化”这两个字绑在一起用，在那个年月，企业建设的目的只能有一个，就是赚钱，而且不是赚小钱，是赚大钱。

除此而外，别无它图。

当然，也不包括在富士康厂区的所有楼宇顶上建隔离带和防跳墙。

我觉得，把富士康“十一跳”归因于社会、归因于政府和归因于企业本身，是似乎都对又都不全对的道理，10年前，我们曾经的社会理想就是将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个强大林立的大企业森林，经由这个思路，所有的大企业原则很容易变成全社会通法。

而从个体户变成小企业，再从小企业变成大企业，无论是任正非还是郭台铭，他们所藉助的引以为豪的最重要手腕就是“效率”――任正非的打地铺文化没有造成太多的“跳楼”事件，或者缘于华为员工素质高，而富士康是代工大鳄，用人的素质当然不能与华为相比――其实，跳楼的事，在华为更早就发生过。

可见，大企业和大企业规则虽然可以推着中国这列经济列车越走越快，但大企业和它们的企业文化，在当代中国同样却正面临着更严重挑战，即企业在达到高速发展的时候，那些组成这架伟大机器上的零件们――一个个鲜活个性的员工，毕竟还没有练就螺丝钉一样的钢筋铁骨。

螺丝钉被磨损了可以作废，可以回炉，员工被磨损了，却只能――跳楼。

以前有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块砖，党让往哪儿搬咱就往哪搬，雷锋叔叔当年也把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比喻成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现在，这些话都过时了，但对那些每天沿着严格如军规庄重如天条的“企业文化”规定的动作整齐生活的制造业上班奴们来说，他们只是新型的螺丝钉和板砖而已。

现在，所有的城市电影院都在放着一部叫做《杜拉拉升职记》的电影，电影的内容是描述一个小杜拉拉的小女人如何从底层爬升，沿着“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光辉道路，一步一步变成小富婆的故事，就在这部将“企业文化”的光彩放大到有如佛光普照一样的电影公映期间，富士康的厂区里至少有3个与杜拉拉差不多同龄人的员工选择跳楼自杀的道路。

如果“企业文化”是轮太阳，而企业是个地球，那么杜拉拉一定是站在永远被太阳照耀的一面，而“十一跳”者却永远站在它的反面――看来，这轮叫做“中国企业”的地球，无论是自转和公转的角度，都错了。

所以，人家杜拉拉是上班族。

而“十一跳”者只能叫上班奴。

康士康的“十一跳”提醒，现在，至少该对10多年来最为盛行的所谓“企业文化”做相对的检讨了，是不是现行的发展速度最快的中国企业里，尤其是那些以人力成本优势著称的制造企业，更合适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2000多年前，秦始皇发全国几十万壮丁修建万里长城，孟姜女的老公万喜良也在其中，后来万喜良累死在工程上，他和无数与他一样累死的壮丁一样被填进了一段段长城的基础里，所以，孟姜女寻夫无着，放声大哭，才哭醒了城墙下被深埋的老公的灵魂，才哭倒了长城。

对于万里长城来说，万喜良就是一颗螺丝钉，或得就是一块板砖，大秦帝国之万里长城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里，万喜良也只能当一颗螺丝钉，他活着的时候是，死了也是。陶渊明曾这样怀念死去的亲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果死在他前面的孟姜女能听到这首诗，肯定一点儿浪漫文艺也听不出来，而是血淋淋的不可触目。

秦时代，正值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代，对帝王来说，全国的子民无异于他可以随意役使的奴隶，其实，在当代的大企业的某处，上班奴的境界可能比万喜良还不如，因为至少万喜良死了，还有孟姜女哭倒长城，都11个上班奴们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了，却仍没见一个孟姜女的身影。

西藏的农奴由毛主席来解放。

大企业里的上班奴该由谁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