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能压制思想偏激者及其意见的自由表达　　

——大学不能压制偏激思想的自由表达　　

近些天来，经过网络这个平台的传播，一则关于北京大学出台重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的传闻，很快就成了整个社会舆情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异议最大的就是对思想偏激学生的学业会商。作为五四运动发祥之地的北京大学，究竟要在这些思想偏激的学生身上会商什么呢？是病态灵魂的矫治还是意见自由表达的压制，这是整个问题的要害所在。　　

目前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偏激，实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有的导源于正义感的驱动；有的发端于社会时弊的洞见；有的累积于官僚体制的挤压；有的义愤于社会腐恶的泛滥；还有的生成于创新性的独立思考或前卫性的思想架构。当然，被某种巨大的挫折、落差、不公平所扭曲、压迫的灵魂也可能产生各种偏激的思想。　　

这些偏激思想的产生，其较负面的影响就是可能破坏某种社会秩序的暂时和谐，或暂时动摇某种正统思想的主流地位；但若与它的各种正面性的作用相比，则这一切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起来。因为这些看似偏激的思想中往往暗含着某些异端性的意见，而这些“异端的意见则一般总是某些被压制、被忽略的真理。”（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第49页）通过这些异端性意见的引领，人类的文明才可能开辟出新的历史纪元，真理的探索才可能跨越到新的未知领域。哥白尼通过自己异端化的日心说打破了欧洲人2000多年来对罗马教皇神圣教义的宗教式的膜拜，从此天文学的观测研究被推向了科学的新轨道。马克思通过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异端性的批判，而开辟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新路径。爱因斯坦通过自己相对论的异端化的架构，而建设性地颠覆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近代的物理学研究从此瞄向了微观高速世界奥秘的新领域。　　

不仅如此，这些偏激的思想中也还往往充斥着对社会时弊的洞见和未来变革的憧憬。通过它的引领，社会秩序才可能更加公平、社会正义才可能更加昌明，人类文明才可能更加进步。因为这些思想偏激者往往都有着高尚的社会良知和率直张扬的个性，敢于仗义执言、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它们对社会的时弊和腐恶充满着义愤，对未来的变革充满着憧憬和期待，对架构异端化的制度体系充满着独见和冲动。　　

在社会良知和正义感的驱动下，它们的偏激思想往往就是催生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在对科学真知的苦苦探寻中，它们的偏激思想往往就是某种重大创新性理论的天才式的架构。它们是国家民族的瑰宝，是未来变革的先知者。压制它们的偏激思想，整个社会制度的进步和创新就可能停滞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可能由此失去催生自己兴旺发达的脊梁。　　

作为催生卓越学术的殿堂，探求科学真知的产床，大学不应压制求真性的思想偏激。它应该有着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应该依靠自己的多元并存包容和接纳百家学术观点的自由争鸣和共存共荣。它不应该继续挥舞着学术权威、正统观点、主流舆情的大棒，排斥并挤压异己的存在，阻止并压制它们意见的自由表达。它应该为这些偏激的思想、异端的意见营造一个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港湾，让其不受压抑地展开自己求真性的理性思考。　　

须知道，真理总是通过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和碰撞交融被发现出来的，也总是通过它们的彼此争斗和相互激励、相互揭短而被提升、完善的。“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势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两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约翰·密尔《论自由》第30页）探求真理性的认识需要的正是这种意见的自由表达和异端思想的自由争鸣。正如密尔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人类智力的现有状态下，只有通过意见分歧，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比赛和相互提升的机会。”（同上第51页）如果我们压制这种意见分歧的自由表达和偏激思想的自我萌生，而长期独尊一家学术、一家观点、一家主义，就像汉武帝所做的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探求真知的生生之火，就可能被活活地窒息掉。鲜活的思想就可能僵化，尊崇的主义就可能变成死的教条。如果我们还指望大学探求科学的真理、催生卓越的学术，就万万不可排斥和挤压各种思想、各种意见的自由争鸣、自由表达；就必须对那些有着求真良知的思想偏激者进行某种特殊的保护，使之无惧于坚持自己的偏激思想和意见的自由表达。只有通过这些偏激的思想、意见的自由表达，痛陈时弊、憧憬未来，才可能催生出新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争鸣、相互激荡，才可能催生出异端化的理论，引领新的社会实践。所以，学术的繁荣、创新的勃发，其根就在于这种求真性意见分歧的自由表达以及全社会特别是权力精英对这些思想偏激者的包容与接纳。　　

　2011年4月12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